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大企业（“大厂”）与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部分自媒体或为博眼球，或因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进行不实指责乃至恶意污名化；而大厂们则不论媒体批评的初衷与善恶，一旦出现负面声音，便倾向于动用资源甚至法律“封杀”，试图将一切杂音消弭于无形。这种“堵”的思维，不仅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与不信任。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他对公共关系与媒体关系的深刻洞见。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华为早期在舆论面前“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强调“公司以前对宣传就是堵，能堵得住千万人的嘴吗？要适应，要顺流，不要担心木筏会碰上湍流。”
他说：与其高筑围坝，阻绝舆论，不如低作堰，顺流而下；既要尊重舆论的自然流动规律，也要保证主航道的“水”“面”有机共存——主航道正面评价占到60％~70％，边缘涡流、负面声音占30％~40％，才能更真实、更可持续。
这种“疏”而非“堵”的理念，以及在与媒体关系上“低作堰，而不是高筑坝”的姿态，为我们审视和改善当下紧张的媒企关系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01
拥抱批评的价值
任正非在2010年与相关部门的座谈中，深刻反思了华为在媒体关系上的“心理障碍”和“麻木”。他指出，将创始人个人的“精神病态”演变成“十万多人的麻木”，对公司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别人对公司的误解，有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主动与别人沟通，甚至连被动的沟通我们都害怕，还把这当成了低调。”这种“鸵鸟心态”的直接后果是，当负面舆论出现时，企业往往选择逃避或压制，而非积极沟通与澄清。
与此相对，任正非提倡“担负传媒的人要敢于把事实真相对外宣传”，甚至鼓励“批评华为公司更好，不一定要说华为公司的好话，事实自会有鉴别的。”他认为“小不振则大震。早些知道什么错了，总比病重了好。”这与他后来在2015年提出的“身份的证明，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保证主航道正面评价有60~70%、负面评价有30~40%，才是正确的”观点一脉相承。一个健康的企业生态，必然包含不同声音，甚至不乏批评之声。试图营造“零负面”的真空环境，不仅不现实，反而会扼杀企业自我纠错、持续进步的可能。正如他所说：“维护是维护不住的，只有改好才行。”
02
“低作堰”而非“高筑坝”
面对媒体，任正非主张“要改善和媒体的关系，要善待媒体”。他生动地比喻道：“在与媒体关系上，也要低作堰，而不是高筑坝。”这意味着企业应采取更加开放、包容和谦逊的态度。他批评了华为曾经“谁也不接待他（记者），打车在坂田转了一圈就回去”的做法，反问“为什么让人家下不了台？”他认为，“媒体也是要付出努力的”，企业应“好赖信息都得给他两个，让他能写篇文章”。
这种“低作堰”的姿态，核心在于尊重媒体的劳动，理解媒体的诉求，并提供必要的沟通渠道。任正非甚至提出，“要采访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员工想说啥就说啥”。他深刻洞察到，“媒体现在是很恨华为的，他们的一些说法是气话，是对我们封闭和傲慢的反弹。”因此，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转变姿态，从封闭傲慢转向开放谦和。同时，他强调“永远不要利用媒体”，企业追求的应是“媒体给我们一个弹性的环境”，而非将其作为工具。
03
做“和事佬”而非“进攻型组织”
任正非不仅要求媒体关系人员“敢说话，要敢说错话”，甚至提出“一句话没说错的，一定要免除行政职务”，以此打破保守僵化的局面，鼓励主动进攻和承担责任。他认为，“进攻一定是会有错误的，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失败，你们不怕说错话就是攻击前进。”这种容错机制，旨在激发团队活力，避免因循守旧。
随着华为的发展，其公共关系理念也在不断深化。到2015年，任正非指出公共关系的总体目的是“帮助公司减少阻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并将其定位为“和事佬”，而非。他认为“公共关系过于激进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阻力会更大。” 到了2018年，他进一步提出公共关系的价值观与战略纲领是“合作共赢”，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思想架构”，甚至认为“公共关系对公司应该是负反馈，要约束公司的一些极端行为。”
这种从战术层面的媒体应对，到战略层面的生态构建和价值观引领的转变，体现了对公共关系更深层次的理解。企业不仅仅是与媒体互动，更是与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文明对话。正如他在2018年所言，要“从人类文明的结晶中，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公共关系需要“学点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从而建立真正的沟通与信任。
04
对当下“大厂”的启示
当前“大厂”与自媒体的矛盾，部分源于一些自媒体缺乏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但也与“大厂”在面对舆论时的傲慢、封闭和过度反应不无关系。任正非的媒体关系哲学，至少能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1、要能容纳异见。
企业应认识到负面声音的客观存在及其价值。与其一味封堵，不如将其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保持60-70%的正面评价和30-40%的负面评价，或许才是一个更健康、更真实的状态。
2、姿态要谦逊。
放弃“高高在上”的姿态，建立畅通、平等的沟通渠道。对于善意的批评，要闻过则喜；对于不实的指责，要基于事实进行澄清和沟通，而非简单粗暴地压制。
3、用战略构建生态。
公共关系的目标不应仅仅是危机公关或形象美化，更应着眼于构建良性的商业生态和社会环境。这需要企业以“合作共赢”的心态，与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
4、注重内部反思。
对内，要培养一支敢于担当、善于沟通的公共关系团队，并鼓励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外，则要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尊重其独立性，不试图操纵或利用，更不要轻易动用法务力量。
总而言之，任正非的媒体关系哲学，核心在于“疏导”而非“封堵”，在于“开放”而非“封闭”，在于“尊重”而非“利用”。在信息传播日益多元化、快速化的今天，这种充满智慧与远见的理念，不仅对华为自身（虽然内部有方法论，但一些部门执行很傲慢很僵化），对所有面临复杂舆论环境的“大厂”而言，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唯有以更加成熟、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企业才能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赢得社会的尊重与信任。
来源：蓝血研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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