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郁 于鸿：春秋战国时期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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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郁 于鸿：春秋战国时期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
2025-08-05
【内容提要】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自产生之日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在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等方面呈现出密切的相关性与契合性｡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与军事实践为基础，从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共生互动关系中，探讨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这对于丰富中国无神论史研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无神论思想和军事伦理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广泛存在和应用｡两者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出的早熟而丰满的智慧之果｡这里所称的无神论是指理论形态的无神论，即“以科学知识与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而对有神论的否定”, 在历史形态上属于古代朴素无神论｡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作为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兵家对于军事道德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和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是“天命” 观念受到冲击，“重民轻神”“重民轻天” 的无神论思潮兴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主张以人事为本和以自然为本的无神论思想成为一些进步思想家，包括以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为代表的兵家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研究战争的理论工具，使当时的军事伦理思想与无神论思潮互为激荡，给军事伦理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无神论烙印｡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与军事实践为基础，基于无神论与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共生互动的关系，考察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这对于丰富中国无神论史研究，从多方面挖掘中国无神论和军事伦理思想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无神论的发展为兵家军事伦理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无神论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与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为基础，否定天具有人格性与意志性，以及天能干预人事的观点，主张自然为本与人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提升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并作为中间环节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从而为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无神论的发展为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又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主体｡因此，考察无神论对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是认识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根据马克思主义道德起源论，军事伦理起源于军事生活或战争实践活动｡因为有战争就有规范，就有伦理道德，军事伦理就是在军事实践中产生发展的｡军事伦理思想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的起源与形成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起源｡大约是在夏商时期，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出现了｡如同无神论产生于有神论的胎胞一样，中国军事伦理思想萌芽于有神论｡殷商至春秋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与之相应，社会思潮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天命观” 占据文化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以卜筮吉凶指导战争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做法普遍流行｡受其影响，在军事道德的起源问题上，夏､商主张道德来源于 “鬼神” 和 “上帝”, 周人归结为 “天命”｡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军事伦理观念和宗教意识混淆在一起，人们未能把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战争要素来认识，未能提出系统的军事道德规范，军事伦理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动｡至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奴隶制时代的统治秩序､典章制度与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都处于崩溃之中，即进入所谓“礼崩乐坏” 的时代｡在西周末期出现的怨天､恨天，即对天命怀疑的思想基础上，春秋时期又进一步提出了 “民神并举” 与 “天道与人道无干” 的观点｡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在深入探讨天道与人道，以及鬼神与性命诸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与神学对立的自然为本与人本思想的无神论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无神论观念并非是指对神的完全否定，而是指神观念的弱化｡以自然之天或规律之天替代宗教之天，作为自然关系性质的 “天人” 对应范畴也终于出现，如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有时，这对范畴中的 “人” 也用 “民” 来表示，如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天､地､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 等｡不难看出，这些材料中的 “天人” 主要都是自然意义上的｡
