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家主体性与创作动机的多元交织
1、个人经历与情感投射：浩然出身贫农，其文学创作的道路，自觉集成并实践着延安文艺的经验和成就，将文学视为革命事业的坚实前哨，把“抗战文艺”“战时文艺”的基因延续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他以笔为枪，为工农兵书写、为革命呐喊。莫言则成长于高密那片广袤而贫瘠的乡土，童年时期亲历了饥荒与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其作品更多源于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原汁原味复现与文学观念的反叛性发生了化学反应，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成为一株苦难大地上野生的对世界充满仇恨的外来植物，比如菟丝子，它得到了周围一切植物的滋养，却又努力毁灭这些维系他野蛮生长的“他者”。
2、文学形式的自觉抉择：浩然宛如一位坚守传统的现实主义画师，采用线性叙事的平稳笔触与现实主义手法的精细颜料，按照既定的历史剧本，强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线条，绘制出一幅幅符合主流叙事的工整画卷。莫言在早期的几篇成名作之后，很快就发现在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圣殿里，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这些现实主义大师。他下决心旁逸斜出，不走寻常路。他剑走偏锋，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偷得光源，融合聊斋志异这样的民间传说的神秘颜料，用荒诞、扭曲的笔触与多重视角的混装，推出所谓“先锋性”的奇花异草。把自然主义、新感觉、以丑为美的恶之花，与个人经验的恶趣味巧妙融合，取得了令人惊艳的阅读效果。短暂的喝彩之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政治立场和阶级意识上的先天不足——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个人经历与错误文学观念的绝配。
3、价值判断的分野：浩然的价值体系以“人民性”为圆心，集体利益的半径划定了道德评判的坚固边界，个体必须为集体的宏伟大厦让渡自身空间。莫言则以“复调叙事”为织机，穿梭多元价值观的多彩丝线，质疑单一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王座，让不同的思想声音在文本的织锦上交相辉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逐渐成为新的时代主流思潮，莫言的冒险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西方发现开放了的中国并未按照预设的剧本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地缘政治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所谓斗争工具，“反抗”的莫言终于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四、“平常的文艺”与“非常的文艺”的辩证交响
1、既然文学先天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那么他无法避免会成为第二性的东西，会围绕着政治经济和时代的需求舞蹈。文学既可如浩然作品般，成为时代的巨型“晴雨表”，精准捕捉时代的风云变幻，将社会的温度、湿度、气压逐一记录，展现文学的社会责任担当；亦可如莫言作品般化作锋利的“手术刀”，深入时代的肌体，解剖其潜藏的矛盾毒瘤与陈年痼疾，彰显文学的批判精神锋芒。幸运的是，莫言遇到了这个包容的时代，在同一片蓝天下，两个尖锐对立的写作者都得到了生存的空间。各领风骚几十年，当历史的烟尘终于落定，当历史继续他螺旋中前进的轨迹，被遗忘的重新浮出，被推崇的也必然会成为烟云。孰是孰非，那是后人的事情。
2、浩然与莫言，两位作家皆如在历史迷宫中跋涉的行者，无法逃脱特定历史阶段给他们设定的命数。平常的文艺，我们可以风花雪月，调侃嘲讽，逞才使气。非常的文艺，我们必须听将令，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假如莫言与浩然出现在同一个历史坐标中，谁会走得更稳健，更精彩？假如莫言与浩然的历史境遇进行交换，谁会表现更精彩？一切尽在不言中。二者在与历史语境的博弈中，走出截然不同的突围路径。最终的历史评价，要看最终的主流意识形态，盖棺论定，也许遥遥无期。说白了，前后三十年的反复，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浪花两点。
总之，当时代接受了“多元化”这一至高无上的评价标准，那么面对同一历史时期文学表达的不同甚至相反，就是无法拒绝的赏赐了。让人说话死不了人，听见兔子叫也依然可以吃上黄豆。既要承认多元的好处，摒弃以“进步/落后”这种粗暴二元框架评判作品的陈旧思维枷锁，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不论走得多远，也要记住来时的路，避免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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