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平：五年一规划，见证中国人的长期主义

 

 

“我为‘十五五规划’献一策”等网络征求意见活动近日启动，以期在智慧的碰撞中探寻民之所盼的“最优解”，谋划治国理政的“施工图”。 

 

抓好“十四五”圆满收官、做好“十五五”谋篇布局，是当前的一件政治大事。自1953年开始，14个历史单元串联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中国之治”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即将开启的“十五五”，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意义重大。国内外舆论场不仅关注和讨论中国的未来走势，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选择以“五年规划”的方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又是怎样支撑这一制度有效运行的？ 

 

（一）

 

“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五年计划”。

 

短短四字，承载着重重的期盼。彼时新生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占比不到国民经济的10%，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同美国艰难“掰手腕”的经历，更让全国上下改变工业落后状况的意愿空前强烈。

 

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借鉴苏联经验，编制五年计划的想法开始成形。党中央提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随着计划系统落地，各行各业全面吹响了奋斗号角。鞍山钢铁公司、丰满水电站、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锅炉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无数个“第一”拔地而起。

 

据统计，“一五”期间新中国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在最短时间内积蓄力量，走出困境，实现自立——这张亮眼的成绩单极大鼓舞了国人，更验证了“五年计划”这一治国理政方式的有效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多的“五年计划”接续启动。

 

 

（二）

 

从1952年到1992年，四十年间，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2.69万亿元；人均年消费由80元提高到1116元；钢年产量由135万吨增加到8094万吨；铁路营业里程从2.29万公里延长至5.81万公里……

 

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计划对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的重大作用。正是因为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领域，我们才得以推动新中国快步走向工业化，为后续发展打下了经济家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继续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将影响市场本身的活力，政府开始转向专注对发展大盘子的宏观调控。

 

很多人注意到，从“十一五”起，我们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一字之差，却是思想认知的质变——有形之手不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不干预市场主体自由选择。“宏观有序+微观自由”，这种新状态也让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加速度——

 

“十一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二五”，科学发展引领经济转型，简单以GDP论英雄的时代终结；“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科技创新“势头好”，新质生产力“动能足”，高质量发展“活力畅”，一揽子政策“效果显”，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环环相扣，接续奋斗，一个个发展章节铺就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道路，也让所有人看清：“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 

 

 

（三）

 

环顾世界，“规划治国”其实并不罕见，为何独有中国将其发扬光大？

 

历史传统孕育了行事习惯。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中国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耕活动高度依赖自然规律之上的长期规划。不论是治水抗旱，还是应对战乱，都需要统筹规划，以举众人之力求长远之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行事传统因此孕育，又通过历史经验和集体实践不断强化，最终内化为我们这个民族务实稳健的文化基因。

 

初心使命提供了基本遵循。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我们党自诞生一刻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志不改道不变，所以我们党始终能够在乱云飞渡中把牢前进方向，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地将宏伟蓝图分解为一个个阶段性任务，让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一脉相承。规划始终有基本遵循，五年又五年正是积小胜为大胜的生动注释。

 

长期执政提供了重要保障。既为规划，必然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大国的规划，动辄以十年、百年计，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难言落实。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十分巩固，并以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让规划的超大时空跨度成为可能。

 

发展成效坚定了规划信心。为政之道，忧无策，更忧有良策而不落实。令行禁止、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是成功实施规划的重要条件。规划制定，分工定责，条条上按照部门进行分解，块块上逐级层层分解，时间上逐年分解。对标时间表、路线图，建立相应约束性指标考核制度，确保了实际效果。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治国方略。在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成为我们的行动哲学，更凝结为明显的制度优势。

 

网上曾热传一份2005年的旧报，版面内容是多国摩拳擦掌提出各自的月球探测计划。如今回望，只有中国做到了。“嫦娥”奔月、“天问”探火、“北斗”指路、“天宫”览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点进步都对接着当年的规划。中国人言出必践，这种特质异常朴素，却震撼人心。

 

 

（四）

 

有人曾感慨，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标往往只是传达一种愿望和态度。西方政治为何做不到中国这样的长期主义，甚至很多时候显得相当“短视”？

 

从思想认知上看，新自由主义被很多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这种理论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能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规划的意义就被间接否定了。但受制于视野局限，个人往往倾向于从眼前利益出发。

 

从政治特征上看，西方盛产选举型政党，这些政党不仅只代表了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而且以赢得政权为自己的使命。当政党渐渐异化为选举机器，崇尚的必然是实用主义，缺乏统一的、崇高的、连贯性的政治目标。即便上台了，定期选举和轮流执政背景下，执政党也只能安排在其任期时限内的工作，不可能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长远规划。

 

从决策执行上看，西方国家的决策只是以议案或者法案的形式通过，往往没有指定明确的落实主体。到头来，很容易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境。议而难决，决而难行，这让规划即便做出了，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五）

 

制度比较的目的，是更好认识自己、发展自己。通过五年规划这一切口，我们能够一探中国七十余年来昂扬奋进的重要密码。

 

根据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安排，我国将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3个五年的努力，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3个五年看，“十四五”是开局起步，“十六五”是冲刺收官，而“十五五”，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

 

展望未来五年的发展环境，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关头，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于中国而言，关键还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某种意义上，“五年规划”就是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每个领域都能从中找到奋斗的方向，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未来。上上下下以此聚力，就一定能以我们的确定性对冲外界的不确定性。

 

时间流动无止无休，是人的努力奋斗赋予时间意义，把时间变成了激扬的历史。在两个五年规划的时空交汇中，新的奋斗征程正在开启，念兹在兹的复兴梦想越来越近。

 

撰文：崔文佳；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