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研究的相关论述，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七一”重要讲话为指导，遵循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于“四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诠释，对于深化“四史”的学习研究都有所裨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过去，也可以为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1）
关于 “四史”的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中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2）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了“四史”学习的重要性以及要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9次提出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3）。因此，对“四史”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和探讨，对我们提高“四史”的学习和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四史”研究的对象
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划分学科的基础，研究对象不同，学科也就不同，按照研究对象的差别，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可以划分为人文社会科学；以思维为研究对象的可以划分为思维的科学。
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类别以后，还可以根据具体研究对象进行一级学科的划分，比如：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称为历史学；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称为法学；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称为政治学等等。在一级学科下面，还可以细分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二级学科以及研究方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产生了学科分类；学科的划分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划分都是以研究对象的划分为基础的。
从哲学的范畴来看，研究对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哲学意义来说，研究对象最具有启蒙意义的结论就是：对象不仅决定着学科类别，对象不同则学科类别不同；而且，也决定着研究方法，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也不同；同一个研究对象，可以从相同或者相近的学科进行研究，这就是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相同或者相近的学科，学科的交叉性越强。
以上关于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以及哲学含义，对于“四史”研究对象的确定是有意义的。从研究对象来看，“四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从历史学的划分来看，“四史”可以划分为按年代划分的编年史；或者按研究对象划分的专门史。编年史是以年代和时间为划分标准的；专门史是以研究对象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的，分门别类，可以根据对象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专门史。比如：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称为《政治史》；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以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等等。从“四史”的研究对象来看，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形成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专门史。
首先，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党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的。它以党的建立、发展全过程、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方法和经验教训为研究对象；以党史资料的考证、编撰为基础性研究工作；以宣传党史教育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知识竞赛等等大众化、群众化的平台为宣传工具；以高校、研究机构的论文、著作为高端科研成果，多层次的推进党史研究的发展。
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新中国史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其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史的上线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其研究范围主要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全部的历史过程，包括共和国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成就等等。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和以政党为研究对象的党史研究是有区别的，这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在第三部分将会详细讨论。
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重大事件、主要成就、经验教训等等。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称为国策史的研究；同时，深化改革开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从时间上看，是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研究；从空间上看，主要是两个大的领域的研究：全球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理论和实践，因此，在研究对象上与党史有紧密的联系。
总之，“四史”的研究对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四史”；而联系在于：“四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内在联系形成了“四史”的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
二、关于“四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四史”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有所区别。明确这些重点问题，对于“四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中共党史的研究。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通过了3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从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以费正清、施拉姆为代表中国问题专家代表了国外关于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水平。并且，其研究成果对国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费正清的《中国晚清史》、《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等等。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外兴起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热潮，《习近平治国理政》等著作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作为学习研究资料出版发行。
从中共党史的回顾和新时代党史研究来看，基本问题是：党的历史、历史人物、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几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史的研究，也做过许多重要的论述。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复兴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4）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从大的方面看，新时代党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是：1、“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2、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的历史研究；3、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研究；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5、“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研究；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关系的研究；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研究；8、百年党史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新时代党史研究既要注重历史的研究，也要注重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新中国史的研究。新中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与党史的研究对象不同，新中国史是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属于“国史”的研究。当然，“国史”也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史的研究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都有学科的交叉，新时代以来，新中国史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其“专史”的学科“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当然，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新中国史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科逐渐做大做强。
