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 苗悦鹏：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对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启示

 

 

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对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启示

 

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系统论述其金融资本理论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列宁基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现实实践，运用唯物辩证法对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刻揭示。通过对列宁所述金融资本的多维剖析，并结合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全球金融资本加速集中、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生产体系已经形成、国际金融垄断寡头统治世界方式多样等外部状况，构造出一套系统性的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解决方案。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并完善金融领域的安全防御体系，从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资本；垄断；党的全面领导

 

从历史演进维度看，金融资本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开始出现萌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育成熟。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金融资本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一套科学全面完整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体系。部分西方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与金融霸权行径，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碎片化、金融治理失衡化等结构性问题突出，全球发展面临着“逆全球化”与“再金融化”的双重挑战。为加快补齐补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短板弱项，迫切需要继续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堵点[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但要在实际执行中真正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具体部署，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提出可行性的推进策略。本文在对国内学界关于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当代阐释进行系统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针对性剖析并结合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外部状况，提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视域下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系统性方案。

 

一  国内学界关于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研究述评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必要将国内学者关于列宁金融资本理论中的垄断及金融资本统治、列宁所作金融资本概念的当代拓展、基于列宁金融资本理论透视当代金融环境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具体呈现如下。

 

（一）对列宁所述垄断这一特征的相关论述

 

蔡万焕[2]指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阐明了金融资本具有寄生腐朽性、是一种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其最深刻的基础是垄断，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统治。王莉娟[3]指出列宁将金融资本的形成归结于银行的新作用，是垄断性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一种融合和相互控制，是垄断的最高表现形式，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王雅卉、谢元态[4]指出垄断造成的矛盾、摩擦、冲突只会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化，正如列宁所判断的“垄断的统治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姜安[5]直接指出列宁将垄断作为帝国主义内核，对帝国主义理论大厦进行本体建构。邱卫东、胡博成指出在对同时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运行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列宁认为“高度社会化生产大背景下的‘垄断’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总体特征”[6]。张超颖[7]通过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剖析，指出帝国主义是以垄断为出发点的，而金融资本的垄断则是其在经济和政治上霸权的表现。但布成良[8]通过把列宁、布哈林、希法亭的观点进行对比，认为列宁把垄断和竞争同时看作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认为垄断并不排除竞争，另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

 

（二）对列宁所述金融资本统治的把握

 

田文峰[9]指出列宁在考察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对德国银行资本进行分析之后，认为金融帝国主义采用垄断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进行扩张和压迫，其中金融资本才是一切殖民地的真正主宰者，是一种统治全世界的力量，可以支配、统治、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实际运行。唐正东指出金融资本统治的实现正是“以垄断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为前提的”[10]，认为列宁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理解金融资本，指出了金融资本不单是一种信用体系，而是一种统治性权力，帝国主义时代的股份公司已经变为了加强金融寡头统治的手段，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只是表面上联合个人资本，实际上已经彻底被金融寡头控制了。刘元琪[11]认为列宁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但当下的金融资本统治并不再与大企业紧密结合了，而是直接控制当今时代经济的一些关键点，此外还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更具有弹性的间接性控制。刘元琪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金融寡头直接参与政府管理，控制相关金融部门。姜春磊[12]指出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偶然现象，列宁透过金融资本控制力不断加强的表象，发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马钟成[13]指出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寡头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来瓦解工人阶级。

 

（三）对列宁所作“金融资本”概念的当代拓展

 

张宇、蔡万焕认为金融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有四种方式，概括为：作为金融机构的万能垄断者实现对产业资本的控制。产业资本发展后通过设立金融机构来进行相关的金融活动，产业资本主动流向金融业资本势力范围，金融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企业所有权的控制，二人认为当代金融资本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狭义或纯粹的“借助资本所有权享有剩余索取权利益”[2]的食利性金融资本，二是列宁所述的金融资本。蔡万焕还指出“第一层次的金融资本决定第二层次金融资本的产生，第二层次的金融资本是第一层次金融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14]。银锋认为金融资本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主要为了展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过程，并为了与列宁所下的定义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其将当代的金融资本定义为现代金融资本，即“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相互融合或者混合生长而成的具有独霸权势的垄断资本”[15]。谢亚洲通过对列宁相关金融资本观点的论述，指出金融资本把国家权力的实践形式、国家主权的实质性内涵、国家间关系都重新定义了，通过马克思对货币金融相关理论的分析，指出金融资本具有复杂的秩序权力机制，“金融资本的历史阶段是一个资本主义在信用体系、生产方式、货币形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阶段”[16]。

 

（四）基于列宁金融资本理论透视当代金融环境

 

