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在很多场合提到，美国中国学研究意在促进对“今天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探究中国经历曲折后最终选择共产主义的原因，并思考如何遏制中国，避免共产主义在亚洲扩散。他甚至告诫学生，哪怕研究明清乃至之前的中国历史，本质上也是为回应当下问题。
美国的中国学作为战后新兴研究领域，从开创伊始就有极强的资政取向，是美国构建战后世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宋怡明戏谑地说：中心成立之初有一个隐讳的目标，即研究中国如何被解放，以确保“解放”不会再次发生。事实上，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至少在美国对华决策程序的三个环节承担重要责任：一是通过学术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二是通过塑造中国形象营造舆论共识；三是通过“旋转门”等机制协助制定对华政策，并深度参与政策实施。
提供决策信息
美国在成为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对域外知识的需求随之增强。二战期间，美国急需有关盟友和敌国的各种知识，为战略决策提供参考。很多区域问题专家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进行诸如士兵忠诚度、亚洲各国文化、城市摧毁程度、盟军获胜概率等问题研究。被视为美国新闻署前身的战时新闻局，也雇用大量社会科学学者制作各类传单、广播稿、胶片和图像等宣传资料，并在各地收集信息和分析舆情。上述两个机构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区域研究专家，其中部分人后来创建特定区域研究学科，都或多或少受益于其战时经历。一方面，他们有机会亲自前往研究对象国和地区，直接进行文化调查并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借助战时与美国官方和私人组织之间结成的密切关系，争取各种资源支持。
资深中国学研究者戴德华，为政府工作前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东方学系主任。他曾担任战时新闻局副局长，这一经历对其转向当代中国研究影响很大。战后，戴德华在华盛顿大学创办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当代中国是其重点研究方向。在他领导下，研究所很快成为反共反华学者大本营，德裔学者梅谷和魏特夫均在此任教。与此同时，该机构也汇集不少旅美华裔学者，如萧公权、张仲礼等。由于资金充足，戴德华又是重要的“旋转门”人士，在相当长时期内，华盛顿大学是与哈佛大学比肩的中国学研究重镇。费正清也是战时新闻局雇员，曾在戴德华手下任职。他虽然职位不高，但战时积累的人脉，为日后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盛顿大学在中国研究领域声名显赫的另一原因是其设立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西藏研究项目。1959年，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美国政府有计划地招引西藏流亡人士进入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所谓“学术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华盛顿大学的西藏研究更偏向于“东方学”范式的“藏学”，它可能是最早将西藏流亡人士引入中国研究项目的美国高校，带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政治目的。比如1960年，西藏流亡人士达钦仁波切、德雄、索康等受邀来到华盛顿大学。他们都以参加学术活动名义访美，并在美国西藏研究方面发挥作用，但其更重要的使命是传播宗教，借以实现自身政治意图。多位学者指出，藏传佛教在美国是以学术方式传播的，并迅速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和精英群体，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随着冷战开始和美国影响力全球扩张，设立中国研究项目的美国高校迅速增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数量呈几何级增长。美国学界在中国研究的定位和方法上也形成大致共识：其一，强调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当代研究，与偏人文的“东方学”范式越发划清界限；其二，虽然运用跨学科方法，但学者始终强调单一学科学术身份，以便兼顾资政偏好的中国研究和学术偏好的学理探讨；其三，强调区域研究是对中国特定“问题”展开的系统研究。所以，美国中国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同一时期美国政策需求保持一致的规模化“问题”研究。
不同时期，引导中国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费正清在很多场合提到，美国中国学研究意在促进对“今天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探究中国经历曲折后最终选择共产主义的原因，并思考如何遏制中国，避免共产主义在亚洲扩散。他甚至告诫学生，哪怕研究明清乃至之前的中国历史，本质上也是为回应当下问题。他和学生列文森、史华慈等人终生致力于此。比如，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问，为什么西方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铺平了道路（指兴办医院、教育、慈善机构等），却迄今未能成功传教？为什么现代中国已经接受许多外来事物，却仍然排斥基督教？
随着中美关系变化，美国学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随之改变。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但仍由资政取向的核心议题引导研究方向。根据新一代中国学研究者沈大伟概括，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固然受到重视，但这一时期学者聚焦中国政治的延续性与变化，特别是地方政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课题，试图回应核心问题“现代中国向何处去”。20世纪末中美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重视“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比如原本处于美国学术边缘地带的西藏研究，到21世纪初一度成为“显学”。
塑造中国形象
美国中国学研究者不仅为美国政府提供制定决策所需的参考信息，还助推特定时期中国形象的塑造，长久影响美国对华决策和大众舆论。建国以来，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战略，美国公众普遍具有“乡土主义”倾向，比较轻视外国知识和于己无关的国际事务。然而，随着战后美国影响力遍及全球，并在冷战中确立追求“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普及域外知识和鼓励公众参与国际问题讨论变得更加重要。冷战时期，美国社会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极为有限，中国学研究成为公众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费正清被认为是战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观塑造者。他于1948年出版美国中国学名作《美国与中国》。彼时国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失利，因此该书目的明确，即了解中国并预测其未来。费正清笔下的传统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专制帝国，与现代性完全脱节，靠美欧传教士推动才步入现代化。《美国与中国》3次再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辐射的读者范围极广。一般认为，该书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见解影响了至少两代美国学者和普通读者。