春秋时期自然性质的“天人” 语词或概念的出现，实际上造成了对 “神人” 关系的剔除与替代｡在自然观上对神秘的天道思想的剔除和对天 ( 自然) 的抽象，对于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可谓意义重大｡以《孙子兵法》为标志，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宣告形成｡因为在该书中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脱离了宗教的形式，第一次把它作为与战争相关的相对独立的要素来认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军事道德要求｡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他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 “天” 做了无神论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 是指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和四时运行规律，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就和当时影响犹存的视 “天” 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此，孙武明确强调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 “禁祥去疑”, 反对依赖天命的休咎，迷信鬼神的佑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 “五行” 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其《势篇》有言: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就是一例｡这里的 “五行”, 是被当作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来看待的｡可见，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出发点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鲜明无神论特征｡
（二）在无神论思潮推动下，军事伦理成为判断战争性质的重要因素
军事伦理的核心是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问题｡有德之战是中国远古时期战争的理论总结｡在战争中，人们开始对它作理性思考，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发动者是否有德｡有德之战必胜，无德之战必败，成为中国古人看待战争的第一个结论｡这一结论的得出和无神论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伐纣前发表的《牧誓》里，尽管也沿用替天行道的话，提出“恭行天之罚”, 但在战争的发动､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则是将君主的有德或失德看得很重，也就是把人谋放在天意之上，认为商纣王倒行逆施，引起众怒，是他必然失败的根本缘由｡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 意思是说，天是为民求主的，谁有德，就把命降给谁，即 “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与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活动，虽然最终仍把王权的更替说成是天的意志，但 “天命” 背后，体现的是人世的道德标准｡重视人的作用和理性思维，是神学体系内部的自我否定因素，也就是无神论的因素｡由此可见，军事伦理成为判断战争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观念的形成是与无神论的发展分不开的｡由于 “德” 的观念的确立，使人们判断战争行为的正当与否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即凡是推行德政和有利于维护老百姓利益的战争，应给予支持和赞赏；反之，则应坚决制止与反对｡这一战争观，深刻影响了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
当然，周公旦所说的“德”, 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所说的 “正义” 与 “非正义”, 不能把 “德” 生硬地解释为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它的内涵有一个演化和发展的过程，应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恰当的解释｡然而，这并不影响 “德” 这一理念本身在军事伦理思想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二､无神论的发展拓展了
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无神论以朴素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否定神的启示及神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一切社会人事皆在人为｡它在同有神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也拓展了兵家军事伦理思想｡
（一）无神论的发展加深了兵家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催生了军事伦理思想的评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重民轻神，肯定民是神之主，民是国之本｡只要重民得道，就可以聚民､固国而无往不胜｡否则，有国而无德､无民，就会丧失天下｡注重人本的无神论思想影响了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义战观上｡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连年不断｡一方面，战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国家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在战争中“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 战争又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要求人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上为从事武备和进行战争寻找理论根据｡由此，义战观应运而生｡义战观对人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选择，以及对战争目的和手段的选择具有制衡作用，因而成为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兵家的义战观体现为两项基本主张，一方面高扬正义的大旗，另一方面讲究功利的取向，追求正义和功利的统一｡实施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禁暴除乱，稳定社会秩序｡这样的战争被视为正义事业｡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战观带有民本主义的思想烙印｡在兵家论著中，常用战争与“道” 的关系来论述战争的正义与否问题，主张只有符合 “道” 的战争，即符合天的意志 ( 事物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 和老百姓意志的战争，才是允许的，也才是能够取胜的｡《孙子兵法》中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的精神指导和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上下同欲者胜”;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等等，就是比较显著的标志｡战国中期的兵学著作《司马法》提倡以仁爱为根本宗旨的 “义战”, 主张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从这一伦理原则出发，《司马法》非常重视对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考察，将从事战争的基本条件概括为 “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意思是说，以礼义廉耻为规范，军队就能够固如磐石；以仁慈博爱为宗旨，军队就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战国时期的兵书《尉缭子》阐明了 “挟义而战” “武表文里” 的战争伦理观，提出 “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这些关于义战观的著名论断，与人本主义的无神论精神是相一致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之所以注重义战，原因之一是他们已经觉察到只有义战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是对自周代以来的主张“有德之战” 的战争伦理观的具体展开，同时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学大体上是一种伦理学，儒家伦理总体上又是一种政治伦理｡儒家政治伦理的精髓就是常说的入世担当精神｡” 随着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的价值追求进一步渗透到中国传统兵学中，“义战” 思想也成为兵家在战争观上的主体思想和军事伦理原则｡
