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启。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到上海，参加国民党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除广东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以及上海等地的工作。
从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中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两党之间的矛盾是怎么酝酿起来的。
当时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兼文书科主任的职务，他负责的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党员登记。
大家一听到这项工作，可能会很疑惑，这不就是给党员发个表格，填写点个人信息吗？这算啥重要工作，就是档案管理员嘛。
如果认为党员登记仅仅只是类似档案管理员，那就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建党工作。
在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涣散，各地发展党员，常常出现为争夺政治地位，而盲目吸收党员的情况。他们完全不问关于主义了解与否，也不问其政治倾向如何，甚至出现：“只要一块钱，不问什么人，都是党员”、“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等现象。
于是各级党组织对自己区域的党员成分、工作性质、党员比例等一概无知。
一批官僚政客为实现自身利益乘机混进国民党，更有许多投机分子想凭借国民党这块招牌来谋取个人的权势和私利。
此类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党员的党纲意识薄弱，革命态度涣散，组织纪律几乎全无的窘状。
连孙中山面对这种情况也说：“民国成立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了，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
正是因为面临这种涣散的现状，于是才有了重新进行党的建设这项重要的工作。
而党的建设这项工作又可以详细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党员登记。
这个党员登记并不是登记一个党员的个人信息就完事了，要完成这个登记，需要经过三道程序。
首先当然是对党员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如目前从事的工作、居住地、家庭情况等，就跟今天填写个简历，建一个个人档案是一样的，这个程序也是最简单的。
但是这第二道程序就比较复杂了，它需要每一个重新登记的党员，都先明了国民党的宣言和纲领。这道程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把所有党员都集中到同一个纲领之下，为同一个主义奋斗。当然，不是让大家背那么复杂的宣言条文，实际过程中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
因为，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党宣言的内容，就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因此所谓的党章、纲领，实际都是围绕新三民主义展开的。
具体而言：
从前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清贵族的意思，但是新的民族主义，其核心变成了反帝反封（封建军阀）。
从前的民权主义，主要指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意思，但是新的民权主义，其核心变成了民众能拥有的具体民主自由的权利，提出了权利“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理念。
从前的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但极其空洞，新的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加入了“节制资本”。不过，这个时候提出的“平均地权”，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国民党不可能提出这样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所以这时候的“平均地权”，指的是由地主对自己的土地进行估价，国家就价征税，必要时由国家依报价收买之，然后由国家进行分配，以保障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而“节制资本”指的是由国家来管理和掌握那些操作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的产业，防止私人垄断。
这个新三民主义，相较于旧三民主义来说，自然是进步了很多，放在当时那样列强环伺的历史环境里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然而从后面历史的演进过程倒回去看，这个新三民主义也有很多含糊其词，软弱妥协的地方。尤其是民生主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根本就流于空想，不敢提出反对整个地主阶级；“节制资本”也同样流于口号层面，因为它既不敢提出没收帝国主义的资产，也不敢提出没收官僚买办们的资产，更多只侧重于反对封建军阀。而当时所有的封建军阀，无一不是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绑定在一起的，因此反帝不彻底的结果，最后就是在打倒了旧军阀以后，自己很可能转身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由此又转化为新的军阀，成为与帝国主义国家绑定在一起的新的官僚买办集团。
从这个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来看，完全可以想见，这必然是当时国共两党在商议制定新的纲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激烈博弈的结果。共产党人想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纲领，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能够同意一部分反帝反封、赋予民权、解决民生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又必须建立在不损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具有进步性，但是又包含着很多不切实际的调和倾向的新三民主义纲领。
然而不论怎样，至少在反帝反封（封建军阀）这个问题的大方向上，大家取得了暂时的一致。
