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关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关于博古、李德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

——给共产国际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作者：毛泽民；译者：马贵凡

李德于1939年回到苏联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根据中共对他的指控对他进行了审查，中共代表毛泽民于1939年8月26日在莫斯科就李德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同年9月22日李德本人也向共产国际作出书面检查【李 德｜关于我在华工作的错误】。这两份文件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此译文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86辑。

一

他们（博古和李德）犯错误的原因是，他们刚从白区来到苏区，未研究红军在几年的作战期间所处的环境，而只是主观地处理问题。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足够数量的军事和技术干部，也没有得到外部的物资和财政援助。

他们不知道，红军不得不在很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它没有可能从什么地方得到物资和财政援助，而相反，它必须不间断地进行战斗，因此没有任何可能来培训自己的干部。而且红军不得不同数量上比自己多许多倍的敌人作战，但在这些战斗中，它总是取胜。例如，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其中枪就有8000多支，等等。然而，红军虽然缴获了大量武器，但有时不得不放弃，因为无法携带。还有这样的情况：地方武装从国民党银行缴获大量中国钞票，但地方领导不知道如何处理，看到钞票上印有国民党党徽，就把它们烧掉了，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工人、农民热诚地为自己的解放而战，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没有起码的了解，加之我们的朱德同志在生活中非常俭朴，要求自己和其他所有群众一样。他的形象和他的行为使人们都很尊敬他。下级工作人员和普通战士对待他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同志一样。红军战士把他称为大师傅。有过这种情况：红军战士买来白菜，让朱德去做，当然朱德也和他们一块吃。朱德同志不愿遵守指挥员同其部属关系的老规定。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没有博古和李德同志那样深厚的政治知识，没有进过李德上过的那样军校，没有读过博古和李德读过的那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马列著作。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没有指挥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那样现代的战斗。在很有学问的博古和李德同志的眼里，朱德和毛泽东好像是“农村傻瓜”。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处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和资金来建立苏区和红军。毫无疑问，红军要比敌人弱许多倍，但它却需要反击来自牢固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红军必须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1927年年底至1931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但都遭到了失败。

上述所有主观的和客观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李德和博古都没有从客观上和主观上进行研究，他们也不想研究。同时，那时党在同立三路线作斗争，在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教育自己的干部，这个情况，李德和博古也没有注意到。

李德和博古否认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反复说明一点：毛泽东按照游击方式领导苏维埃运动，朱德和毛泽东是“游击主义”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指责朱德和毛泽东搞“游击主义”。

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根源所在。

二

因为博古和李德不想深入研究红军所处的环境，所以只看到了红军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并在客观上否定红军在艰苦斗争中取得的所有成绩。尽管毛泽东同志本人反对“游击主义”，反对让自己的军队去冒险、不为自己建立后方的“李立三主义”，尽管那个时候游击战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基本方式，尽管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游击战的战略家，这一点甚至全世界都承认，但是博古和李德指责毛泽东同志搞“游击主义”，并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因为博古所领导的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再也不能领导红军了。

三

攻打抚州和赣州的战斗为上述情形提供了帮助。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驻扎在宁都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了有名的起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和董振堂同志的领导下起来造司令部的反，整个建制转到红军方面，红军出人意料地扩充一万多人。这支国民党军队改编为红五军团。

随着红军力量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毛泽东同志向党提出了占领抚河流域，把闽浙赣所有苏区连成一片，并在抚州建立苏区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建议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其中也有项英同志，他们主张占领赣州和吉安，把江西苏区同湖南苏区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反对这样做，他说，赣州和吉安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在这些地区加强人数不多、装备很差的红军。

但是党还是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因为毛泽东同志忙于刚刚建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未能亲自指挥占领赣州的战役。赣州之战的结果是，我们遭到了很大的失败。这就恶化了红军的处境，改善了国民党军队的处境。

由于赣州战役的失利，粮食问题再次变得严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建议党夺回龙溪和漳州。党批准了这次进攻，但只允许毛泽东带一军团和五军团一部分。尽管如此，战役还是进行得很顺利，漳州被我们拿下。在一个月期间，红军缴获105万（中国）元、大量军人装备和一架飞机。此外，在战利品中还有各种机器、藏书、仪器、印刷设备、纸张等。这是红军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同志不承认这是红军的胜利，而相反，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毛泽东试图占领大城市。李德继续反对毛泽东。

