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高水平对外开放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其中既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所谓“不充分”，就是迄今为止，对外开放并未达到顶点走到终点，而是还要继续走下去，继续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向着更高的水平迈进。简单地说，就是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所谓“不充分”，就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没有实现均衡发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不对等。具体表现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同美国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开放关系，一方面美西方不断要求和压迫中国开放要害部门、核心领域，一方面又严格限制和封锁中国接触他们的要害单位与关键事项，在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对中国层层设卡、严格防范，但却绝不允许中国也照此办理；

二是不同步。中国对外开放在不同方向和不同对象上差别巨大，这其中面向美西方的开放始终都走得很快很远，而面向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则明显滞后，二者不成比例、不能同步、严重失调，这一现象在入新时期之后有了较大幅度的改观，但还未从根本上扭转二者相比轻重失衡的总体态势；

三是不全面。把对外开放等同于经贸往来，简单地将二者划等号，只顾眼下与当前的实惠，轻视政治原则与安全风险，缺少基本敌友意识，尤其在战略性资源上，资本外流外逃等，忽视对外开放过程中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诸多要素的全面统筹，片面追求所谓的对外贸易额等； 

当然，仅仅上述三种特征并不足以概括与揭示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不平衡的现状，但大多数中国人对此所产生的感受已既直接又深刻，因为这种不平衡所带来弊端与负面效应已经强烈地作用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

首先，对外开放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在经济贸易上对美西方形成明显的依赖，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高低快慢。其次，建立在严重依赖美西方的基础上，当代中国一些人的利益同美西方高度关联捆绑，形成了亲美西方势力，在中国社会内外上下发挥着政治与战略影响；三是使当代中国同美西方的关系复杂化，成为严重的战略包袱与难题，并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既属于客观条件与背景之使然，但也不可忽视主观人为的因素。在客观背景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世界整体发展水平远超东方世界，历史与战略优势的天平明显向美西方阵营倾斜，为此一些人得出了“跟着美国都富起来了”的基本战略判断，由此导致对外开放主要指向与瞄准美国欧洲在所难免；从主观上说，面对美西方的优势，一些人失去了基本的民族自信，打着“国际化”、“全球化”的名义而丢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精神，把希望与未来寄托在美西方的身上，醉心于融入西方皈依西方。这样的价值理念影响到各项具体政策，理所当然就要出现严重“一边倒”的倾向。种种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对外开放迄今为止仍然处于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态。

这种状况亟需得到切实有效的转变。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呼唤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概括起来讲，一是要解决中国对外开放“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问题，二是要解决中国对外开放失衡不均的突出问题，二者不可偏废，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行进在新的发展进程当中。因此，从根本上说，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非是“量”的积累增长，而是“质”的转变，甚至可以将其看成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转折，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辩证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是这样，也必须把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做到这一点，其突出的标志，就是要辩证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对外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增强中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不是削弱之或者淡化之，只有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牢牢守住“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底线，才能使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助力，而不是互相否定、彼此对冲。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有人鼓噪叫嚣中国应“单边开放”，所针对的对象就是美西方。针对美西方搞什么“单边开放”，这一鼓噪看起来旨在推动对外开放，但实际上将严重加剧不对等、不平衡的性质，本质上等于放弃对外开放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事实上等于是否定“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这种鼓噪不是出于愚蠢无知，就是包藏不可告人的祸心，因此，必须予以坚决的否定，这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加以排除的杂音和干扰。

第二，应有机统筹对外开放与反霸斗争之间的关系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当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但全世界人民欢迎的事情必然要遭到霸权集团的破坏与阻扰，这是一条基本的战略规则或规律。现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遭遇霸权的狙击和遏制，具体办法就是推动“逆全球化”、“经贸战争”等，未来可能还有全新的战略封锁……凡此种种，构成他们所谓的“战略竞争”，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中国得高水平对外开放，压迫中国遵循他们的意志实行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对外开放”。

因此，推进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同时进行坚决的反霸斗争，通过坚决斗争来反击和抗拒霸权的阻扰与破坏，保障中国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正确路径，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切实维护自身的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也就是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绝不能变成战略不设防的中国，恰恰相反，而是要练就一副敢打敢拼的金刚不坏之身。

第三，应正确处理对外开放重点和一般的关系

在重点与一般关系问题上，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有着全新的结构与逻辑。在内涵层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面和全方位的开放，既要向西、向东，还要向北、向南；既要中国对世界各国开放，也要世界对中国开放；既要经济贸易开放，也要技术、规则开放，还要政治、军事与战略开放。在开放对象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实现战略重心转移，把重点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南方国家上来，以此保障与制衡对美西方的开放，以此应对霸权集团的战略重心转移，对抗他们所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实现这一转型或转移意义重大，在相当程度上标志高水对外开放的成败。实现这一转折，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将获得成功。

展望未来，在激烈“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呼唤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来保障，也要靠正确的实践过程来诠释。也就是说，路线正确与否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新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将破除内外干扰和阻力，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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