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郭沫若出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在书中《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老引用了杜甫一首题为《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诗：“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杜甫“鹅鸭宜常数”的诗句很是让人感慨。
我们说不出当年南京大屠杀中绝大部分死难者的真实姓名，所以日本人不承认死难者有30万，进而不承认发生过大屠杀。反观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姓名逐一上墙，无从辩驳。
不管杜甫写诗之余是不是还有兴趣和时间常数鹅鸭，但养鹅鸭的人家常数鹅鸭是很正常的。一座城市，经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竟然弄不清死难者究竟为阿谁，实在让人悲哀惊诧莫名。首都南京尚且如此，遑论当时其他城乡的人口管理？
历史上，我们习惯称官为“牧”，治理地方为“牧民”。有人可能还愤愤以“牧”待民是为不敬。殊不知，州牧之类地方官鹅鸭尚肯常数，独于百姓，却连常数的兴趣也没有。盖鹅鸭实为财富资产，而人头甚至常被认为是负担。
即便南京大屠杀之前我们弄不清南京的常住人口数，倘若在抗战胜利后政府能及时统计死难者姓名，多数还是能够统计上来的。问题是，当时有多少人意识到做这件事的意义呢？直到很久之后，看到日本人抵死不认南京大屠杀史实，有关方面才想起像抢救国宝一样紧急采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人证言。只可惜“识过来秤没肉卖”，绝大多数幸存者早已离世。而即便是好不容易采录来证言，还有很多人事后经不住儿孙反对，要求收回证言。韩国幸存慰安妇敢于公然站出来指证日寇暴行，我们的许多被强暴者却害怕给儿孙丢脸而羞于承认。客观上，我们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倒是为日寇洗脱南京大屠杀罪名帮了大忙。
即便今日，我们的人口统计是不是赶超了当年日本广岛长崎的水平了呢？人口统计之外，我们的其他统计什么时候能改变“数字都是水”的讥讽呢？
日寇及其子孙迄今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暴行，更不肯认罪道歉，已足让人悲愤。而无论中华民族如何复兴，我们都无法在东京复制一场同样的“大屠杀”，正如狗咬人，人却不能咬狗，这才是最深沉无奈的悲哀。这也正是狗与人、畜生一样的人与文明人之间永远的不平等。
毛主席说过:“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工作中，周总理近乎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数据，“大概”“可能”“也许”这类词是坚决不能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个人口统计数字，平时看起来也许无关要紧，对于统计不上心的人，我们或许只会“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只是不知道，关键时刻，一个数字，甚至直接关乎历史史实、民族尊严，可不慎乎？
（作者：陶余来；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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