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穿透暗夜的“东方预言”——毛泽东主席发表《论持久战》

一

1938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

以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揭开序幕的1938年，每一页日历上，都写满焦灼与迷茫。

4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以5万余人伤亡为代价，第一次迎来正面战场可被称为“大捷”的胜利。洋溢着乐观情绪的“速胜论”很快就和“大捷”二字一同占据了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而仅仅1个月后，日本人的坦克就从厦门五通凤头登陆，一路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厦门大学的操场。

5月19日，被“速胜论”者们称为“中日准决战”的徐州会战，最终以中国守军仓促撤离作为句号。当一辆辆日本装甲车沿着徐州最繁华的彭城路，以轰鸣声狂妄叫嚣时，“速胜论”便如午后阵雨般，惶然消失在燥热的初夏里。

中国版图，大半已破碎。

此时，上海法租界的“孤岛”上，来自各国的军事观察家与新闻记者纷纷化身“预言家”。他们列出了中日两国的钢产量比、军事力量比，以冰冷的数字“判断”出中国的败局；而南京西流湾8号的豪华花园洋房里，国民党内“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已在茶余饭后讨论起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战败。

中国，会亡吗？我们，有胜利的可能吗？怎么才能胜利？

一连串问号，像一个个风中摇曳的火苗悬在万千中国人心头，扑朔迷离。

然而，早在两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的简陋窑洞里，就已经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1936年7月16日，刚刚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语调平静地告诉斯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

当时的斯诺，或许只是将其视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一种表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直到两年后，才终于向世界揭晓。

二

让我们把历史的进度条，拉回1938年初春。

陕北高原，春寒料峭。凤凰山脚下一孔普通窑洞里，一盏油灯，彻夜不熄。

一个高大的身影被摇曳的灯火拉长，投在粗糙土壁上。执笔人连续8天9夜几乎不眠不休，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炭火盆烤焦了棉鞋也浑然不觉。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罗斯·特里尔通过毛泽东警卫员翟作军的回忆，看到了那些格外特殊的日夜：“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桌子前，蜡烛的光亮让他苍白的脸略显灰黄。他有两天没有睡觉，只零零星星地吃一点东西……第8天他犯了头疼，感觉虚弱，医生来跟他理论，但是他继续写下去……”

这位警卫员当时见证的，是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角力”——以思想，以战略，以胆识与远见，与整个民族危亡倒计时的角力。

徐州失守后不久，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长篇演讲。1个多月后，演讲内容被整理成文字，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题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取得胜利》。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军事论文。

在这篇5万余字的雄文中，45岁的毛泽东，站在历史、辩证和唯物的高度，用冷静透彻的分析，清晰而坚定地回答世人——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并非唯一提出“持久战”观点的人。此前有一些人提出了相关认识，但更多地着眼于战术层面，在战略层面则往往大而化之，也并未拿出一套成体系的、清晰可执行的方案。

《论持久战》一开始就讲“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这些，正是毛泽东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从国情、国力的角度分析战争双方的许多特点，指出战争不只是军力的抗衡，更取决于战争性质的进步和正义，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比拼。进而，他预见这场战争将经过3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同时，他特别指出：那看似漫长而煎熬的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敌强我弱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枢纽。而撬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支点，是广泛而深入的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将成为消耗敌人、积蓄力量、最终实现战略反攻的关键伟力。

直到今天，许多人在读到《论持久战》时，仍不禁怀疑这篇文章的写作年份。还有人说，《论持久战》为“预言书”，而毛泽东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人们很难解释，在战局最扑朔迷离的时刻，远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为何能如此准确地“预言”这场战争的每一阶段进程、形态和结果——或许，这些人并不明白，在历史的单行道上，人类只是徒步的旅人，可有些真理，却可以洞穿时间。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最早的《论持久战》单行本，封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扉页上，毛泽东用他独特的字体，写下了25个力透纸背的大字：“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这束窑洞中的灯光，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国人，照亮了漫长却必然通往胜利的道路。

三

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取得进行武汉作战的前进基地。6月15日，日本正式决定进攻武汉。

战云密布之际，一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悄然出现在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的大街小巷。

此刻的武汉，各国记者目睹着不同寻常的景象：挑着饭锅的川军、扛着老式步枪的湘军、赤脚行军的桂军，100多万军人沿长江布防，枕戈待旦；畑俊六与冈村宁次则率25万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压境……此时，还没人预料到，日军精锐部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布放弃“速战速决”的计划。

人们惊讶地发现，延安窑洞中传出的“预言”，已开始一一应验。

11月25日，湖南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国共双方300多位高级将领参加。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详细阐述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直言，这就是八路军在1年多里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原则。

因李宗仁病退，暂代五战区总司令并指挥武汉会战的白崇禧坦诚地说：“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问世后，本人已经多次拜读，并已向委员长作了诚挚推荐。”

实际上，这一战略精髓已被融入武汉会战的部署中：依托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节节抗击，“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拉长战线，消耗敌人。

很快，《论持久战》便同蒋介石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包括没有来参会的人，人手一册。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北路军司令傅作义，则早已把这篇文章印发到部队。冯玉祥更是自掏腰包印制了3000余册，作为礼物分赠给国民党要员。

担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余致浚清楚记得，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他受邀去蒋经国家里喝咖啡，看见蒋经国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

不光军事将领，大众对《论持久战》也充满了热情。到1938年12月，这本小册子已是“现象级作品”。散文家吴伯箫回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石印5000册，“不到半月工夫，几乎连该社存的一本底子都有人想买了”。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海的另一边，日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1938年9月初，与《中央公论》《文艺春秋》和《日本评论》并称日本四大综合类杂志的《改造》，全文登出由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所翻译的《论持久战》全文。1939年3月，日本汉口军特务部编辑的秘密情报《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中，再次详细阐述了主要观点。对此，日本军政要员虽然没有给出正面评价，却默默在军事部署上进行了调整。

然而，日本人依然无力回天。“明知而不可破”，是因为《论持久战》从来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不是“战法”而是“真理”。让中国人最终赢得胜利的，是人民战争的伟力和正义必胜的历史逻辑。

在那些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一个共产党员，哪怕只是一个通信员、一个卫生员，就能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哪怕一个排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就能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

为了胜利，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放下锄头，攥紧简陋的刀枪；为了胜利，白发苍苍的母亲将孩子送进硝烟，妇女们就着昏黄油灯，细细密密地赶制战士的冬衣……平静的芦苇荡下，埋伏着复仇的枪口；广袤的平原深处，暗藏着一张张村村相通的巨网；地雷在敌寇脚下开花，麻雀战在四面八方袭扰，破袭战让敌人的交通命脉寸断……《论持久战》中的字字句句，化作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正确的。”

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历史的轨迹，在1938年那个交织着绝望与希望、溃败与觉醒、黑暗与光明的年份，已被延安窑洞中闪耀的思想星火，不可逆转地扭向了胜利的方向。

正义，必将以正义之名胜利。

（来源：“解放军报客户端”；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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