张敏、张晨指出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关切是超越实体经济层面的货币层面逐利，金融霸权建立在金融垄断资本和资本跨国输出上，“从全球产业垄断到资本输出垄断再到货币金融垄断”[17]，三者是不断叠加升级的，其中从英镑区到现在的美元霸权，就是金融霸权的一种升级，美元霸权会导致“泡沫-危机”周期。并指出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从西方金融理论出发构建人民币自主定价体系。邢文增[18]指出，一方面金融资本的统治使得拥有雄厚金融实力的国家获得了霸权地位，其中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是金融霸权的制度基础，军事和技术手段发挥强有力辅助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掠夺全球财富，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经济控制做铺垫，并认为面对美金融霸权对国际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的冲击，“去美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必须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程恩富、谢长安[19]指出要深刻反思美欧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应吸收借鉴罗斯福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强国富民原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和全方位监管，尤其是对我国有重大影响的西方金融资本的监管，此外，要探索充分利用货币增发红利的巨大财源和巨额外汇储备的方案，在资本项目开放上，要充分考虑我国资本市场抗风险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

 

总之，国内学者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坚持、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对廓清当下新帝国主义实质、正确判断时代局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国内学者大多侧重于对列宁金融资本进行理论解读，而且主要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金融资本展开剖析，尚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定位金融资本、预防金融资本垄断、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筑牢金融安全防线等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视域下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下文将立足于列宁金融资本理论，通过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多维剖析，以期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方案。

 

二  列宁对所处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的多维剖析

 

列宁金融资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垄断和帝国主义的主要资本形态—金融资本，对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列宁对金融资本形成过程的分析

 

首先，生产集中促使垄断出现与发展。物质生产实践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这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资本的集聚和集中。资本集聚受制于“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20]722，而且又面临“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20]721，不利于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集中通过合并多个小资本形成大资本，更能适应生产快速扩张的需要，其中竞争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导致了“许多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20]722。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均已注意到垄断组织的萌芽和初步发展，包括股份公司、卡特尔以及托拉斯等。直到列宁时代，生产集中达到新高度，一方面部分势均力敌的企业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通过联合制建立同盟，另一方面占据着生产资料、交通运输等优势的老牌企业借助规模效应形成了市场壁垒，不断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大企业、联合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企业垄断同盟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垄断的趋势，也就是说，“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21]333。其次，生产集中和垄断催生银行新作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银行主要承担支付中介职能，通过吸收存款向产业资本家放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生产的集中化与垄断化进程加速推进，信用体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资本积累促使着社会资金向大型银行集中；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对巨额信贷的需求推动了银行业集中化。这种双向互动使得生产集中与银行集中形成了相互的正反馈，最终催生出了极少数的银行垄断集团，其又通过达成“瓜分”协议等方式，形成银行垄断同盟。这时，银行的作用已由单纯的中介人变为万能的垄断者：第一，银行垄断同盟通过控制信贷供给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并从事着各工业企业股票、债券的发行和推销，以及有价证券的投机等业务，使得工业资本家逐步丧失了独立选择权；第二，银行通过吸收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货币收入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成为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者。从本质上看，银行制度“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22]686，因为银行是由私人资本家开设，它的分配完全是从有利于资本家最大限度地盈利和剥削出发的，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群体利益为代价的。最后，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在此过程中，银行与工业双方先是通过交叉持股、互派管理人员实现人事结合，之后银行通过细化内部组织架构和业务分工，不断突破传统的信贷业务边界，提升跨行业的决策判断力，同时设立工业情报分析部门，吸纳熟悉工业的企业家、原政府高管等进入银行的监事会，以此来保证银行攫取高额利润和既得利益不受损失。由此，金融资本逐步形成。列宁给出了金融资本的科学定义：“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21]362。

 

（二）列宁对金融资本基本特征的概括

 

