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辉 |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生成逻辑、核心意涵与时代启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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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辉 |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生成逻辑、核心意涵与时代启示
2025-07-10
【摘要】毛泽东的一生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一生。毛泽东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思想、发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等内因，以及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等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伟大的斗争精神。毛泽东斗争精神内涵丰富，是由顽强的斗争意志、坚定的斗争立场、明确的斗争方向、丰富的斗争方式、灵活的斗争策略等构成的立体多维的有机整体。毛泽东斗争精神启示我们，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斗争的意义、必须确立领导斗争的核心、必须拥有指导斗争的理论、必须凝聚进行斗争的力量、必须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
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要求。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三个务必”之一，“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唯有依靠顽强斗争，才能“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毛泽东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他展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坚定的斗争立场、明确的斗争方向、丰富的斗争方式、灵活的斗争策略等。回顾毛泽东的斗争历程，总结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对当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学术界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研究呈现逐步升温的态势。徐茂华、代渝渝（2020）从目的性、对象性、指向性、方法性、主体性五个维度揭示了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丰富内容。王绍霞（2020）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和重视斗争精神，并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斗争理论，是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李斌（2021）认为，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根本价值和首要价值是政治价值。汪建新（2022）解析了毛泽东诗词中丰富的斗争精神，认为毛泽东诗词是解读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独特文本。张博（2023）聚焦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从极力同错误路线作斗争、同悲观论调作斗争、同封锁围困作斗争、同低潮逆境作斗争几个方面分析了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杨俊（2023）从开展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正确把握斗争策略几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斗争观的核心要义。陈方芳、周宏军（2024）从目标维度、内容维度、主体维度和方法维度几个方面阐明了毛泽东斗争观的核心要义。李洁（2024）从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科学的理论指导、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正确的原则立场、注重科学的策略方法与灵活的斗争艺术几个方面揭示了毛泽东斗争精神的鲜明特征。陈晴（2025）从世界观层面和价值观层面分析了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理论贡献。周树辉（2025）认为，“坚持敢于斗争”是毛泽东明确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若干重要原则之一。然而，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意义极其深远，仍有广泛探讨的空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要想求得人类的解放，必须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青年毛泽东经过艰苦的探索、比较和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终生没有动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进行的一系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而进行的斗争。要想求得人类的解放，必须开展阶级斗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深刻阐明了毛泽东的一生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一生。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敢于反抗、勇于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得到充分彰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在各方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无数人民英雄、民族脊梁，“毛泽东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生动诠释。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生成，有着非常深刻的外因和内因。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思想
马克思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为此，他总是“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的这种斗争品格深刻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从小就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并立志要救国救民。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事业不懈斗争了一生。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要想求得人类的解放，必须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青年毛泽东经过艰苦的探索、比较和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终生没有动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进行的一系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而进行的斗争。要想求得人类的解放，必须开展阶级斗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深刻阐明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些思想被毛泽东充分吸收。毛泽东说，有三本书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其中一本是“《阶级斗争》，考茨基著”。他回忆说，看了这三本书后，才明白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带领人民锻造了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攻无不克的新型人民军队，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继而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斗争思想结出的胜利之果。
（二）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使命
毛泽东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战争和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毛泽东了解过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事迹，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他信奉过很多的主义，有时脑子里是好几种“思想的大杂烩”，但他“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毛泽东之所以跟信奉过的许多主义决裂并最终选择俄国道路，关键原因在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制度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封建势力成为帝国主义奴役近代中国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民受着双层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革命的敌人凶残而强大，尤其是“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就决定了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在准确把握历史脉搏、主动顺应历史大势、自觉担负历史重任中，毛泽东千锤百炼出强大的斗争精神。
（三）实践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
理论源自实践，精神需要淬炼。中国革命战争的复杂环境和丰富实践，为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毛泽东曾说，他的一些文章，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才能产生，因为没有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没有大风大浪的洗礼，“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正是在大风大浪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形成了毛泽东斗争精神。
领袖来自人民，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为领袖进行理论创造、精神提炼提供了广阔舞台。1964年3月，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选》的热潮，毛泽东却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记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无独有偶，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风靡全球。他在《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如是说道，《西行漫记》从字面意义来说是他写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段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斗争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四）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
毛泽东八岁上私塾，在十七岁前接受的基本上是旧式教育，有些文史古籍陪伴了毛泽东一生。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熟悉，自然而然会受到其中蕴含的斗争思想的影响。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斗观的影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观念激励着毛泽东勇往直前。受此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豪情万丈地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二是中华传统斗争文化的影响。毛泽东酷爱读书，年少时“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毛泽东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对他影响很大。毛泽东还喜欢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和《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法书籍，并善于将其中的斗争智慧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借鉴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强调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情形下，我们应采取“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的策略。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不胜枚举。
三是湖湘文化尚武精神的影响。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组建湘军，成为挽救清王朝的关键力量。左宗棠年近古稀抬棺出征，誓与沙俄决一死战，最终收复新疆，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完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足见其受曾国藩影响之深。近代以来，湖湘人才群体延绵不绝，曾左胡之后，谭嗣同为变法慷慨赴义，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被誉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蔡锷振臂一呼护国反袁被誉为“再造民国第一人”，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泽东。可以说，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和深入骨髓的尚武基因对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内在驱使：“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主动
