毛泽东一句话讲透了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由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风纪律等决定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体现，是衡量党员立场、觉悟的准绳，是党员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党性教育是指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的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党章党规党纪、优良传统作风等教育。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党性教育的具体内容侧重不同，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忠诚于党和人民，担当作为、艰苦奋斗、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团结奋进等始终是主要内容，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性教育之中。百年来党性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理解把握：

 

第一，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因而也是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创办革命刊物、出版马列书籍、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办党校和训练班、进行整风等形式，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大批共产党员坚守信仰信念，英勇奋斗，视死如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生动诠释了信仰信念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建立了以各级党校为中心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把理想信念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紧密结合，激励广大党员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新时代，党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并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

 

百年实践证明，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也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起来，做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第二，在党性教育中始终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经历了无数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形成了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它凝聚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自信和底气所在。

 

百年来，党及时凝练在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并把体现这些革命精神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典型事例作为各个时期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激励全党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更大光荣。历史告诉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永恒主题，也是党性教育的永恒主题。新时代党性教育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就是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传统资源，引导党员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接续书写党的历史华彩篇章，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辈的业绩。

 

第三，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聚焦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行党性教育。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主要任务不同，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同，要求党性教育紧密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聚焦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去开展。由此，党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为建设新中国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自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时代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忧党、兴党、护党，勇于自我革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可以说，党性教育是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性教育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教育引导党员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百年来党性教育的开展都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主要围绕“成为忠实的党员”“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等方面展开，着力解决党的幼年时期党员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不强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围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展开，克服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全民族抗战时期，主要围绕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来展开，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克服主观主义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一是围绕加强集中统一和纪律性来展开，着力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二是围绕进京“赶考”、做到“两个务必”来展开，着力解决因胜利而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和腐化堕落危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全面执政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作风、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来展开，着力解决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等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围绕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展开，着力解决思想僵化、党性党风不纯的问题。新时代党性教育主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展开，着力解决管党治党不严、党的建设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显然，百年来的党性教育着力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背离党的初心使命、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扫清思想障碍，为推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把党组织开展教育同党员自我教育相结合。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用工人阶级的优良特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党章党规党纪、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党员进行的政治引导和精神塑造。党性教育的对象是党员，任何一个党员都没有例外，都需要接受党性教育。党性教育的特点是双向的、互动的，不是一部分人去教育另一部分人，而是每一位党员在接受组织教育的同时进行自我教育。党组织的教育和党员自身的教育，构成了党性教育的双向互动关系，使党性教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有机统一起来。党组织通过党性教育引导党员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读书思考、修身养性、慎微慎独，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必修课。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带动全党党性修养、境界觉悟的提高。

 

党员在接受党组织进行的党性教育的同时，自觉融入党性教育之中。百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增强党性的系列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系列文件，不仅揭示了党性的丰富内涵，明确了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责任，也指出了党员自身进行党性修养的路径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党员自身党性修养的路径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在严肃认真科学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进行党性锻炼；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加强自我省察，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和纪律，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三是在不断学习中加强党性修养，不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四史”中汲取智慧，扎扎实实在实践中学习，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四是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第五，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法宝和有力武器。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共产党人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重要法宝，是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延安整风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标；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凝聚力，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强调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围绕加强作风建设、发挥表率作用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带动全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严肃党内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性教育的有效方式，对于洗涤党员的思想和灵魂、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党员、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敢于担当，敢于突破人情困境和私心杂念，襟怀坦白、大胆地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对百年来党性教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科学指导。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历程和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成功奥秘，给新时代共产党人以深刻启示。

 

（作者：丁俊萍 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让档案回家

 

中国共产党历经各种危机和磨难，任凭外部敌对势力怎么内外攻击，始终攻不破、打不烂、拆不散，仍然安如磐石、坚如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赢在坚持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够硬，赢在超强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党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手抓

组织软实力、硬实力都超强

 

（一）党指挥枪，枪杆子要硬

 

1. 革命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走过弯路的。在成立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上。但是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被杀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三十多万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一下子降到 1927 年 11 月的不到两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 70% ！

