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谁缉事｜捍卫天理正义，任何命案都不能被一句“医学灰区”打折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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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谁缉事｜捍卫天理正义，任何命案都不能被一句“医学灰区”打折
2025-05-29
四川成都郫都区的27岁王某雅就在自家门口，被隔壁患有精神疾病的梁某某当场刺死。这个北外毕业、留学日本，原本拥有无限可能的年轻女孩，还来不及拥抱未来，就被无情夺走了生命。更让人愤怒的是，行凶者竟拿“精神分裂症”当挡箭牌，试图逃避该受的惩罚。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公众怎能不愤怒？杀人就得偿命，这是最起码的天理。不管什么病，都不可能变成挡在法律面前的护身符。我们绝不能让“精神病”成为凶手脱身的借口，也绝不允许王某雅白白惨死，而行凶者却安然无恙地继续活在世上。
一、精神病不能成为脱罪理由
首先，对于这个自称精神病患者的犯罪嫌疑人及某些法律人，我想把这件事讲明白：有精神病并不意味着杀了人就不用坐牢，别想着拿这个当借口就能轻松过关。我国《刑法》第18条讲得很清楚，只有当一个人完全丧失了分辨是非或控制自己的能力，压根儿搞不清自己在做什么时，才有可能不用负刑事责任——这标准可不是随便就能达到的，光凭一张医院的证明可不行。那条法律还说了，如果能力只是有些下降而不是彻底没了，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跑不掉，顶多法庭会稍微轻判一点。现实中，能被判定为“完全没责任”的情况真是少得可怜。就像广东刘宝和那个案子，当年之所以闹得全国都沸腾，就是因为鉴定说他“一点责任都没有”，这才会让大家炸开了锅。
偏偏就有人想钻空子：嫌犯和辩护律师一旦嗅到“精神病”这条生路，就急着往自己身上贴标签。过去几年里，好几起恶性案件都出现同样套路——行凶那会儿没看出任何异常，一到追责阶段就“突然”被鉴定成有精神问题，结果弄得大众一头雾水。拿2012年的两桩案子来说吧：在山东，某医科大学女教师把车开上人行道碾死四岁女孩，事后不仅不救人，还当街脱衣躺地阻挠围观者。随后，鉴定报告给她安了个“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竟然就不用担刑事责任；舆论瞬间炸了锅。同一年，广东东莞“宝马撞人案”里，司机撞死三条人命，鉴定却认定他案发时“重度抑郁发作”，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样的判定一出，老百姓都在质问：贴张“精神病”标签就能把血债一笔勾销吗？
公众的质疑绝非空穴来风。眼下，精神鉴定从立案申请到结果出具，很多环节对外界全部被遮蔽：谁提请鉴定、专家名单怎样确定、如何保证评估过程不被人为干预，这些关键点都缺少清晰规则。一些一线的办案人员透露，警方遇到疑似精神障碍的案子，会请法医精神科团队做量表、谈话并回溯案情，试图还原嫌疑人作案时的精神状态。然而精神疾病本就错综复杂，鉴定又高度依赖专业判断，而外部监督几乎缺位，结论自然容易惹来不同声音。更有学者提醒，目前鉴定大多由精神科医生说了算，心理学、行为学意见介入有限，难免留下偏颇的可能。种种不完善，一定就会有钻这些空子，披着“精神病”的外衣，把责任悄悄甩在漏洞上。
郫都区的命案就是一面镜子。行凶后，梁某某被专家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只具有限定责任能力。这份结论既没有打动遇害者家属，也难以让外界信服。邻居们都说，她平时思维清楚，还屡次故意挑衅四周；行凶后能冷静地陪父母去医院，这些表现与“彻底失去理智”显然对不上号。更让人愤怒的是，梁某某的父母从未好好带她就医或加强看护，等出事才第一时间申请精神鉴定，似乎早就算好这一招。难道一个蓄意杀人者凭一纸鉴定就能逃过惩罚？遇害女孩的母亲质问：“真有病，为什么平时没人管？为啥非要闹出人命才拿精神病说事？”她拒绝接受现有鉴定，并呼吁修法：即便确有精神障碍，也应承担应有的刑责。这份抗议代表了公众的共识：精神病不是护身符。法律的价值在于伸张正义、维护安全，不应为恶行披上外衣。