（二）无神论的发展深化了兵家对军事主体的认识，丰富了军人武德的内容
无神论主张的“无神” 是对 “人” 这一主体而言的｡无神论的精神首先表现在伸张人的主体价值，而人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 “有为” 的精神｡这一精神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中军人武德的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军事伦理是军事领域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也是军人的职业伦理｡军人道德､将帅素质，对于保卫国家､建设军队的重要性，历来为君臣武将们所重视，并多有论证｡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庄王提出武有 “七德”, 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此后，“武德” 问题一直为兵家所重视｡所谓 “武德” 是指军人､武装集团的道德品质､人格修养､职业道德等行为规范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有学者主张，在中国，传统军事伦理也叫中华传统武德｡重视武德，即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而体现了强烈的无神论精神｡
军事伦理的价值目标是胜战，这就要求军事主体尽可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崇智善谋｡主张未战先谋，知而后战，是兵家对军人武德的普遍要求｡战争的胜败不受天命摆布，也不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取决于行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孙武明确提出，战争指导者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先要通过详细的“知”, 并在作战之前拿出上乘的行动方案｡“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武从 “知敌之情” 进而探求 “知胜之道”, 又在 “知胜之道” 的基础上提出 “动而胜人”, 这就把掌握客观实际情况与人的主观努力统一起来，有助于扫除人们对天命鬼神的仰仗和顾忌｡
孙膑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解释战争，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的无神论主张｡在对战争各构成要素的分析中，孙膑单独把人提出来，作为与天､地相对应的重要一项，主张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在 “人为贵” 的基础上，孙膑从 “将” 和 “卒” 两个环节，阐述了加强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能力的军人伦理规范｡他主张为将者应有仁德品质，要守信誉､严法纪｡关于士卒武德，他强调 “德行者，兵之厚积也”, 并列举了激气 ( 激励士气) ､利气 ( 使士卒有锐气) ､厉气 ( 鼓舞士卒斗志) ､断气 ( 使士卒果断，有决心) ､延气 ( 士卒有持续作战的精神准备) 等发挥士卒主动精神的措施，反复申述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
《尉缭子》论兵，首篇即开宗明义，针对“天官” “时日” “阴阳” “向背” 等有神论的说教进行批驳，明确提出 “尽人事” “人和” 的军人武德规范｡尉缭以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为据，说明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于神佑天助，而在于人事之修｡因此不要求神问卜，而要修好人事｡“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 在尉缭看来，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民心和士气｡在此基础上，高超的谋略，英明的决策，选择优秀的将帅，进入敌境的突袭，本国防务的坚固，决战指挥的正确，做到令行禁止，万众一心，拼命抗敌，如此则战无不胜｡尉缭关于军人武德的重视，说明他高度重视人的作用，排除神的作用，即靠人取胜，不靠神佑｡结论是: “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 这些关于军人武德的论述，体现了强烈的无神论精神，无疑是合理的､进步的｡
三､无神论促进
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几点启示
“无神论和有神论各自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且超出社会意识领域，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成为构成社会生活各领域矛盾运动､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认识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必须将两者作为丰富复杂的､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历史现象，结合中国无神论史与军事伦理思想史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整体､科学的认识｡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进而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是无神论对兵家军事伦理思想产生影响的基础｡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决定着无神论影响军事伦理思想的内容和性质｡从历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无神论思想，是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这一时期新兴势力的基本要求，是与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突出的进步性｡因此，这一时期无神论对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也是积极的､进步的｡
政治是推动无神论对军事伦理思想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政治是经济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现，在意识形态诸形式中起着核心作用｡人们的有神观念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这是人类认识史上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统治阶级自觉利用宗教，则是在无神论观念产生之后｡战国时期，逐渐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完全解决，天命与反天命､迷信与反迷信的斗争还在继续｡对自己前途充满信心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并进而实现大一统事业，需要坚持无神论，批判有神论，并为发动战争的合理性提供道义支撑｡这就为无神论影响兵家军事伦理思想提供了现实政治基础｡
战争需要的是推动无神论对军事伦理思想产生影响的实践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正当“大争之世”, 国防和战争问题成为各诸侯国的头等大事之一｡战争的现实迫使统治者重视军事问题，迫使思想家们正视战争现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朴素的军事大系统观｡这种观念不是把军事和战争问题看作单纯的军人职业问题，而是视其为与国家富强和社稷安危息息相关的 “尊主安国之经” 和 “辅王成霸” 之大业｡在此种朴素的军事大系统观影响下，诸子百家皆论兵､言兵､察兵｡一些主张无神论的思想家在思考､关心和研究战争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军事伦理思想｡荀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高唱天人之分，一方面剥夺了天的人格性而还其自然性，另一方面树立了人的中心地位，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 的戡天思想｡这一光辉的无神论命题最大的伦理学意义在于，它回归了人的认识主体性和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原因，不再是天之奖惩，而是人类自身的责任，人在对社会现状的改造中居于主体地位｡基于这一无神论命题，荀子阐明了自己的军事伦理思想：一是战争中人居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兵之要术” 在于 “善附民” “壹民”｡二是人要为性恶引起的非正义战争负责，就要以礼化性，以战止战｡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与军队建设成就，推动了无神论思想与军事伦理思想的深度融合｡
