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说日本史B》（山川版）由日本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出版，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市场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而教科书编写却通过“保存、涂抹、转移”等方式，对历史文本进行“事实选择和内容构建”，对历史书写进行“调整和塑形”。
教科书通过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等方式阐述战争的起源，掩盖战争的根源问题，从而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一言以蔽之，教科书掩盖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真实动机，寻找各种“理由”，给出各种“解释”，为战争“辩护”，甚至有“自卫战争论”的说法，将战争起源问题归结为双方冲突，而不是单方的侵略。关于甲午战争日本出兵的原因，书中写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而出兵，同时……日本也与之对抗而出兵”。教科书将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立场对立”，“中性化”战争性质。教科书对日俄战争的记载为“日本和俄国的谈判于1904年（明治37年）年初破裂，同年2月，两国互相宣战，日俄战争开始了”。实际上，学界对日俄战争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和海上进行的争夺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战争。然而，教科书对这场战争背后的侵略动机只字未提，试图掩盖战争的本质。
教科书在对侵略战争的主体责任上甚至进行“偷梁换柱”，凸显“偶然性”以模糊发动者的责任。“满洲事变”中，“关东军以参谋石原莞尔为中心，于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南满洲铁路的轨道（柳条湖事件）……宣布满洲国建国”。教科书没有提到事变的动机和性质，还把事件主体换成了关东军，推卸政府的责任。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这是日本引发“满洲事变”的根源。而学术界的一般定论并没有反映在教科书中。关于侵华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后的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外卢沟桥附近发生了中日两国军队冲突事件（卢沟桥事件）”。从“冲突事件”看出，日方给予其“偶然性”，发动者责任被模糊化。
此外，教科书还在对侵华战争的动机描述上进行语词转换，弱化和淡化侵略性质。关于侵华战争，书中写道：“‘停战协定’一度在当地达成，但近卫内阁屈服于军部的压力，改变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增派兵力扩大战线。对此，国民政府方面也采取了坚决抗战的姿态，战斗远超日本方面当初预想，发展为全面战争（侵华战争）”。其中，“屈服于军部的压力”、“扩大战线”等词掩盖了侵略性质和战争目的。最后，关于太平洋战争，从教科书上的“日本把这场战争规定为针对英美威胁的自卫措施”可以看出，日本把这场战争正当化，美化其战争形象。
（原题《日本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战争观探析——以山川版〈详说日本史B〉（改订版）为例》，摘自《延边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作者：蔡瑶 蔡佳佳，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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