毛泽东一介书生，本想当个教员，却拿起了枪杆子，并在实际斗争中一步步成长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他优秀的天赋、广博的才学、卓越的胆识，更离不开他的历史主动精神。
一是远大的历史抱负。毛泽东13岁辍学，“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但他常常在深夜里发愤攻书。一本《盛世危言》激起他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毛泽东不顾父亲反对，要去新式学堂求学。1910年秋，毛泽东如愿以偿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原东山书院，现东山学校）就读。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鲜明表达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抱负与精神境界。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创办新民学会，立志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又在顺应历史大势中将学会的方针转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二是强烈的历史担当。还在韶山冲时，毛泽东就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成为圣贤豪杰式的英雄人物拯救民族危亡。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发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铮铮誓言。走上革命道路后的毛泽东，更是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勇于迎接一切风险挑战，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锤炼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三是高度的历史自觉。毛泽东在追求大本大源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终生再也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为此，他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因为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者、步骤、进程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并领导党和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继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
四是坚定的历史自信。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有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毛泽东却满心阳光，精准预测到“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步伐，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毛泽东却无比坚定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坚信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的这种自信，源自对历史大势的顺应、历史规律的把握、历史使命的担当、历史清醒的保持，源自敢斗、能斗、善斗的斗争底气。
毛泽东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他展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过硬的斗争本领、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斗争精神内涵丰富，蕴意深远，呈现出立体多维的壮观景象。
（一）顽强的斗争意志
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斗争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注定要历经磨难。斗争，首先是要敢于斗争，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顽强意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要长期面对战争的残酷考验，而且还要遭受来自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接连不断的非难和攻击，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曾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他的各种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对那些冤屈、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毛泽东的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逆境和磨难，使毛泽东愈挫愈勇，锤打出坚强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逆境时，毛泽东誓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顺境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是因为有钢铁般的斗争意志，面对再强大的敌人、再艰险的道路、再严峻的挑战，毛泽东都领导全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
（二）坚定的斗争立场
斗争要有坚定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定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1937年底，王明带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使命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他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是主张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擅自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这就等于主动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被孤立，也作了检讨，但他提出有三条必须要坚持，即持久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辅之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他强调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形式，既统一又独立。历史证明，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是无比正确的。
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维护党的利益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若干年后，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主题并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斗争为了人民，斗争也必须依靠人民。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强调，“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确立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三）明确的斗争方向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斗争要分清敌我。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深刻洞察中国国情，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者、动力、步骤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情无比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革谁的命”“如何革命”指明了方向。斗争要搞清指向。斗争不要四面出击，也不能乱拳出击。斗争的方向必须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打土豪、分田地”“打鬼子救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因时因势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抓住了党的中心工作，保证了正确的斗争方向。
（四）丰富的斗争方式
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式。但是强调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其他形式的斗争就可以放弃；相反，只有其他形式的斗争相配合相支撑，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要同工人的、农民的、妇女的、青年的、一切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军事斗争要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结合起来，公开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也要结合起来。
就政治斗争来说，毛泽东是卓越的政治家，一贯善于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始终坚持政治原则、把准政治方向，从而赢得政治主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许多人盲目乐观，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尤其是蒋介石的顽固反共本性认识不清，对严重存在的可能发生的内战认识不足。为此，毛泽东给新华社写评论、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讲演、向党内发通知，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表达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坚定拥护和平的立场。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讲演中科学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还是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他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他更进一步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而美帝国主义会站在蒋介石一边，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应对？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同日，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公开揭露“蒋介石在挑起内战”。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电报，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同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即《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面对蒋介石拒绝和平，内战有一触即发的严重态势，毛泽东强调制止内战的唯一办法是迅速壮大人民力量，由人民解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大城市和解除其武装，并坚决反击敢于进犯人民的内战挑拨者。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没有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并迅速果断地壮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
迫于政治压力，更因为内战的部署还不充分，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老谋深算，一门心思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却还企图借谈判之名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不敢去。但是，他打错了算盘，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毛泽东毅然去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充分显示了对和平的诚意和渴望、对历史的责任与担当，也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弥天大勇。毛泽东深知谈判的凶险和艰难，因此出发前特意发出党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重庆谈判最终达成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了极大的主动，而国民党陷入空前的被动。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以上充分说明了政治斗争的极端必要性、重要性和极其重大的作用。
就心理斗争来说，毛泽东一贯善于洞察人心、攻心为上，往往收到出其不意的战果。1948年10月15日，辽宁锦州解放。坐镇沈阳亲自指挥锦州战役的蒋介石急忙飞赴北平，召见了时任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要其调兵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利用获得的情报，毛泽东嘱咐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写了一篇名为《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电文，将这道电文马上向全国广播，把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计划抖搂得一清二楚，并且声称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偷袭计划了如指掌，目前正在严阵以待准备迎战，最终一纸吓退了傅作义十万大军。12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对方所处的形势，指出对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长官的应该体谅部下，“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毛泽东进一步替对方着想，如果对方缴械投降，“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如果对方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但“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这样强大的攻心战，对动摇敌军的军心、瓦解敌军的斗志，起到了积极作用，真可谓是“一笔胜过千军万马”。虽然杜聿明等至死不悟、负隅顽抗，但很快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杜聿明也成了俘虏。以上充分说明了心理战的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五）灵活的斗争策略