新中国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2、新中国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研究；3、新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4、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军事等专史的研究，比如新中国的《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等等。
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史是相对“年轻”的专史，它的上线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原来属于社会主义史、新中国史、中共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改革开放史单列，成为专史，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是：1、全球化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2、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3、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4、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历史事件和经验教训总结；5、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研究等等。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是：1、全球社会主义500多年历史进程的研究；2、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研究；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5、科学社会主义在全球发展经验教训的研究；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三、“四史”关系的诠释及教学建议
在“四史”的研究过程中，既要看到“四史”的联系，也要看到区别，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和阶段划分的不同，“四史”是有区别的；同时，由于研究对象存在相互联系，时间和年代相互重合和覆盖，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相通。因此，“四史”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搞清楚这些联系和区别，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好“四史”的基础。
首先，“四史”的相互联系主要是：
1、“四史”的性质相同。从学科性质来看，“四史”都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专门史。
2、“四史”的研究方法相同。由于“四史”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都遵循历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原则。特别是历史的真实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及现代高科技手段比如Ai技术、大数据数字化技术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
3、研究对象的联系。“四史”的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主要是研究重点不同。但是，由于时间和年代的重合，“四史”的研究对象，又具有高度的内在联系，即历史逻辑的联系。比如：5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从时间上就包括和覆盖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再比如：中共党史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新中国史主要是以新中国为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史主要是以改革开放为研究对象；表面上看，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还是改革开放史，无论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还是改革开放史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史都贯穿其中，党史是“四史”研究的灵魂！“四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内在联系。
4、“四史”的时间和年代相互重合和覆盖。从党史的上线、下线来看，“四史”在时间上也是相互重合、交叉的。是不同的历史主体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比如：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覆盖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百年党史又覆盖了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70多年新中国史又包括了改革开放史。“四史”从时间上来看，是相互包含和覆盖的关系。
其次，从区别来看，“四史”的区别主要是：
一是“四史”的上线不同：
500多年社会主义史的上线是1516年，以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莫尔的《乌托邦》为标志。也就是说，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包括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5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其中，500多年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是：1840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二战以后，全球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上个世纪末，社会主义在全球的严重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颖而出，为世界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领全球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中共党史的上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至今整整104年，百年党史；新中国史的上限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至今76年；改革开放史的上限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47年；至于“四史”的下线，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顺延即可。
二是“四史”的研究对象不同：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从范围来看，包括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共党史是以党为研究对象的；新中国史是以新中国为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史则是以改革开放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不同，研究的重点也就不同。
当然，从逻辑分析来看，“四史”的研究虽然有许多区别，但其揭示的历史规律、研究方法则是相通的。 “四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统一关系，“四史”关系的研究，“四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研究，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四史”和高校思政课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辩证统一关系；另外，也应该看到，“四史”融入高校思政课在内容、方法和衔接上也存在一些“冲突”和矛盾，需要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要善于从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之中，探索新视角，得出创新性成果。
目前，从高校“四史”教育的情况来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四史”教育无论是从研究还是社会化普及程度来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四史”在高校除了历史学专业以外，并没有开设专业课，甚至连选修课有没有；中共党史往往只是党校的专业课，普通高校只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课程，并没有作为专业课或者公共课开设。从课程来看，高校开设的公共课只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能够开设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院校寥寥无几，课程设置不尽合理。从“四史”教育普及程度来看，全社会对于“四史”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四史”教育的社会化、大众化程度偏低，社会化教育的机制、有效方式有待探索和建立。
这些情况表明，“四史”教育虽然在理论上得到高度重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具体落实上仍然需要解决存在的问题。从对策建议来看，高校及全社会要提高“四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在相关专业开设“四史”的专业课或者选修课，计入学分；提高学科、专业、学分的设置的科学化水平；机关单位、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请专家开“四史”的学术讲座、知识竞赛等等，提高全社会对于“四史”的科普教育水平；充分利用高科技媒体，比如电影、电视、手机等等手段提高“四史”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化程度，提高“四史”教育的及时性、趣味性、时效性；大力开发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红色旅游，把“四史”教育融入红色文化之中。从这些方面来看，“四史”教育和研究仍然是任重道远。
注释：
（1）习近平《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 人民日报 》2021年02月21日01版
（2）《凭栏处：以史为鉴，筑牢信仰基石》《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7日 05 版
（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1、7
（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重要讲话振奋人心》，《人民日报》2020年01月10日
（作者简介: 左邱宇，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市党史学会理事，云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云南省党史研究智库专家；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评审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