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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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
2025-08-16
【摘要】毛泽东毕生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种深刻洞悉历史规律、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的主动意识，驱使毛泽东引领中国革命实现了关键性的历史转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凭借历史主动精神，在战略战术、国际宣传、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均作出创造性贡献。历史雄辩证明，若无历史主动精神指引，我们党就难以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尤须赓续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既是对毛泽东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继承，更是立足时代坐标的创造性转化与战略性升华。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论断，也是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多次就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作出重要论述，提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凝练了历史主动精神，富含深邃的思想洞见。强调历史主动精神对于人类发展的积极意义，是很多进步思想家的共识。荀子指出“指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强调人在改造世界中的主动意义。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在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主动意义。历史唯物主义除强调客观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外，也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对人类实践的积极反作用，尤其是在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和特殊社会事件发生过程中，更是强调要具有历史主动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一种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改造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汇集了古今中外历史主动精神价值文化的精华，具有善于洞察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善于在复杂历史过程中发现机遇，善于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改变历史走向，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跨越式大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智慧洞悉历史发展规律，面对各种困难和危机，以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科学全面深入分析形势，科学制定方针政策，勇敢智慧地开展斗争，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
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四卷本中共有134次提到“主动”一词，其中122次集中于1936年1月到1945年8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100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18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提到1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提到1次，《论联合政府》提到1次。虽然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但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就已正式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从这时候起，可以将毛泽东关于“主动”的论述，视作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思考。1936年11月至1945年8月间，《毛泽东选集》收录122次“主动”一词，就足以展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动精神的丰富程度。当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很多著作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主动”一词，但其提出的战略设想、具体方针政策，很多都体现历史主动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党不可能建立一支200万的军队、近一亿人口的广大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容极其丰富，实践涉及方方面面。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至少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创造战争中的主动权。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主动精神，突出表现为思考战争主动性的强烈意识。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论述战争主动权的必要性、实现途径、认识论基础等。“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毛泽东在这里系统阐述了创造战争主动权的基本要素：一是创造战争主动权本质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人的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精神升华。二是创造战争主动权一定要了解实情，准确全面把握与战争有关的各方面情况，据此制定正确战略战术。三是创造战争主动权不是简单、盲动式的表面进攻，很多时候为获得主动权，可以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静止、让步、退却，这往往是创造更积极的主动权的必备条件。
第二，把握政治斗争中的主动权。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政治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将日本侵华势力彻底驱除出中国。围绕这个最大的政治，毛泽东密切注意创造积极条件，争取抗日战争中的主动权：一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战斗形式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样才能发挥自身优势，掌握战争主动权和政治主动权；二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通过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不遗余力在全国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使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占有主动权；三是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进一步增强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掌握先进社会力量，主动将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四是大力开展整风运动，全面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的政治斗争水平，增强全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主动权。
第三，主动引领人民认识历史发展趋势。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凭借优良武器装备屡屡得胜，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一度屡战屡败，一时间全国上下弥漫失败情绪。台儿庄大捷后，又出现了速胜论幻想。毛泽东冷静客观分析形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判断，认为抗日战争必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毛泽东这一论断为全国人民正确认识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指引，主动引领全国人民科学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发展趋势。
第四，提升主动精神的哲学境界。毛泽东在延安潜心写作《实践论》《矛盾论》。1938年9月，他又倡导成立延安新哲学研究会，组织翻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水平，增强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主动精神。