 

对于异常残酷的局势，毛泽东早就有所警觉，并在 1927 年 3 月写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向党内同志发出警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军队 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几天后，在 8 月 7 日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前期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尽管有了这样的认识，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再加上部队兵员的补充来源主要是农民、游民和俘虏，又加之连续作战，生活艰苦，致使部队中仍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良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毛泽东在 1929 年６月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绝对的党领导”等概念。同年 12 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党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要硬。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接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样，毛泽东就从政治原则的高度对党和军队的关系作出了最本质、最形象的概括和表述。此后“党指挥枪”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形象化表达。

 

1940 年 8 月 20 日，在百团大战开始的同一天，朱德发表了《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警示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指挥，并告诫全体官兵必须保障“党的绝对领导”，而党实际上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告诫全体官兵必须保障党中央的绝对领导。真正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最终成熟的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并导致新四军损失惨重，从而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让中共中央痛下决心彻底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到实处。此后，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的发布为标志，“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 1941 年之前较少出现，而在 1941 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

 

 

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局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1 年 7 月 1 日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托；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历时 142 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一座土坯垒就的平房里，用一部嘀嘀嗒嗒的电台，总计发出 197 封电报。一封封简短的电报，指挥调动着在各大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千军万马，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三大战役期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154 万余人，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军委作战室

 

指挥作战的电话机

 

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最终败给了“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这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曾有人质问蒋介石：“你时常坐专机，飞来飞去到各个战场一线指挥部下作战，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输给了坐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土‘司令部’里，用电话机和电文指挥的毛泽东？”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许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失败在三大战役之前就已注定，但是对共产党及解放军来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要素。

 

（二）笔杆子要硬,牢牢抓住组织最大的权力——思想权

 

笔杆子指挥的是思想权。一个组织最大的权力是思想权。统一思想，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组织便势不可挡，战无不胜。拿破仑说：“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几代领导者也深谙思想领导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深入推进思想建党作为党的自我革命首要任务的历史。

 

1. 笔杆子就是思想权

 

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说，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当教员，只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他被迫拿起枪，搞起了武装斗争。毛泽东一生没有怎么带过枪，却从不离笔，可以说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笔杆子是号角、战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斗争、行动。

 

1929 年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就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训练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进行特别教育等。会议决议案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部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保证了组织内部的思想统一。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并在实践中采用报刊、标语口号、戏剧歌舞表演等手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反共宣传，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舆论武器，强调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亲自兼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会成员，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稿件。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亲日、亲美言行泛滥时，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论持久战》）

 

 

反“围剿”中的红军在行军（新华社）

 

1947 年，在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十多年的延安，转战陕北。当时，随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几个连的中央纵队，一支是新华社工作队。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在西柏坡期间，毛泽东和战友们拟发电报 408 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的笔杆子不仅对准敌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当军队内部出现各种杂乱声音与思潮时，毛泽东也用笔杆子统一思想，实现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面对党内不同时期各种思想上的不统一，毛泽东也都有针对性地发表文章，促使广大党员达成共识。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亲写新闻稿：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2. 思想改造，化敌为我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军队，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解放军能够化敌为我。具体来说就是解放军能够很快地把敌人，准确地说是战俘，转化为我军成员，甚至到了“即俘、即补、即战”的程度。这种“即俘、即补、即战”的做法，不仅是世界上空前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堪称绝无仅有的人文奇观。如何实现从战俘到我军成员的转化呢？答案是：做思想工作。具体做法如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我军会组织他们先开诉苦会，再对其进行阶级教育，然后是情感转化。

 

诉苦会痛陈社会的黑暗和残酷，然后告诉俘虏们，这种黑暗和残酷都是国民党政权造成的，从而激发起俘虏们要加入解放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

 

 

诉苦会

 

共产党不仅注重国内的宣传工作，也重视在国际上发声，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长征期间，党中央专门委派陈云到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让共产国际增强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信任。陈云的报告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成立对外联络交际机构，接见外国记者，畅谈中国革命，以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印象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为代表，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国内和国际人民传递信息，争得同情。可以说，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在运用舆论的武器推动武装斗争的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并收到了显著效果。