这次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建议党派红军前往福建北部，同福建苏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建议在抚河流域建立大苏区，从而巩固中央苏区的地位，然后一有机会，再占领抚州（江西省，在抚河河畔），并给南昌造成威胁。这样就可以切断驻扎在吉安地区的蒋介石军队同南昌军队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计划，中央没有采纳。

在太守岭（音）同粤军的战斗受挫后，毛泽东同志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军政工作，但他仍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这是李德、博古等人反对毛泽东在红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胜利。

四

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和中央总书记博古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在撤销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之后，开始同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组建了红军的老的经受过锻炼的干部进行斗争。这个中共中央实行了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用它取代了运动、游击战战术。

在实行“短促突击”战术情况下，人数不多、装备很差，又因长期作战感到疲劳的红军，必须同武装精良并且有外国专家做顾问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正面战斗。国民党军队在高虎脑和广昌战斗中取得的所谓胜利，使红军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在这些战斗中牺牲了一些老的经受过锻炼的干部。伤亡约有一万人，特别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其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虽然红军在三个月期间内可以补充新生力量6.2万人，但是在高虎脑和广昌战斗中的这种惨重损失，对我们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这再一次证明“短促突击”战术是错误的。这个战术给红军带来了很大损失。

五

李德同志来到苏区后冒充共产国际代表。每一个党员、每一个苏维埃工作者、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对李德同志都特别尊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既然共产国际派代表来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那就需要对共产国际的这个代表特别的尊重。

但是，李德在感到全党对他的尊重后，开始在博古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拼命把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

例如，他当红军学院院长时，就连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都无权召集学院学员会议，或者同这个学院部分工作人员谈话。徐梦秋同志有一个时期担任这个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根据所有学员的要求，朱德同志（当时朱德同志正好从前线战场上回来）给学员们作了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因为这次会议是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同志召集的，没有取得李德同志的批准，所以李德就严厉训斥徐梦秋同志召集这样的会议，并当即下令不经过院长批准谁也不能召集学员会议，没有他本人的批准，一切军事行政事项都不能贯彻执行。

但是，李德同志的想法和计划也是变化的。朝令夕改，他的下属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感到特别为难。李德常常下达完全不符合实际或与以前的命令相抵触的命令，而且在这些命令中不作任何说明，因此下属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敢去李德同志那里让他作出口头说明。如果有谁去他那里让他作出说明，此人必定受到严厉训斥。如果你执行他充满矛盾的命令，而以后他发现是错误的，那他必然狠狠地惩罚你。

李德惩罚无辜同志的情况是很多的。在他那里担任过学院政治部主任的徐梦秋同志，回忆起李德同志无理训人的情况时，简直感到痛心。由于李德同志的专制，很多有利的作战机会都错过了，也就是说，当地指挥员没有取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即没有李德的同意），就没有权利在同敌军的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红军的一个有战斗力的军团，按照李德制订的计划，在一年中驻守在一个地方，防守敌人筑起了碉堡的战线。这个军团，即使在有利和可以进攻的情况下，也不能进攻。

例如，红军的一个在林彪和聂荣臻同志指挥下的军团，驻扎在闽西水口地区。这个军团的司令部请求革命军事委员会准许组织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的战役，但未能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认可，因此军团司令部自己主动进行了这场战役，歼灭了敌人一个旅，并用战利品补充了自己的军队。战胜敌人后，林彪和聂荣臻同志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我们的军队，一年中在西面很艰苦的条件下作战，未能缴获任何战利品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由于困难越来越大，我们队伍中出现了不满情绪。虽然我们同敌人作战没有得到你们的准许，但我们打胜了，歼灭敌军一个旅，缴获大量战利品，从而我们补充了自己的队伍。我们这样做是迫于客观形势。”

由此可见，一些部队指挥员处在艰苦的条件下，很难改变这些条件。

由于党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高级军事干部对李德等人的独裁行为不得表现出不满情绪。这就是红军在敌人最后一次“围剿”时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只是今天我们才知道，李德同志是自称的共产国际代表，但是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当然，这不能怪罪共产国际，而应该怪罪中□丧失了高度的警惕性。