首先，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是其本质特征。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根源于金融寡头通过垄断地位构建起的“剪息票”机制。在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一些掌握大量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通过参与制实现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其还通过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土地投机生意等形式来获取巨额利润。金融寡头不进行实质性的劳动，只需要通过相互划分势力范围就可以获得巨额财富，“通过垄断价格、发行证券、国债投机、地产投机、资本输出等方式建立起了一整套寄生性积累机制”[23]，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金融垄断财阀，这也表露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即“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21]374。其次，金融资本的扩张性暴露其逐利本性。金融资本的扩张性根源于垄断资本对超额利润的无限追逐。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21]364，但这种集中化创造的大量过剩资本难以在传统的国内市场实现再投资，不得不迫使金融资本开始突破地域和产业的边界来寻求有效的增殖空间，对国外进行投资，推动金融资本向原料产地、新兴市场和落后国家渗透，从而构建起了遍布世界各地的资本密网。此外，金融寡头通过股权控制、债务捆绑以及价格操纵等手段把为其服务的各类中小企业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形成对不同产业的多方位渗透。最后，金融资本的腐朽性阻碍社会发展。金融资本的腐朽性集中表现为对技术进步的抑制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列宁指出，垄断虽然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出现走向腐朽的趋势，因为“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21]411，资本家为了维持其垄断利润，可能会将先进的技术成果封锁起来，典型的正如德国制瓶工厂主将欧文斯的制瓶机专利进行收买但不进行使用，这种人为的技术压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了迅速发展和腐朽停滞两种趋势并存的矛盾状态。此外，金融寡头通过所谓的“股票占有民主化”来掩盖其资本权力的集中，使其“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21]364，但失败的风险却由普通股东来承担。这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先进阶级完全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反动的阶级，其腐朽性昭示着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是不可逆转的。

 

（三）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本质的揭示

 

首先，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基础。列宁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21]376，这一转变来源于垄断组织对国内市场的全面控制导致出现了过剩的资本积累。资本输出本质上是金融寡头通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其攫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但其“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科等等时取得的利润”[21]428，从而，资本输出也就“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21]379。这种双重剥削不仅加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依附性，还通过“剪息票”的方式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蜕变成为了“食利国”。资本输出绝非要促进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而是通过金融资本的跨国输出来进一步巩固垄断资产阶级的全球统治地位。其次，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催生了国际垄断同盟，列宁称之为“超级垄断”，这些同盟以卡特尔、托拉斯等形式，通过达成各种协议来划分势力范围，但其稳定性是建立在资本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基础上的。列宁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21]388例如，当时电力工业的两个托拉斯—美国通用电气与德国电气总公司—通过签订协议来瓜分全球市场，这种瓜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通过经济协议来实现暂时平衡，另一方面会出现因为实力发展的不平衡而引发重新瓜分的斗争。实际上，国际垄断同盟表面上的合作关系掩盖了其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暴力性掠夺。最后，金融资本发展使帝国主义国家间充满矛盾与冲突。列宁把铁路看作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21]326，列宁认为铁路延伸的方向就是资本输出的大动脉，而铁路网的分布则反映出了金融寡头的真正实力对比，并指明了“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21]408，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规律，只能通过战争来重新分配势力范围。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已经把世界拖入了“战争-重组-更大规模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其特别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强调垄断资本的竞争是不可能通过和平协议来消除的，“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21]389，这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和领土的双重瓜分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得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了战争的策源地。

 

三  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对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启示

 

在“以资本手段为主，辅以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手段，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控制和掠夺”[24]的新帝国主义时代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深刻洞察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状况：第一，以巨型跨国公司为重要依托的资本全球集中加速演进。当代的巨型跨国公司先是将实体资产金融化，再通过交叉持股、杠杆收购等金融手段加速资本集聚，然后借助衍生品市场构建风险对冲机制，形成“脱实向虚”的资本循环模式，之后凭借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实现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等的精准控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加快了集中集聚速度。第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业已形成。浮动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政策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促使跨国公司顺利实现对全球的分散化生产网络的集中控制，促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的确立。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在空间维度上对全球劳动控制的升级，“根源在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本性”[19]。第三，国际金融垄断寡头统治、支配世界的方式日趋多样。国际金融垄断寡头通过“关键资源控制-制度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渗透-暴力机器巩固”的四维结构以及对金融市场的间接性控制，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立体化支配。

 

为针对性地应对外部金融状况、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能盲目套搬西方金融理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中寻求科学的破解之策。本文结合列宁金融资本理论中对金融资本垄断、寄生性扩张性的特征以及资本输出等内容的相关论述，并立足基本国情，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实践方案。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明确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推进力量

 

党的全面领导是保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最强有力保障，能够始终保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沿着符合中国国情、人民群众受益、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前进的，从而在应对金融领域的国外不间断挑战、国内外金融风险中能够准确识变、积极应变。首先，党的全面领导要求金融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揭示了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是为金融寡头服务的，而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金融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必然要求。要通过普惠金融、优化金融产品等手段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性以及整体效率，让更多人共享金融发展成果，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其次，党的全面领导要求金融监管领域全国一盘棋。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特性，其可以通过组织形态的创新，比如交叉持股等方式不断挑战传统的金融监管边界，逐步形成垄断势力范围。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要构建起中央与地方监管权责明晰、信息共享的金融治理架构，通过监管权的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逐步实现对金融资本的空间扩张与组织形态演变的动态规制，坚决打破私人垄断资本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的企图。最后，党的全面领导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系具有引导作用。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这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构建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当下仍然需要激活资本这种要素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规避资本主义金融化给我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党的全面领导对化解这种风险、打造健康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具体如下：在微观运行层面，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构建以价格信号为主导的市场机制，提升金融资本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同时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在宏观治理层面，通过五年规划与金融领域的专项改革进行配套衔接，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金融体系的制度性参数，能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资本的流动方向与国家战略需求形成有效的结构性契合。