斗争不能逞匹夫之勇，蛮打莽撞，要真正赢得斗争的胜利还必须“注重策略方法，讲究斗争艺术”。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包括：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对顽固势力进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即坚持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慎重初战，初战必胜；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
仅以“战略和战术相统一”为例进行说明。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因为不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多么强大，他们终究要被人民所打败，变成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所以，我们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要有必胜的坚定信心和顽强信念。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又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因为它们“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所以，革命者又必须在战术上、在策略上重视敌人，采取慎重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因时因地运用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和消灭敌人。一句话，要从“纸老虎”这个本质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同时又要在“真老虎会吃人”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样才能真正战胜敌人。拿人民解放战争来说，战争之初国民党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外部支援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我们处于绝对劣势。但我们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得道多助，又有团结统一的政党和日益强大的人民军队等，因此我们坚信一定可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是，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因此每一仗都不能疏忽大意，只有攻克一个又一个堡垒，才能赢得最终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充满了战争的辩证法，深刻阐述了只有战略和战术相统一，才能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最终胜利。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举例来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又开始向华北进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调整策略，将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再调整为联蒋抗日。再比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危亡和民族大义于不顾，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如何应对，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说是极大的考验。经过左右权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一览无余。中央军委还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抗战。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国民党当局则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最终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毛泽东斗争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必须充分认识斗争的意义
进行伟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要求。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革命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上来说，“斗争”指的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胆魄；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斗志；是“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是“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是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政治智慧。一句话，“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一种政治品格和精气神！进行伟大斗争是党的优良传统。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进行伟大斗争是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现实需要。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但“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考验，必须发扬伟大斗争精神，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斗争是治国理政的必要手段。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斗争”是革命年代的常规化手段和方式，在建设年代它则是非常规的。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为“斗争”正名定性，十分明确地把“伟大斗争”日常化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手段，从而使“伟大斗争”在新时代赢得了广阔的施展舞台、获得了立体丰富的切实内容。比如，从宏观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是统揽“四个伟大”的前提，伟大工程的建设、伟大事业的推进、伟大梦想的实现都要通过伟大斗争。从微观层面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治理生态环境、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等，这些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将对“斗争”的认识由过去的“非常规手段”转化为“常规手段”，从而使斗争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日常化手段与方式，并赋予其确实的内涵与指向，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
（二）必须确立领导斗争的核心
斗争需要组织。没有组织者，没有领头人，斗争只能胡斗、乱斗、瞎斗。进行伟大斗争，必须也必然有领导核心。笔者认为，“领导核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党是核心。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要“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1954年9月，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七十多年新中国史、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没有党作为核心，我们的事业就不能胜利。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党需要核心。党有核心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陈云同志曾满心欢喜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坚决维护核心是党团结统一、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核心就是灵魂、就是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领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和人民，打赢了中美贸易战、精准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疫情防控阻击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事实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奋力将“两个确立”的政治成果转化为“两个维护”的政治效果。
（三）必须拥有指导斗争的理论
斗争需要理论指引。毛泽东长期跟非右即“左”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指引。
对发扬“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形成了内涵深刻、特质鲜明的斗争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开展伟大斗争的根本遵循。就丰富斗争方式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非常注重运用法治的方式进行斗争，勇于且善于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比如，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年），建立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了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等。事实证明，法治方式和其他斗争方式形成组合拳，威力无比，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斗争观彰显了斗争的地位，拓展了斗争领域，把准了斗争方向，丰富了斗争方式，升华了斗争形象，为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四）必须凝聚进行斗争的力量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也就是说，只要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可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弥补种种不足，战胜一切敌人。
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在党的旗帜下，汇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伟力。新时代新征程，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以大团结大联合着力画好最大同心圆；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用心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尤其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营造创新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句话，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汇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惊天力量。
（五）必须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
毛泽东在英勇顽强斗争的一生中，展现了坚定的斗争信念、强大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卓越的斗争智慧。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余年风雨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斗争意志刚强、斗争经验丰富、斗争本领过硬的党员干部。但是，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天生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才能成长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先锋战士。
新时代，必须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各级党组织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党员干部个人要自觉到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有针对性地提高“七种能力”，增强“八种本领”，尤其是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只有造就一大批在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党员干部，才能为推进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组织和队伍保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攻克。对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打压、围堵、遏制等，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必须义无反顾进行伟大斗争，以主动迎战、坚决斗争赢得生路出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斗争精神，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奋力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毛泽东思想；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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