 

3.干部要拿得起笔杆子、能用笔杆子、善用笔杆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依然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比如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

 

1981 年，党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有思想，有灵魂，有凝聚力，还有持续的活力和战斗力。

 

延伸阅读：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由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风纪律等决定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体现，是衡量党员立场、觉悟的准绳，是党员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党性教育是指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的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党章党规党纪、优良传统作风等教育。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党性教育的具体内容侧重不同，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忠诚于党和人民，担当作为、艰苦奋斗、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团结奋进等始终是主要内容，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性教育之中。

 

百年来党性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理解把握：

 

第一，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因而也是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创办革命刊物、出版马列书籍、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办党校和训练班、进行整风等形式，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大批共产党员坚守信仰信念，英勇奋斗，视死如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生动诠释了信仰信念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建立了以各级党校为中心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把理想信念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紧密结合，激励广大党员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新时代，党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并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

 

百年实践证明，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也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起来，做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第二，在党性教育中始终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经历了无数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形成了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它凝聚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自信和底气所在。

 

百年来，党及时凝练在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并把体现这些革命精神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典型事例作为各个时期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激励全党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更大光荣。历史告诉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永恒主题，也是党性教育的永恒主题。新时代党性教育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就是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传统资源，引导党员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接续书写党的历史华彩篇章，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辈的业绩。

 

第三，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聚焦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行党性教育。

 

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主要任务不同，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同，要求党性教育紧密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聚焦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去开展。由此，党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为建设新中国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自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时代的党性教育着力引导党员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忧党、兴党、护党，勇于自我革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可以说，党性教育是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性教育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教育引导党员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百年来党性教育的开展都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主要围绕“成为忠实的党员”“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等方面展开，着力解决党的幼年时期党员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不强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围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展开，克服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全民族抗战时期，主要围绕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来展开，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克服主观主义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一是围绕加强集中统一和纪律性来展开，着力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二是围绕进京“赶考”、做到“两个务必”来展开，着力解决因胜利而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和腐化堕落危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全面执政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作风、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来展开，着力解决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等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围绕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展开，着力解决思想僵化、党性党风不纯的问题。新时代党性教育主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展开，着力解决管党治党不严、党的建设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显然，百年来的党性教育着力解决的是党内存在的背离党的初心使命、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扫清思想障碍，为推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把党组织开展教育同党员自我教育相结合。

 

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用工人阶级的优良特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党章党规党纪、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党员进行的政治引导和精神塑造。党性教育的对象是党员，任何一个党员都没有例外，都需要接受党性教育。党性教育的特点是双向的、互动的，不是一部分人去教育另一部分人，而是每一位党员在接受组织教育的同时进行自我教育。党组织的教育和党员自身的教育，构成了党性教育的双向互动关系，使党性教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有机统一起来。党组织通过党性教育引导党员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读书思考、修身养性、慎微慎独，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必修课。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带动全党党性修养、境界觉悟的提高。

 

党员在接受党组织进行的党性教育的同时，自觉融入党性教育之中。百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增强党性的系列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系列文件，不仅揭示了党性的丰富内涵，明确了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责任，也指出了党员自身进行党性修养的路径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党员自身党性修养的路径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在严肃认真科学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进行党性锻炼；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加强自我省察，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和纪律，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三是在不断学习中加强党性修养，不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四史”中汲取智慧，扎扎实实在实践中学习，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四是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第五，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法宝和有力武器。

 

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共产党人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重要法宝，是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延安整风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标；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凝聚力，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强调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围绕加强作风建设、发挥表率作用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带动全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严肃党内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性教育的有效方式，对于洗涤党员的思想和灵魂、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党员、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敢于担当，敢于突破人情困境和私心杂念，襟怀坦白、大胆地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对百年来党性教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科学指导。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历程和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成功奥秘，给新时代共产党人以深刻启示。

 

来源：开国将士后代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