六

在反击敌人第六次“围剿”（这里和下面都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原编者注）的事情上，“福建事变”对我们是有利的。虽然表面上我们采取了同福建政府合作的政策，但实际上，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采取了与福建政府相对立的态度。为了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蒋介石从江西和福建调来大量原来用以“围剿”红军的军队。当时我们不仅没有向闽北调动一军团和五军团，以利用蒋介石军队调动的时机用运动战歼灭这些军队，从而给福建人民政府以援助，反而把三军团从（福建）延平调到江西，占领赣州和吉安，然后威胁南昌。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大量军队没有任何障碍地从江西来到福建，迅速打败了福建人民革命军，从而为完成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德的这种反动的军事战术得到了博古同志等人的支持。它帮助了敌人。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恐怕不是偶然的错误。

七

博古和李德的反动政策和错误，致使红军未能利用“福建事变”来反击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相反，博古和李德的这种政策给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不得不进行艰苦的长征。

博古和李德的这种政策是反对所谓的“游击主义”（而实际上是反对游击战的战术和战略）的结果和贯彻执行“短促突击”战术的结果。这种政策致使红军未能反击敌人的第六次“围剿”和守住巩固的、在几年间建立起来的苏区。这种政策迫使红军离开两百万老百姓，其中包括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员。这两百万老百姓在红军走后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苏区老百姓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取得的所有优待和成果都被地主、绅士和反动派夺回。另外，红军本身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消耗和人员减少。

再说，像红军长征这样重大的事情，甚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进行过讨论，而只是由博古、李德等一小撮人决定的。以军事秘密为借口，军事行动的主要措施和计划都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而是由这些人决定的。甚至连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即张闻天）同志都不知道远征计划。至于红军高级指挥员和主要干部，他们对远征更是一无所知。只是在远征开始前三天，召开了中央委员暨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顺便谈到中央转移的必要性。会上只讲必须暂停工作，而接下来怎么做，要转移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师长和师政委根本不知道远征的目的和任务，以军事秘密为借口，不告诉他们。此外，还建立了所谓的后勤部队，约有两万人。成立了十五个运输队，有五六千人。这些运输队搬运很重的物资，如机器、印刷设备等。这种物资给红军的转移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使红军无法自由行动。

一、三、五、八、九军团不得不保卫这些物资，因而他们不能参加运动战和作战行动。这些作战军团没有去歼灭沿途遇到的敌人，反而遭到了敌军的进攻和袭击。特别是在湖南和贵州地区，有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李德和博古以需要保卫物资为借口，不允许红军同敌军接触。

由于实行这种错误的方针，运输物资的人数和保卫运输的人数日益减少。二十二师的战士专为运输物资服务，这个师被敌人彻底消灭。一句话，自己将自己消灭了。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时有八万多战士，而到达遵义时只剩下五分之二。运输物资的军队沿途损失了十分之九。预定援助运输物资军队的补充师被敌人彻底歼灭。机器、印刷设备等物资沿途相继丢掉，没有带到遵义。

这就是李德的反革命战术带来的结果。李德的反革命战术带来的结果是明摆着的。红军的军政干部和毛泽东、洛甫等同志，不得不开始同博古和李德领导的错误作斗争。在紧张的作战形势下，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揭露了博古和李德在领导红军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李德和博古被撤销了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工作，由洛甫和毛泽东同志取代。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使之避免了彻底的灭亡和危机。

由于有了新的正确的领导，红军克服了不同寻常的困难，党战胜了张国焘的有害路线。在同张国焘的错误决裂后，红军主力开始履行自己抗日的使命，经过艰苦的西征之后转为北上。一、三军团和中央干部胜利抵达陕北。从这时起，开始组建现在的八路军，这支军队已在全世界的抗日战争中赢得了荣誉。

八

党内有名的宗派主义助长了整个这种有害行为。搞宗派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领导人是罗迈（他是湖南人，即李维汉）。当时他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博古的出色助手。同时罗迈是李立三路线的最忠实和最坚定的贯彻执行者。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他采取了最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立场。他对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都负有责任。在中央苏区，罗迈成了搞宗派主义的领导人，因为他与博古和李德气味相投。在动听的反“罗明路线”口号下，搞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废除党内一切民主。在执行这种路线情况下，党的基层工作人员被禁止发表自己对党的上级机关的意见。