所以党员重新登记的第二道程序，实际上就是要学会解释新三民主义。当然不一定要理解得多透彻，但是至少要知道基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才能算是及格。
这道程序的难点并不在于解释起来有多复杂，比如吸收工人、农民群众入党的时候，只需要解释成两句话即可：第一句是“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句是“打倒封建军阀”，这能有啥难的？
真正的难点在于，很多当时的国民党分子，也就是后来被归为国民党右派的这些人，本身就有很多买办阶级的人，他们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同意这种纲领和口号的。
如果说这第二道程序，还可以蒙混一下，最多不过是违心的喊喊口号，那第三道程序就更困难了。
在党员登记的表格中，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在登记的时候填写进去，这些问题是：“现在愿为党作何事”、“将来愿为党作何事”、“对于现社会的见解及态度”，这些问题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每一个党员统统表态，以便审查其思想倾向。
不管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必须在党员登记中，走完这三道基本程序，才能算是入党。曾经的国民党老党员，也只有走完这三个程序，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重新被认定为国民党员，发给党证。
这样一来，很多曾经毫无门槛、胡乱招收的党员，自然就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出去了；很多之前完全不明了党章党纪的党员，也在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凝聚起来，虽然这种凝聚力并不强，但相较于之前国民党那种涣散的局面是好得太多了。
然而，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刚刚开始搞党员登记的工作，就遭遇国民党右派反对的原因。有些老党员就说：“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其中有个叫谢持的，直接到执行部要求免填登记表格，表示自己从同盟会就开始革命，现在难道还要填这个表，才能被认定为党员吗？
很多人以为这种反对不过是那些老党员们摆资格，耍威风，固然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但是这种观点是很表面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登记程序里所要求解释的新三民主义的纲领，以及要求党员在纲领下对具体工作和行为的表态，是与很多买办官僚们的阶级利益严重抵触的。他们并不只是反对填这个表，而是从根本上就反对新三民主义的纲领，反对国共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很多老党员们，后来专门形成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右派组织的原因，绝不是单纯的置气、摆谱而已。
后来有人回忆：当时为了维护两党团结，毛泽东又派人给谢持送去了一张表格，表示可以放宽一点。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个放宽的尺度到底是什么了，我估计很可能是免去了党员登记的第三道程序，第二道程序也很可能是走走形式也就过了。
党建的第二部分工作：
就是对新三民主义的学习。
这是因为新三民主义，是苏俄、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三方共同联合提出来的，是三方意志博弈的结果。虽然因为这种博弈，导致纲领的具体内容里面有很多含糊其辞的东西，但它较之之前的旧三民主义来说，对群众的吸引力是远超从前。
比如以前孙中山提出护法，发起护法战争，谁能懂这个护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护法，就是指护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保住民权主义中的共和体制，反对帝制的意思。这种口号能吸引的只是那些能在共和制里分配席位、获得权力的官员和政客，地方军阀等，其他人谁知道这玩意到底是啥呢？所以实际的结果也是，这个旗号只能依靠各地军阀、官员政客们来发起护法战争，最后演变成军阀间争夺利益的混战。
但是新三民主义就不同了，反帝反封的民族主义、争取群众运动中政治权力的民权主义、争取经济利益的民生主义，这种纲领是可以号召群众的。
因此，这就需要很多的党员学习和理解新三民主义，然后拿着这种新三民主义去号召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组织工人罢工，组织国民革命军等等。所以所有的党员，都需要学习新三民主义，理解新三民主义，然后又运用新三民主义去进行国民革命。
这既是统一思想的需要，也是客观实践的需要。
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发起的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其原理和这时候学习新三民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延安学习马列主义，要比这时候学新三民主义严格多了。
延安整风时候的学习，就不仅仅只是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它还增加了用马列主义分析和检查自己过往历史的程序，这道程序主要针对干部。比如，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去分析一下自己过往哪些事是符合马列原理的，哪些是违背马列原理的，这一套思想检查搞下来，一些曾经搞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政策的人，思想能蜕一层皮。比起延安整风时的思想建设来说，这时的党建只是需要大家学习一下什么是新三民主义，是不是相比就显得太小儿科了。
然而即便是这种学习，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谁愿意学一套反对自己的东西呢？
党建的第三部分工作：
就是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体入党，建立基层党组织。
以前的国民党组织主要集中在上层，各区、县级党组织力量极其薄弱，基层组织的不受重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基层组织的不受控制，涣散无序是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普遍现象。
因此党建的第三部分工作就是大量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同时吸收大量的工农、学生等成分的党员充实到各基层党部之中。
建设基层党部，就必然涉及到选举基层党部的领导班子，于是矛盾自然又形成了。
