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豪 周向军｜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真谛要义和时代价值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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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豪 周向军｜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真谛要义和时代价值
2025-07-27
【摘要】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精辟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将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演进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深刻诠释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等方面，科学阐发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从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坚持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范，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等方面，鲜明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这一思想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逻辑严谨，体系完备，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尝试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性、纲领性和原则性的重要论述进行体系化建构和学理性阐释，力求深刻揭示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真谛要义和时代价值，这既是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应为之举，也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现实之需。
关于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科学分析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重要能动作用，精辟揭示文化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考量依据。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
重视文化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毛泽东围绕文化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作过许多哲学论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延安时期，他就曾作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等重要论断，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在《矛盾论》中，他在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的同时，强调“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并认为“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成为决定性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刻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同时又给予经济和政治以能动的反作用。“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基于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他强调，中国的革命必须有两条战线，即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他高度肯定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新文化以及发生的文化革命对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当论及新中国的建国方案时，毛泽东将文化建设纳入新中国建设蓝图，强调“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纵览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性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单纯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的陪衬性内容，而“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它能够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继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提供方向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应当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从目的论与手段论统一的角度科学审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自觉。
（二）无产阶级革命演进逻辑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次序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演进逻辑。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进行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治革命。在新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之后，就要把主要任务放在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所谓经济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所谓文化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具体来说，就是要破除旧社会的文化(即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建立新社会的文化。
《共产党宣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演进逻辑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遵循。以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演进逻辑来审视中国革命，我们可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一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治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一场同私有制进行最彻底决裂的经济革命。那么，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集中精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便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了。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谈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目标时总是把经济和文化相提并论”。譬如，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强调，“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可以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建设都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文化建设便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我们应当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演进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必然。
二、科学阐发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根本方向和鲜明属性，科学阐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昭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主要体现在指导无产阶级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无产阶级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才能获得科学的行动指南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倘若抛弃或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产阶级事业必然陷入迷途。基于此，毛泽东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维护政权安全联系起来进行强调。面对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与较量，他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理论掌握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毛泽东坚持、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早在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论及党内教育问题时就提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用以武装头脑，进而纠正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正是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突出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0世纪60年代，他更是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总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铸魂育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如此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才能充分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规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根本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进而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贡献文化力量。人民是一个内涵丰富、指向多维的复杂概念，在不同社会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阶级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强调，革命文化要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伴随国家阶级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由工农兵扩展为包括工农兵以及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国家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毛泽东指出：“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充分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辩证统一、根本一致的。其中，为人民服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精髓，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二者共同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根本方向。
坚持“两个服务”，必须着重处理好四大关系。一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思想觉悟以及文化需要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文化状况，针对性地做好普及与提高的工作，将“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有机衔接起来，坚持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相结合。二是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既充满光明，也存在黑暗。文化作品要科学反映社会现实，必须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化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文化创作，必须坚持政治的内容和艺术的形式的统一。坚持政治的内容，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奋斗激情；坚持艺术的形式，就是坚持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浪漫主义为主导，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价值引导的理想性结合起来，“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四是破旧与立新的关系。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同封建落后文化和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等反动文化形态的斗争中发展繁荣的，这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必然过程。因而，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破旧与立新的关系，在破除旧文化和建立新文化的有机统一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反动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三）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新中国进行创造性战略预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科学擘画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关于新中国的文化蓝图，毛泽东在批判旧文化的过程中深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鲜明属性。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基础上的文化形态而言的，是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对立斗争的产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虽然是针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而言的，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概括同样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属性。
首先，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它“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始终坚持以鲜明坚定的文化立场深刻批判一切宣扬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吸纳借鉴一切外来先进文化，以历史主义的文化态度充分汲取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切文化精华，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展现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次，这种新文化是科学的。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一切宣扬复古迷信思想的封建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它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注重批判继承、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最后，这种新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方面，它始终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源头活水，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它坚持贴近群众的原则，在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中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奋斗热情，进而成为人民群众干革命和搞建设的有力精神武器。