《美国与中国》出版后，费正清在6年时间里陆续出版5本著作，奠定了他在国际中国学领域的地位。但这一时期，他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加深。其著作常以“借古喻今”方式塑造中国形象，不断强调历史中国即今日中国。比如他在谈到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时，将其与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进行比附：“统治者拥有毋庸置疑的特权，并通过个人榜样、简朴的生活规定、道德劝告和严厉的惩罚来组织人民生活。”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的学术潮流就是打造落后专制的中国形象。史景迁指出，当时很多美国人试图通过了解历史中国来理解现实中国。因此，尽管这些著作有着时代局限性并在当时就饱受批评，但仍广受民众欢迎，流传甚广。
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还通过构建相互对立的形象或叙事误导公众。“西藏问题”是美国塑造负面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美国的西藏研究者不断强化关于西藏的两套叙事：一是神化西藏及藏传佛教，即众所周知的“香格里拉”叙事；二是描述当代藏族被“侵犯”的日常生活，即所谓“人权问题”叙事。两套叙事的用意分别是虚构历史西藏的“美好”，以及歪曲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它们相互配合，不仅强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也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为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制造舆论。
近30年来，西藏研究不仅成为美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而且成为高校研究生学习和研讨的对象。比较各国的西藏研究更能看出预设立场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俄罗斯学界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其研究中，西藏仅作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因素出现；美国学界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为此寻找所谓历史和现实“依据”。西藏研究的案例清楚表明，美国的中国研究事实上承担着按美国对华战略需求来塑造中国形象的任务。
服务美国战略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学者，美国学者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者，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更多。作为后起帝国，美国有关亚洲的知识储备有明显短板，于是传教士和学者在早期政府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19、20世纪之交，集汉学家和外交官于一身的柔克义，在推动美国制定对华“门户开放”和庚款返还政策时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对西藏的政策立场很大程度上受柔克义的学术成果影响。
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阵营霸主，开启全球争霸。在亚太方面，外交机构缺乏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积累，美国中国学得以介入相关决策。起初，费正清、施乐伯、鲍大可等人主要通过学术作品和学界声望对政策施加影响。后来“旋转门”制度愈发完善，成为连接学界和决策层的重要机制，傅高义、沈大伟、李侃如、柯庆生等知识精英不断在学界、智库和政府之间轮换身份，他们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变为政策建议的能力更强。然而，由于美国中国学从兴起伊始，就带有政治战略目的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导致其研究结论几乎是预设的，与美国对华政策风向几乎亦步亦趋。因此，美国中国学很难客观认识中国，更像在塑造一个“想象的中国”。
为冷战政治服务的知识生产方式，很难提供客观完整的信息。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前夕，美国中国学研究者约翰·林德贝克调研发现，冷战前半期美国中国学研究者的汉语水平普遍较差（华裔除外），难以驾驭诸多史料，也缺乏对中国的实际理解。可见，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的许多研究肤浅而抽象。
在中美关系缓和后的大约20年间，美国中国学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自我反思”，如反思“冲击—反应”论和美国输出价值观；二是“肯定”中国现状和改革开放。然而，上述两个特点只是表象，所谓“反思”和“肯定”仍受“西方中心论—对华战略”这一“学术—政治”机轴的支配。所以，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展现的中国形象仍然是主观建构的虚像，并非中国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正因如此，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华和平演变失败后，许多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被指责因所谓“同情中国”而未能认识到新中国的“本质”，称他们刻画的“错误的中国形象”，使美国政府没能强有力地“规范”中国行为，让中国“遵守”所谓“国际行为标准”。显然，美国政治家试图将美国未能实现对华和平演变的“责任”推到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身上。
时至今日，美国中国学界仍在西藏、新疆、人权等多个议题中塑造负面的中国形象。近年来，多位中国学者在与美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发现，美方学者谈论全球环境、经贸往来、疾病控制和社会文化等话题时，都预设“中国威胁”前提。这是当下美国学界对华态度的真实写照，也说明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在既定“学术—政治”框架下，不能提供客观独立的学术见解。
美国中国学本应以其学术研究，构建真实立体的中国认知图景，进而为中美两国消弭误判、深化互信提供智识支撑。然而，它以“问题”的形式来组织知识生产，并与美国现实政策密切关联，因而无法避免议题前置、价值先行的弊端。美国中国学不仅需要反省其方法论缺陷，更要与美国的霸权政策廓清界限，否则无法为增进中美关系、促进世界和平提供借鉴。
作者：张杨，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来源：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2期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