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西方学界关于共产主义复兴的各种言论不绝于耳。对共产主义理论中“现实运动”问题的解读关乎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本质性认识。有鉴于此，以奈格里、哈特、巴迪欧、朗西埃和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提出，将共产主义阐释为一种打破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现实运动，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议题。他们遵循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到主体性生产的逻辑进路，在前提条件、发展主线和价值目标等方面重构了共产主义理论。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初衷，重申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也弱化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最终使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能达到有限的高度。
理解和把握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现实运动”问题，特别是“现实运动”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是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释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将共产主义的概念界定为一种“现实运动”，将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解释为一种不断消灭现存状况的历史生成过程，但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称作“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如何能够在21世纪的今天落脚于现实的历史之中？这两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作出进一步阐释。基于此，本文以西方较有影响的激进左翼学者为例，对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不同理解进行整体性解读，集中展现他们在何种意义上重构了共产主义理论，以期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
一、从共产主义“观念”到共产主义“现实运动”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他们将回归共产主义作为标榜自己激进立场的新的政治话语，形成了从“观念”和“现实运动”阐释共产主义概念的双重逻辑进路。对他们来说，“观念”是重要的，但“现实运动”才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下将共产主义“观念”落脚于现实的历史之中，从而使其真正成为一种“现实运动”，构成了西方左翼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看来，共产主义首先指向的是一种共产主义观念。西方激进左翼将《共产党宣言》视为阐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文本。在他们看来，要想把握共产主义的原初含义，首要的是回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创立时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是有多重含义的。但是，它的最原初和最基本的规定是指实现人类解放的观念。阿兰·巴迪欧早在《当我们说起萨科齐时我们意指什么？》以及《共产主义假设》中就得出过一个重要结论，即21世纪共产主义的复兴是观念的复兴。他坚持认为，我们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出一个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结论，我们能把握到的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观念，一个假设。齐泽克进一步指出：“单纯对共产主义观念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该在历史现实中确定赋予这个观念以实践紧迫性的对抗。”
其次，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打破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现实运动。从对共产主义的观念化理解出发，西方激进左翼又把共产主义看作一场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而不断打破资本主义既定秩序，从而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提出，共产主义是立基于“现实存在事物”分析之上的“毁灭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体论上的；不是目的论，而是现实的”。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激进左翼基于非物质生产活动占主导地位这一新的社会现实，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公有与私有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直接的现实条件。迈克尔·哈特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中‘共同性’的日益集中——观念、影响、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生产——共产主义计划的条件和武器正在出现。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
西方激进左翼从“观念”和“现实运动”的双重角度阐明了共产主义究竟所指为何这一根本性问题。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现实运动”不是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即在“现实运动”中再现“观念”的互动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现实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历史运动过程；这种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目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观念，是对人的本质的现实占有。通过激活和改造“生命政治”“共同性”“智力平等”“无产阶级”等概念，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变化，西方激进左翼切中要害地点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现实运动”问题，进一步形成了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新的批判形式，并将共产主义在现实历史中的再现方式落脚到革命主体身上，为我们今天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现实运动”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创新视角和理论窗口。
二、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到主体性生产的“现实运动”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共产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西方激进左翼通过“观念”与“现实运动”的双重叙事逻辑构建了21世纪理解和把握共产主义理论的阐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将“现实运动”要解决的问题由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推进到主体性生产这里，主体性生产会产生双重结果，一是劳动者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个人的自主性和恢复人的本质力量；二是劳动者自主性的获得并未服务于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反而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和保证资本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本文所讲的西方激进左翼的观点大都坚持第一种结果。关于这一问题，可进一步，并对这一变化的前提条件、发展主线和价值目标进行了理论注解。马克思曾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作为革命主体，无产阶级进行主体性生产的过程也是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历史性展开。一些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将主体性视为共产主义的显著特征，奈格里认为：“共产主义具有主体性的形式，也是一个特别的实践，在新主体迅猛发展中，资本没有哪个部分不被摧毁。这个主体显示了一种主观上的剧变的力量，并带走了旧秩序的一切残余。”
第一，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到主体性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前提条件：阶级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新一轮私有化进程，这种新自由主义不仅掠夺共同的自然财富，而且试图进一步掠夺共同的非物质财富，将文化产品如信息、观念、情感等都变成私有财产。在西方激进左翼看来，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理解有很多，但主要指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他们提供了一种基于生命政治生产的阶级斗争观。比如，奈格里提到，今天的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也生产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生命政治的生产不再是单纯依靠物质进行的生产，而是更加依靠主体的有意识的创造性劳动。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源于他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力量对比变化的深刻洞察。
如今，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及其控制形式不再像以前一样凌驾于社会领域之上决定剥削的过程，而必须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部结构之中，特别是植根于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的矛盾关系之中。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阶级关系依然奠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历史规定和（资本与劳动）主体性生产之上；另一方面，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数字技术赋能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日益带来了一种使劳动主体从资本增殖中解放出来的新趋势，即一种趋向于主体不断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发展趋势。这里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并不是资本展开的结构化叙事，相反，资本的结构是由劳动的生产性和组织性力量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就必须专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在理论阐释上重新把握“劳动隶属于统治阶级并非必然”这一命题，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共产主义“现实运动”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转变为主体性生产的前提条件。