 

（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奠定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坚实基础

 

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虚拟性，指明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寄生性积累成为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25]，实体经济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载体，是虚拟资本价值实现的根本依托，但“虚拟资本的过度扩张导致了经济泡沫，严重损害了生产性积累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一个自我增强但不可持续的经济循环”[26]，将会引发三重系统性风险：其一，金融资本通过价格信号的垄断逐步迫使生产性投资离场；其二，资本的逐利本性不断推动虚拟经济部门打造超额收益率陷阱，诱发社会资本出现“脱实向虚”的结构性失衡；其三，金融投机形成的“价值增殖”与实体财富的创造出现断裂，最终演变成为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共生的局面。基于此，为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27]，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首先，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网络：大型银行要聚焦于国家战略产业和重大项目的融资;还要支持民营银行、地方性银行发展区域性的特色业务；并设立科技银行、产业链金融机构，专门解决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形成机制，让银行能够根据企业的信用风险和项目前景来对其进行自主性定价，从而将银行的资金投入到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中去。其次，要构建精准化的金融支持体系，解决结构性的融资难题。在产业链层面，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核心企业的订单、应收账款等数据资料，向其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对应的融资支持，把本来很难评估的中小企业信用转变成可以量化的金融产品。对于科技创新企业，通过对其技术专利的市场前景、研发团队实力、技术壁垒等因素的分析，构建一套科学的价值评估系统，将无形资产转化成可流通性的金融资产。此外，“投贷联动”模式允许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通过其下属公司或合作机构持有企业一定数量的股份。这样的设计使得银行在获取贷款利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企业成长带来的红利，从而使其更愿意承担科创企业的早期创业风险。最后，拓宽优质资产的供应渠道，防范金融空转带来的风险。一是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需要打破只为成熟企业提供服务的局限，通过简化挂牌流程、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方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支持。二是创新资产证券化工具。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按一定比例进行组合，形成一种标准化债券，通过信用分级的设计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三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的纳税、用电、物流等非财务数据，建立更加完善的企业信用评估模型，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及时发现传统财务报表之外的企业价值，提高资本与实体项目的匹配精度，防止资本只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行为。

 

（三）完善金融安全防御体系，打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有力屏障

 

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是全方位全时段的、是无孔不入的，这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多层次、全维度的金融安全防御体系提供了理论镜鉴。首先，要转变传统的金融安全观念，树立动态协同的金融安全观。面对当前“演化出来的金融资本形式越来越离开产业资本的需求”[28]，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甚至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我国要高度重视、提早防范，要树立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来保障我国金融安全，实现“行政、社会和市场三类机制之间的深度嵌入与有效互动，以治理动态性应对金融市场动态性”[29]，实现金融法规制定、监管执法、对外开放的动态协同。其次，坚持金融领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夯实金融安全防御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非传统打击手段时，具有天然的优势。为保障我国金融领域的安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改革壮大国有金融机构，“国有金融机构是信用体系的骨干力量，能够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积极支持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和关键技术进步”[30]。此外，要把中国金融发展的话语权真正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这就要求国有金融资本的主体地位要具体体现在比如新媒体、文化产业、非政府组织等部门，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的正确思想导向。再次，大力加强金融领域法规建设，形成新时代国家金融安全治理新机制。要定期对当前金融领域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与适用性进行全面评估，从而及时修订不符合实际需求的条款;在制定金融法规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影响，保证现行的金融法规能够真正与新兴技术和业务模式相适应；金融、税务、外汇等部门要加快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打造金融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防止出现监管盲区和重复监管的情况；同时，要积极参加国际金融准则的制订和修改，尽快使我国的金融法规与国际准则相适应。最后，加快建立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实行多元化外汇储备方案。在地缘政治紧张或面临国际金融制裁时，为保障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转，更好地控制跨境资金流动，必须加快推动建立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逐步减少对外部支付系统的依赖；而且过度依赖美元、美债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使得国家经济政策受其干扰的程度加深，影响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出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必须进一步降低对美元—美债循环的依赖，实行多元化外汇储备方案，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国际合作项目，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注释略

 

（作者：陶晶，法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苗悦鹏，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形势下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机制研究”。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5(2):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