在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民主抗战模范的根据地，主动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辉煌成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最终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以历史主动精神建立、发展、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不仅步步退让，而且不断进攻主张民族独立和民族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社会正义出发，决定捐弃前嫌，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积极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侮、团结抗敌，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毛泽东在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鲜明表明了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此，毛泽东主张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他强调要寻求一切国际援助，争取国际上一切同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的支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历史主动精神宣传抗战、组织抗战，争取多数人参与抗战，以此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动员全民族进行的，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开始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面对这一反动政策，我们党从大局出发，坚决反击局部地区的反共行为，从全国大局出发坚决维护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39年9月16日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得到全国一切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认可，使国民党陷入被动挨骂局面，中国共产党获得广大爱国人士拥护的主动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国际国内大局以及我们党和军队实力等情况，采取“政治上主动攻击”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抗战的罪恶行径，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重建新四军军部，迫使蒋介石最终表态今后不再军事上“剿共”。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根据地，调集胡宗南指挥的几十万部队进逼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毛泽东及时发表声明，揭发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的阴谋，迫使蒋介石取消了闪击延安计划。
三、主动发展抗日根据地，
创建民主抗战的模范、壮大人民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对剥削阶级的财产，采取没收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虽然实行国共合作政策，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消灭剥削阶级和没收剥削财产的政策，但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共宣传，国统区一些人还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对于我们党的抗日政策有所怀疑、担忧。为此，毛泽东在1940年著《新民主主义论》，主动向全国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变化，明确提出我们党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允许农村富农经济存在。国统区一些知识分子看完《新民主主义论》，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不是废除私有财产，而是更加保障和奖励私有财产。目的是以本国的资本主义，抵制国际的帝国主义，以期达到真正民族解放；它不是激发劳资的仇恨，而是调节劳资关系并促成合作；它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参加或领导，以各革命阶级团结合作，联合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见，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国统区深入人心，极大增强了人们对我们党的政治文化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政治上“三三制”民主选举制度，经济上采取“农民交租交息、地主收租收息”制度，根据地呈现出政治清明、人民自由、抗战积极的生动活泼的新气象，成为全国民主抗战的模范。陈嘉庚、黄炎培、美军观察组等参观陕甘宁边区后都赞不绝口，把解放区视为中国的希望。这与毛泽东积极主动宣传和实施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
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严格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人数和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活动范围。如果按照国民党的限制，我们党的抗日战争事业就无法发展。毛泽东高瞻远瞩，利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等特点，主动出击，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一一五师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很快就开辟出四块根据地。1939年底，毛泽东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苏南、皖东、皖中、豫皖苏等根据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主动出击精神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由一开始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包括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冀热区、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南、淮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赣、东江、琼崖等19块根据地。如果没有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会缩手缩脚，也就不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有足够强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四、取得政治主动权，提出建“民主联合政府”
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辉煌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积极取得主动权，重要实践包括主动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与主动向国际国内、四面八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政治主张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无理要求，要求解散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一些国统区人士予以附和，使我们党某种程度上陷入被动。这时，毛泽东主动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要“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9月15日，林伯渠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国统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广泛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的声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被动，而我们党则迅速占据主动。毛泽东说过，“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毛泽东为何如此高度评价“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为这个主张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掌握了正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则陷入不义的被动状态。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出版后，国统区人们争相购买，由此可见这个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口号起到的伟大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严密封锁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尽量不让外界人士进入解放区，不让外界了解放区。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创办各种期刊杂志，宣传解放区；主动联系国内外媒体和朋友到解放区参观访问。
在毛泽东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刊。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党创办的报刊达七八百种，新华社发展成面向全国的大型通讯社，这些媒体源源不断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大大增进了国内外人民对解放区的了解。毛泽东高度重视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记者，经常亲自接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采访，毛泽东设宴欢迎，与他们促膝长谈，认真回答记者提问，为记者们在延安各地区各部门采访提供便利。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从陕北来》、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就是在这次采访中写出来的，极大宣传了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的正面形象。毛泽东在延安还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抗战前）、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英国记者斯坦因等。这些记者把与毛泽东的会谈和在延安的见闻如实写成新闻，向全世界作了报道，使我们党在新闻宣传上获得积极的主动权，为党的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强固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动权。
有无历史主动精神，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具有战略前沿意识和能否作出科学战略决断的重要标准。无疑，毛泽东是一生都具有超凡历史主动精神的伟大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这方面智慧和能力表现得特别突出，使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使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特别强调，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对毛泽东这方面思想的集成和升华，就是要用这种精神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北京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6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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