另一个例子：在中央苏区发生了反对四个同志（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的党内斗争。虽然这些同志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他们都是党在基层、在地方工作的骨干，他们是党最宝贵的资本。他们都是县委书记和省委委员。因为这些同志在前沿阵地工作，在艰苦条件下领导游击战，并在工作上给予毗邻县帮助，因此他们的工作条件比中央苏区要困难得多。有过这种情况：大量敌军进攻他们县时，红军部队离他们很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当地农民中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游击战，打退敌人的进攻。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这些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有时遭到了失败。为了顺利完成任务，这些同志有时向中央提出意见，请求中央改变某些计划和战略步骤，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央的任务。但以罗迈同志为代表的宗派主义领导人，不注意客观条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定这些同志的所有建议。而如果这些同志没有可能执行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指示，搞宗派主义的领导就指责他们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执行“罗明路线”，或者更糟糕的是不服从组织领导，搞派别活动等等。

党的工作人员都怕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些同志，由于大胆提出建议，曾被指责为搞派别活动。邓小平、毛泽覃和谢唯俊同志被撤销了党的工作，他们之中有的受到一般处分，有的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而古柏同志因所谓的机会主义被开除党籍。现在邓小平同志做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而毛泽覃和古柏同志被留在了中央苏区。

红军走后，毛泽覃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队，1935年被国民党军阀俘虏，因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而被枪杀。就这样，毛泽覃同志为了党的事业英勇牺牲了。古柏同志至今下落不明，他失踪了。谢唯俊同志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被任命为边区特委书记，但他被土匪野蛮杀害。可见，他也在战斗岗位上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

瞧，搞宗派主义的在反对什么人。而且罗迈搞的这个宗派主义也反对毛泽东同志，指责他搞游击主义。

所有干部和所有普通战士，都知道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正确战术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却受到谴责。所有战士和指挥员都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领导下工作，并且他们知道，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打退敌人的包围，挽救当时的危险局面，但宗派主义，即上面所说的这个宗派主义，不让基层干部发表意见，更不让任何人反对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研究的博古和自称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基层干部怕这样做犯政治错误，怕这样做会把自己的炮火转向共产国际和党。

博古、李德、罗迈等人利用党员的这种觉悟来干他们的有害勾当。他们妨碍了土地革命事业，妨碍了红军打退敌人的第六次“围剿”。正是这个宗派主义帮助了李德的专制独裁。这是革命遭到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罗迈宗派主义领导的最大罪过所在。

一句话，李德、博古和罗迈的问题应该认真地彻底地弄清楚。

九

我上面讲述的材料只是零星的。这些材料只能证实他们罪过的一部分。关于他们的罪过，还有许多重要材料，但我不知道。

例如，遵义会议的这样重要的决议，由于罗迈宗派主义抱有偏见，我都不知道。就在遵义会议进行时，我被罗迈免去了15队政委职务，因为当时不认为我是积极分子和干部。根据这一点，罗迈不让我出席这次会议。

这之后我表示抗议，罗迈对我更加恼火，为了报复，他在长征期间抢走了我的马。他试图在长征中把我累死。我向施平（即陈云）和周恩来同志申述，他们当时指派我做总务工作。我当时得了疟疾，考虑到这种状况，他们把马还给了我，这才使我免于一死。

但是遵义会议决议还是没有向我宣布。毛泽东同志不想给别人提供多余的口实，虽然我是他的弟弟，他并没有给我看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也没有向我讲党内的斗争。因此我只知道我上面所说的情况。

我是已经有18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上述情况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使中国共产党不再遭到这些害虫的损害。

借此机会，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我准备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任何任务，以加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周求安（毛泽民）

俄文翻译 张（绥山，即曾秀夫）

【作者简介】

 

 

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二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任经理。1925年回湘潭从事农民运动，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印刷所负责人，“四一二”之后到武汉任《民国日报》总经理。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主持秘密印刷厂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长征中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总供给部副部长，到陕北后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经济部部长。1938年2月后历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兼商业银行理事长、民政厅长，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2月被捕，同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

（来源：“新大观”微信公众号，选自《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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