放眼海外，“精神病免责”也备受质疑。早在19世纪，英国奥克斯福德刺杀维多利亚女王案就因为精神错乱判了无罪；1981年里根遇刺，枪手欣克利同样靠这条路脱罪，结果惹得美国上下群情激愤。之后，美国各州陆续收紧政策——4个州干脆取消精神病抗辩，另有11个州改用“有病也有罪”的判法，精神疾病辩护的成功率随之直线下滑。英国2000年左右也动刀，内政大臣斯卓主张把高危精神病人强制收治，喊出“公众安全优先于患者人权”，即便人权团体抗议，政府还是照办。由此可见，“得病就免责”在西方也已亮红灯。对中国来说，照搬那套“嫌犯人权至上”的做法行不通，我们得从国情出发，收紧鉴定流程，堵住“假精神病”钻空子的可能。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精神疾病都不该成为逃避法律的盾牌，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底线，而不是上限！
二、精神病人杀人应同样依法量刑
无论凶手是否存在精神障碍，都改变不了其残忍杀人的事实。大量案例表明，一些严重精神病患者在发作时的暴力程度并不逊于普通犯罪人，甚至更具破坏性。梁某某对王某雅连刺十余刀，凶狠程度触目惊心；而在案发前，她已多次携带利器滋事，早就是社区里潜在的高危人员。监管部门与家属未能及时干预，使这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长期闲置在社会，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教训已足够惨痛：对有攻击倾向的精神障碍患者，不能放任不管，更不能在血案发生后再以病情为由为其开脱。杀人就要承担相应后果，哪怕患有精神疾病，也不应例外。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风险绝不能轻视。最新调查显示，全国约有 1600 万此类患者，其中大约十分之一曾出现过肇事肇祸或被评估为高危。由于缺乏持续治疗和有效监管，不少病情严重者在社区游离，潜藏成公共安全隐患。央视曾统计，因精神障碍引发的重大暴力案件每年超过一万起，数字令人震惊。过去几年，北京大悦城持刀伤人、云南街头砍人、校园砍童等惨案接连发生，作案者多有精神病史，地点往往是商场、学校、公共道路，受害者毫无防备。北京检察机关梳理20 起类似案件，发现75% 属于突发、无预谋袭击，几乎无法提前预警。更令人担心的是，部分因“无刑责”被释放的患者出院后再次作案的悲剧仍在出现。事实一再说明：一旦高危患者失控，其攻击性和报复性极强，若不及时隔离并持续管控，后果难以想象。
面对这一现实，很难接受“精神病杀人就不能用死刑”这种说法。有人劝大家心软，说凶手“病没好”“当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因此处死他们“不够人道”。但真正缺乏人道的，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忽视。如果这些高危患者一次次闹出血案，我们再来追悔莫及，难道不更残酷吗？对手里握刀的人网开一面，就是把风险推给更多普通人。刑罚的意义在于维护正义、保护公众。如果因为一纸诊断就轻饶凶手，等于放任危险源回到社会。按刑事政策，符合死刑条件的案子就该坚定执行——这对潜在作恶者才是真正的震慑。美国里根遇刺后收紧相关法律，不少州推行“有病也有罪”，说明这一趋势并非个例。对极端残忍的精神病杀人犯判处死刑，既能防止悲剧重演，也能安慰受害者家属，维护法律的公信力。
三、“杀人者偿命”是中华正义的核心逻辑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老话，凝聚了华夏几千年的基本正义观，也是社会公平的底色。谁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该拿自己的命来偿，这是世代相传的铁律。无论是古代习俗还是历朝律例，都一以贯之地执行着“命债必还”的原则。从《尚书》《周礼》里的“以命抵命”到历代法典对故意杀人的极刑规定，这条准则早已深深刻在民族记忆中。
进入现代，法治讲程序、讲人道，但这份底层价值并没有动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刑法明确保留死刑，对恶性杀人案严惩不贷，正是回应社会的正义期待。每逢重大凶案，全社会都会发出同一声音：凶手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郫都区命案曝光后，网络上几乎一边倒要求判梁某某死刑，受害者家属更含泪呼吁“以命抵命”，这些强烈情绪正说明了大众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诉求。
若我们以“精神病”为由放过凶手，正义的天平就会严重失衡。一边是年轻生命惨遭扼杀、家庭彻底破碎；另一边却是行凶者存活下来，甚至以后可能“痊愈”出院，继续享受平常生活——这样的结果对受害者家属无异于二次伤害。让罪犯苟活，却让父母在丧女的痛苦中煎熬，这真是所谓的人道吗？这恰恰是对受害者最残忍的冷漠，也是对法律公信力的嘲讽。若杀人者得不到应有惩罚，公众对司法与道德的信任必然动摇，社会也会陷入不安。宽恕可以是一种美德，但不应施予滥杀无辜者。