国民党右派希望都是自己安排的人充实到基层党部，但是由于共产党人在发展基层党部的时候，吸收了大量的工人、学生群体，有的地方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这就使得右派的人在选举中很难安排自己人占据领导位置。于是围绕着争夺新建基层党部的领导权问题，就出现了右派纠集流氓打手进入会场，破坏选举、破坏基层党部建设的情况。
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破坏的党的建设工作，在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后，成为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党建过程中爆发出来的矛盾。
建党的目的，是领导群众运动，是领导国民革命，但是对于国民党右派而言，最害怕的也就是看到群众运动。
于是这期间还发生了这样几起矛盾冲突事件：
国民党右派分子召开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
殴打垮党党员邵力子；
指示工贼把调解南洋烟厂罢工事件的共产党员杨殷打成重伤；
把发表演说反对军阀、号召革命的学生、共产党员黄仁推下演讲台摔死；
停发上海执行部的各项经费和工资，使各项工作陷于瘫痪等一系列事件。
这一年的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径上海。于是毛泽东就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了一年来上海执行部的情况，希望孙中山能派人解决。只可惜这时的孙先生已染重病，又因北上事繁，已无暇处理此事。
同年12月，已积劳成疾的毛泽东心力交瘁，于是便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等人很高兴，终于“把毛赶走”，还特地摆了一桌酒席邀请各右派分子们，“以志祝贺”。
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一年里，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种种矛盾，其实也同样反映着整个统一战线中两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背后的本质是阶级矛盾。
原先的国民党成分复杂，其中就有一些买办分子、官僚政客的党员占据其中，这些人就形成了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
因此他们自然非常反对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反对各种群众运动，反对把工农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更加反对让一些代表工农的党员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这就是两党矛盾的实质。
但国民党里并非都是右派，还有另一部分代表受帝国主义、受军阀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谋求民族独立，谋求国家统一的民主人士，这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的左派，孙中山先生是这一派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也正因如此，才会有国共合作，才会有双方博弈后的新三民主义。
这一派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帝的需求，他们的需求集中体现在反对北洋政府、反对军阀，以求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望。孙中山先生一直致力于北伐，就是出于这样的愿望。
但是受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早年不管是护国战争，还是两次护法战争，他都只能寄希望于南方军阀，以及谋求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来实现其北伐的夙愿，然而却屡屡受挫。
直到陈炯明叛变，英美帝国支援陈炯明、吴佩孚等军阀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之后，孙才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因此，他们既需要苏俄的外部援助，又需要国内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还需要共产党人来帮他们做群众工作，做组织建设工作，做政治方面的工作。但是一旦当这种工作威胁到资产阶级利益，甚至对其中一部分人跃升到大资产阶级地位产生威胁时，他们就会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就可能或倒向右派，或成为新的右派，从而反对共产党人。
所以，当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矛盾时，国民党左派中的一部分支持共产党，另一部分则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折衷调和，甚至包庇右派的倾向。
毛泽东在经过一年的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之后，就已经认识到了国民党的阶级实质，可以说他应该是党内最早看清国民党实质，并将其著述到理论层面的人。这篇理论著述就是《毛选》中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依靠国民党是不靠谱的，但是依靠工人运动，力量又太薄弱。当时中国比较集中的产业工人，不过200多万，占当时全国人口都不到1%，数年来的工人运动虽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是还远远无法对抗武装起来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军阀。
当初也正是因为工人运动力量薄弱，共产党的力量也很薄弱，才有了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如今看来，联合的对象——国民党，也很不靠谱，因此，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的力量源泉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成为了当时的共产党人，也成为了毛泽东本人急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于是，带着这个问题，积劳成疾的毛泽东从上海告假，回到了湖南老家，在这里，他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农民的身上来。
作者：小庄楼主；来源：八角楼上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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