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7月1日，英国共产党（马列）官网刊发了卡洛斯·马丁内斯的文章，文章赞扬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表示中国环境保护的成功来源于自身的经济制度结构，它使得政治和经济的优先事项不由资本追求持续扩张的动力所决定，而是由人民的需要与愿望来决定。这些因素都表明，社会主义是拯救地球的唯一途径，全文如下：
卡洛斯·马丁内斯：中国所取得的进展表明，社会主义是拯救地球的唯一途径
几十年来，尽管有无数国际合作组织致力于解决气候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仍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据2025年6月底的一份报道显示，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国累计太阳能装机容量已突破1太瓦（TW）。这一规模约占全球总量的45%，并且是美国（177吉瓦，GW）与欧盟（269GW）数据的数倍。
据中国国家能源局（NEA）的最新数据，中国风电与光伏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已达1.5太瓦，首次超过火电。这一成就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反映出其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坚定决心。
生态文明
上述进展体现了中国坚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计划——即推动均衡、可持续的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使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林、污染治理和可持续交通建设等方面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
中国战略的制定源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人类已无法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继续走那条只顾开采而不投入保护、以牺牲保护换取发展、开采后不做修复的老路。”因此，中国正全力推进其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长期减排目标：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据环保网站Carbon Brief的详细分析，中国的碳达峰目标已经实现。尽管总体用电需求仍在增长，但是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碳排放同比下降了1.6%。
《不可居住的地球》一书的作者、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 Wells）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中国在全球绿色技术供应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生产了全球84%的太阳能组件……它生产了全球89%的太阳能电池和97%的太阳能硅片与铸锭，分别生产了86%的多晶硅与电池芯片、87%的电池正极、96%的电池负极、91%的电极与85%的电池隔膜。而这个列表还远远没有结束。”
清洁能源崛起的对应是煤在中国电力结构中占比的稳步下降。21世纪初，中国约80%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厂；到2024年5月，这一比例已降至53%，且下降速度仍在加快。
虽然中国仍在新建燃煤电厂，但这些新厂通常是对现有厂站的现代化更新，使煤电厂更加清洁、高效。美方分析人士KJ Noh与Michael Wong指出，目前中国大多数燃煤电厂现已采用超临界或超超临界技术，“这意味着它们比许多美国工业时代遗留的老旧机组更高效、更清洁”。
此外，中国许多正在规划或建设的燃煤电厂仅仅是将作为备用发电站，以确保太阳能和风电的供电可靠性。2023年《每日电讯报》曾指出，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并非西方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中国平均每增加6GW可再生能源，就新增约1 GW的燃煤备用。两者是并行的。”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持续投资已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成本下降，使得在世界许多地区，太阳能、风能与化石燃料相比正越来越具有价格竞争力。国际能源署（IEA）指出，中国在绿色能源上的巨额投入“促成了逾80%的成本下降，帮助太阳能发电在许多地区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技术。”
全球危机
如今的世界几乎已成共识：若要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人类必须摆脱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正如Our World in Data副编辑兼首席研究员汉娜·里奇（Hannah Ritchie）所言：“全球气温在上升，海平面在上升；冰盖在融化；其他物种在努力适应变化的气候。人类正面临从洪涝干旱到野火与致命热浪的一系列问题。农作物面临减产，城市将被淹没。导致这些的唯一原因就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
科学结论早已经明确揭示：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已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导致更多的热量被困在大气层中（即向太空辐射的热量减少），从而引发全球变暖，进而造成更频繁、更剧烈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与生态系统迁移。
如果温室气体浓度继续上升，相应的生态问题会显著恶化，除非我们极大地减少能源消耗或转向零排放的清洁能源。在全球数十亿人口仍需提高能源使用以满足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普遍大幅减少能源消费并不可行。
因此，防止气候崩溃的唯一现实选项是进行大规模的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在不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且不对环境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的能源需求。
为什么是中国？
自1990年代初以来，全球在紧急转向绿色能源的必要性上已达成共识，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进展寥寥。他们保持对开采化石燃料的补贴，继续扩大油气钻探，并从事对生态有害的军事活动。即便他们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将工业外移到主要的制造强国——尤其是中国——来实现的。
经济人类学家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指出：“过去半个世纪充斥着不作为的里程碑。关于人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旨在设定非强制性的温室气体限额。自1995年以来，每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COP）都在为减排计划进行谈判。该框架先后延伸出《京都议定书》（1997）、《哥本哈根协议》（2009）与《巴黎协定》（2015）。然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仍年年攀升，生态系统以致命的速度解体。”
几十年来，资本家告诉我们神秘的“市场力量”会解决环境危机。当供需动态失灵、无法自我修复时，资产阶级便试图将责任推到个体消费者身上，要求人们减少家庭能源消费、少乘飞机、回收利用、缩短淋浴时间、驾驶电动车、少吃肉等。危机于是被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地个人化了，资本主义体系被免责。
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领导力表明，社会主义是拯救地球的唯一可行政治经济框架。公有制、中国式民主规划体系、不存在化石燃料游说团体，以及政治权力置于劳动大众手中，这些因素使中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比其他大国取得更快进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安排使政治与经济优先事项不由资本对持续扩张的驱动因素决定，而是由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来决定。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能够动员巨量资源来完成重大工程。
政府、国有企业、合作社与私营企业在国家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态中共同运作，并遵循政府高层次规划。最大型银行为国有，这意味着资本配置方面最重要的决策是基于人民的长期利益，而非资本的短期利益。
美国、英国、欧盟与加拿大只是空谈；中国则是身体力行。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观察到的：“尽管中国已在国家规划与监管中开始落实其进步的生态文明构想，‘绿色新政’在西方却并未真正落地——在西方体制内它只是一个口号，缺乏真正的政治支撑。进步力量曾讨论过它，但是它被当权者所拒绝。”
我们重申：中国之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跑者，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与电动交通方面的创新中受益。
对于我们这些身处权力被腐朽资产阶级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中国的榜样可以被用来推动群众向政府施加压力，阻止我们的政府与统治阶级继续毁灭地球，同时推动在环境议题上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马志鹏 编译 ；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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