第二，无神论与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在相通相即中体现出正向契合的关系｡无神论对军事伦理思想影响的总体趋势，和我国古代思想战线上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两军对垒､斗争的总趋势是一致的｡凡是无神论得到发展的时期，也是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上升期｡而当有神论充斥兵学时，军事伦理思想也陷入停滞｡这首先是由两者共同的精神特质所决定的｡无神论否定神的主宰作用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面对生活的现实态度和理性精神，与兵家强烈的务实精神相一致｡兵家的最大特点就是注重实用理性，能够客观冷静地对战争本身进行研判，不受任何非理性情感的干扰，一切以现实的利害为依据｡这一特点使得兵家反对鬼神迷信，积极探求用兵规律的内生动力也更为强烈｡考察兵家著述可以发现，它们大都具有鲜明的无神论特征｡读过《孙子兵法》的人，都会感受到书中所弥漫的进取､刚健和自信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战斗的无神论精神”｡这种鲜明的无神论精神造就了兵家求真务实的职业精神，从而为其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当然，在生产力低下､科学发展水平有限的古代，鬼神迷信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兵家也概莫能外｡例如作为兵家四大流派之一的“兵阴阳家” 主张用兵作战注重时机的把握 ( “顺时而发”) 和天候的变化 ( “推刑德”) , 这是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但是，依据北斗以及星宿的变化确定进击方向 ( “随斗击”) , 沿袭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确定行军布阵 ( “因五胜”) , 借助鬼神以求克敌制胜 ( “假鬼神而为助”) , 则纯粹是有神论的｡从历史上看，“兵阴阳家” 中的有神论杂质非但没有随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消减，相反却在唐宋以后得到了恶性发展｡阴阳杂占､奇门遁甲､孤虚旺相之类的兵书层出不穷，清代以前竟多达 300 余部｡如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都在讲述阴阳术数､奇门杂占之类的鬼神迷信｡有学者指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兵学无疑是早熟的，“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及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干扰，终究缺乏把‘早熟’向前推进一步的后劲”｡可见，有神论的消极影响是制约中国传统兵学，包括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一些军事家对待无神论的实用性和功利主义态度，也助推了鬼神迷信在军队中的滋长｡一些军事指挥者利用战争中士卒的迷信心理，对有神论思想反其道而用之，使之为己服务，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聪明的指挥员并不相信鬼神，更不去祈求鬼神，而是将鬼神的幻影完全作为自己手中的一种工具｡《唐李问对》对此指出，这是兵家“托之以阴阳术数” 的一种 “诡道”｡正如明代《草庐经略》所言: “千军万众，诳惑易生，而鼓舞激扬，操之在将｡是故不凭虚以堕军实，不拘常以失事机｡或见怪不怪，矫凶为吉；或托鬼托神，若梦若狂，罔非因人心之疑畏，而激之使前也｡” 可以说，这是无神论者对鬼神迷信的一种无情嘲弄，并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但同时，这也为鬼神迷信在军队中的滋生留下了空间｡
从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对无神论的影响来看，先秦以降，言兵者日益增多，兵学著作日益丰富，军事思想愈益发展｡由于诸家言兵，诸子论兵，使军事思想与哲学智慧相通相即，往往军事思想寓于丰富的哲学义理，兵书又充满着哲学智慧｡这在丰富发展军事伦理思想的同时，也对无神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孙子兵法》是伟大的军事著作，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孙子以朴素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来思考､谋略战争问题，以其丰富的哲学思想推动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无神论的理论水平｡
第三，人类思想的不断解放，是推动无神论思想与军事伦理思想不断发展的动力｡人类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活动｡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作为体现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思想不断解放的成果，两者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科学与迷信是截然对立的｡只有冲破神学的牢笼，才能赢来真正的思想解放｡春秋战国时期无神论和军事伦理思想之所以得到较大发展，理性精神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广大民众的意识，原因就在于先秦诸子冲破“王官之学” 的束缚，将过去藏于秘府的文化典籍下传民间，起到了启发鸿蒙的思想启蒙作用｡
自然科学是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中，“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家和兵家大都重视自然科学的成就，例如战国末年的无神论思想家荀子，在哲学上对 “天” 的唯物主义论证，就依据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军事家中也有不少人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算和物理学都有着深厚的修养｡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改进，战争对军事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兵制的完善，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等因素，这些都势必对军事伦理提出新的要求，从而推动军事伦理思想的不断发展｡
中国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聪慧智识的结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珍品，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继承与发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无神论与军事伦理学都是其中必不可少､亟待发展的学科｡在坚持“两个结合”, 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下，加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互通互融，必将有助于推动和丰富无神论与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
（作者：丁郁，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于鸿，中共南京市六合区委党校助理讲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中国无神论学会”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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