有人打着“人道主义”旗号替凶手求情，主张对“患病”行凶者从轻发落。听上去仁慈，实际上却忽视了受害者及家属的基本权利。真正文明的社会，人道首先要照顾受害的一方，而非纵容施暴者继续享受阳光。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对杀人犯的宽容，就是对被害者的残忍。”如果连剥夺他人生命都不需要付出最高代价，社会的道德和秩序将会崩塌。因此，郫都案这样的恶性事件，不仅是司法问题，更触及中华伦理的根本。若凶手借“精神异常”之名逃过死刑，天理何在？唯有让杀人者承担生命代价，才能告慰亡灵、平复民愤，也才能再次确认那条亘古不变的正义准则：夺人命者，必偿其命！
四、回归正义本位，抵制西方法律观念侵蚀
西方所谓思潮，这些年在国内舆论场上大肆渗透，它们打着“人权”“仁慈”“进步”的旗号，实质却是颠倒黑白、纵容恶行的危险逻辑。一旦这套逻辑主导刑事司法，就会把凶手塑造成“弱势群体”，把受害人和社会多数拖入道德阴影。更可怕的是，这些论调不仅漠视受害者最基本的生存权，还妄图把“废除死刑”“有病免责”“人权高于一切”强行塞进中国的法治体系，让整个社会为极端暴力犯罪者买单。这样的思想本质上是在伸张伪善，将加害者凌驾于无辜者之上，不仅动摇了法治根基，也无情地践踏了普通人的安全感与尊严。
事实早已证明，自由派维护的所谓“文明”并未带来更少的血腥。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极刑、强调罪犯人权的西方国家，同样屡见重大暴力案频发，累犯率居高不下，许多无辜者因此付出生命。更讽刺的是，当这些人自己或家人遭遇威胁时，他们立即要求警察开枪、法官严判，再也不提“人权至上”。这套双标与伪善，恰恰揭露了其逻辑的虚伪本质：它们从未真正关心普罗大众的安全，只热衷于自我标榜的道德姿态。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不可能也不应成为“西方”实验人性的试验场。我们必须坚定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不容任何打着“人道”幌子的说辞削弱法律的震慑力，更不能让“精神病挡箭牌”成为罪犯的护身符。对残忍杀人者依法严惩，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是对社会公共安全最基本的保障。若放任自由派思想继续侵蚀，最终受害的只会是广大守法公民。真正的人权，是让每个无辜者免于恐惧，是让公正得到维护，而不是让恶徒靠一纸诊断逃脱正义的制裁。
五、以正义之名严惩凶手，告慰逝者还安于民
血已经流下，法律必须亮剑。罗尔斯形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凯尔森也提醒人们：一部法律之所以被信服，是因为它从不袒护罪恶。郫都案狠狠撕破了理想与现实的缝隙——如果“精神异常”成了凶手的护身符，那么法治就只剩空壳。情绪化的痛斥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对现行精神鉴定、监护与刑责体系来一次彻底“体检”：
程序透明：鉴定申请、专家遴选、复核流程必须晒在阳光下，任何暗箱操作都会扭曲真相。
风险评估：医学诊断归医学，但公共安全要另行把关。凡被评定为高危者，必须隔离管控。
责罚分层：轻度或间歇性障碍不能成为“一刀切”免责理由。治疗与惩戒要同步，让报应、威慑、矫治各就其位。
三道防线筑牢，法律才能恢复锋芒。
在道义层面，康德早就告诫：人是目的，而非工具。若凶手因“特殊标签”逃过应得之罚，无辜者就被迫成了祭品，这和真正的人道毫不相干。我们必须向所有潜在的施暴者发出最清晰的信号：不论身体或精神状况，只要敢夺人性命，法律必将以同等力度回击——只有这样的确定性，才能真正保护生命、稳住人心。
梁某某偿命，不仅是为王某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社会立下一条谁也触碰不得的红线。让法律说话，让正义落地——精神障碍不是免死券，任何命案都不能被一句“医学灰区”打折。只有当凶手付出与罪行相当的代价，逝者才能安息，生者才能安心。这不仅是一桩案件的终点，更是法治中国的脊梁。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思想引力场”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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