三、鲜明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统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局的基本方针、重要内容和主体力量，鲜明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为全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道路。
（一）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散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各种不同艺术风格、学派主张、思想观念之间的博弈和较量。譬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人们对既往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判断；伴随新生事物的大量出现，人们对新生事物也有不同看法和观点。并且，“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造成不良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态度。为有效应对社会上存在的压抑新生事物和合理意见的情况，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他创造性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彰显出包容的文化胸襟和恢宏的文化气度，对于打造多层次多样化社会主义文化格局、化解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
所谓“百花齐放”，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所谓“百家争鸣”，是指“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双百”方针不是没有原则的，学术和文艺上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其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为学术和文艺上的自由限定了政治前提，也为鉴别思想文化领域的“香花”和“毒草”提供了根本尺度。同时，实行“双百”方针也不意味着要放弃思想斗争。毛泽东强调，对于违背“六条政治标准”的“毒草”，譬如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这是敌我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我们必须对其予以科学分析、深刻批判、坚决取缔，终止其言论自由；对于那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意见和错误思想，我们应当采取讨论、批评和说理的方式加以解决，做到以理服人。总之，我们不要怕批评，不要怕斗争，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斗争发展起来的。“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二）坚持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另起炉灶、凭空而生的，而是在既往社会形态创造的宝贵文化成果基础上，充分汲取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精华。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遵循。正如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坚持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科学把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他十分珍视古今中外浩瀚的历史文化资源，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丰富原料。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科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杂糅的复杂文化生命体，既包括那些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落后腐朽成分，也包括一些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跨越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思想精华。我们应当立足现实需要，辩证汲取古今中外历史文化之优长，用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此，他创造性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
所谓“古为今用”，就是要辩证分析、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其固有的封建性糟粕成分，汲取其蕴含的反封建的、革命的、对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精华成分，积极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而将传统的转化为现代的；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要深刻批判西方文化中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腐朽成分，充分挖掘其中的先进成分，并将这些先进成分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进而将西方的转化为中国的。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无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价值，割裂社会主义文化同既往优秀文化的关系，继而陷入数典忘祖和睥洋排外的泥淖；另一种是盲目崇拜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无视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创造，继而陷入泥古不化和崇洋媚外的迷思。总之，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又要充分认识到“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三）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不仅注重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且十分注重对全党全国人民主观世界的改造。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升全党全国人民的道德觉悟和精神境界，着力培塑共产主义新人。
第一，深刻阐发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基本内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白求恩、张思德、愚公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风范具象化为“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具象化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时期，《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彰显共产党人崇高道德风范的经典名篇在全党全社会广为传颂，极大提升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道德觉悟和精神境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创造性提出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并将其载入宪法，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第二，科学运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和重要方法是充分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和榜样的示范作用。他注重以党风引领和带动社风民风，发起“三反”“五反”和整党整风运动，以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他大力标举榜样人物和先进集体以形成示范效应。例如：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为“南京路上的好八连”作《杂言诗·八连颂》，赞颂人民子弟兵的崇高品格；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全社会发起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对提升全党全国人民的道德觉悟和精神境界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感召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崇高的道德觉悟和精神境界投身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伟大奋斗中培育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等彰显党和人民崇高道德风范的精神样态，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壮丽篇章。
（四）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毛泽东围绕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导。
第一，知识分子是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富于政治感觉”，在革命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因而，“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将“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党应当团结的重要对象，并将其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道纳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党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紧密团结知识分子，让他们同工人和农民结成“兄弟同盟”，进而实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
第二，知识分子要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但受旧社会旧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空虚、意志不坚等弱点，很多人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克服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对其进行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强调，知识分子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端正自身根本立场和情感态度；另一方面，他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将是否做到“结合”作为划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要忠实地为工农民众代言，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观察、分析和研究工农民众的社会生活，使之集中化、典型化和理想化，进而推动工农民众社会生活实现由自然形态到艺术形态的升华，创作出能够满足工农民众文化需要、激发工农民众革命热情和奋斗激情的文化作品。
第三，知识分子要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不断努力。
知识分子要想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重任，就必须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有过硬的素质，做到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是毛泽东对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的明确要求。所谓“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所谓“专”,就是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练就过硬本领，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毛泽东认为，“红”和“专”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只红不专，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我们要做又红又专、又讲政治又懂业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它穿透历史，泽被当代，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策略，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第一，增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自觉。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深刻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历史必然，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在承继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文化激荡展现的新态势、中国文明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文化强国建设进入的新阶段、社会思想文化呈现的新特点，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坐标中加以系统观照，将其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源泉等维度深刻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增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自觉。
第二，指明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引领、根本方向和鲜明属性，形象描绘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面相，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切实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鲜明擦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底色。在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进一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彰显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三，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深度关切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境遇的基础上，毛泽东从基本方针、重要内容和主体力量三个维度进行科学设计和深刻分析，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基本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新论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命题，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总要求，以及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重要内容的新文明观，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重要启发；在坚持毛泽东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创造性提出培育时代新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积极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在坚持毛泽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群体提出明确要求，不断强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建设，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作者：武文豪，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周向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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