第二，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到主体性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发展主线：异质性主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促进。“如果说共产主义采取了过渡的形式，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主体的对抗性。”西方激进左翼普遍认为，革命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促进。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同质化的人民，而是具有个体生命异质性的主体。他们所说的真正的政治的开启意味着全新的共同体的生成。雅克·朗西埃将这种革命主体称为“无分之分”，即被共同体排斥在外的那部分人。他认为，对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重点不是分析阶级斗争的内部矛盾及其张力，而是确认“无分之分”的抵抗能力和建设新的感性共同体的能力。哈特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在生产关系和政治斗争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生成新的革命主体——诸众，作为建立共同体的异质性集合而重新出现。这里，西方激进左翼要着重回答的问题是：革命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何以能够成立？即是说，如何能够从现有体制的对抗性中脱胎出一种有利于主体联合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诸众联合的实质是对不自由和非正义的控制和等级制，以及资本全球化中的剥削和占有形式的集体反抗。朗西埃也认为，主体联合将形成政治共同体，其结果是打破“治安”对人之所是、所说和所行的感性分配，使那些“无分之分”能够实现主体化。这种主体化不是简单地对既有秩序的模仿，而是对自我的重新界定和对平等的验证。在他们看来，共同体和主体自身的生产是相辅相成的，主体需要穿透虚假共同体的迷雾，确认自己的主体身份，同时，共同体需要持续创新主体联合的制度与动力，促进主体联合。可以看出，西方激进左翼阐释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经历了由批判资本主义这一客体尺度转向主体性生产这一主体尺度的逻辑变化，而主体的集体反抗和政治共同体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构成了这一转向背后的发展主线。
第三，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到主体性生产的“现实运动”的价值目标：人的主体性复归和人类解放的实现。西方激进左翼共同分享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中的这一基本结论——人的主体性的复归意味着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实现了劳动上的自由自觉，他们以此为依据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奈格里对共产主义做了这样的解释：“共产主义是一种劳动的终结，尽管这种终结表现为一个过程：共产主义是将劳动作为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并使主体得以解放的社会。”劳动主体反抗资本主体的行动不仅是一种潜力，而是一种确定性的必然。这种确定性的必然是将形成一个以“非物质劳动”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传统物质劳动成为当代支配性的劳动形式。创造的共同财富为基础、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新形态——共有的共产主义，这是对资本与劳动消极关系的积极否定，是劳动主体压倒资本主体，重新恢复人的本质的过程。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简单的关于人的主体性复归的人性假设？朗西埃在《共产主义艺术存在吗？》《歧感：政治与美学》中做出了解答。他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视为佐证共产主义即人性假设的说法，而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经验的、感性的现实。他指出，应该从现实性和过程性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问题，“‘共产主义现实性’这一提法意味着，共产主义不仅是可欲的——对资本主义的暴力、不公正或非理性做出的回应——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存在。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不仅是一项任务，也是一个过程。”在此，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结果意味着双重目标的达成：第一，真正的共同体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实际的生活形式；第二，这种形式的生活实现了智力解放，即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了基于平等假设而建立起来的共同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说的智力解放近似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
总的来说，西方激进左翼在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价值维度，不仅重新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也揭示出主体在不断生产和创造自身的现实运动中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不是一种空想，而是一种现实。但是，西方激进左翼由主体性生产所展开的劳动主体与资本主体的对抗、主体与共同体的互促以及人类解放的论述还只是停留在反资本主义的话语批判和共产主义的逻辑论证层面，在理论根基上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为何会得出这一结论？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展开评析。
三、对西方激进左翼阐释共产主义“现实运动”问题的简要评价
虽然西方激进左翼强调在21世纪理解和把握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重要性，赋予了“现实运动”以丰富内涵。但是，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前提条件、发展主线和价值目标的重构中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共产主义概念的基础是它关于实际所是和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致使其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解释不能产生很大的实践效应，甚至会沦为一种空谈。
西方激进左翼佐证了共产主义是不断消灭资本主体对劳动主体的统治关系，从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现实运动，但没有将这一对抗性关系落脚于消灭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以哈特、奈格里和齐泽克为代表的激进左翼看来，如今社会劳动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物质劳动逐渐失去统治地位，非物质劳动愈来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奈格里在《超越帝国》中提到：“与其他生产形式相比，现在出现了一种非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西方激进左翼基于非物质劳动形式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判断，以劳动为本位，重新梳理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赋予了劳动主体以自主性和协作性，将无产阶级社会运动重新置于全球秩序构建的中心位置，体现了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理论坚守。哈特、奈格里和齐泽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时代的新变化，认为他们找到了隐藏在资本关系背后的劳动新形态——非物质劳动，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却用生命政治的研究范式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将劳动主体的阶级基础停留于生产上的“偶遇”，在理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时避谈经济因素在政治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承认“消灭私有制”构成主体革命的根本原因和最终目的。在马克思那里，“消灭私有制”构成共产主义实现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正是在“消灭私有制”的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虽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相较工业时代来说，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但本质还是没有脱离工业革命以来资本逻辑主导和技术统治的背景，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内蕴的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关系，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标依然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共有的共产主义”，但这里的“共有”是以开放、共享为前提的“共有”关系，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以占有为前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齐泽克指出，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体现为“被排斥者”之间通过联合行动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化和新圈地运动的过程。西方激进左翼的这种共产主义设想缺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缺少推翻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目标，仅仅是一种对政治主体的激进幻想，因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西方激进左翼佐证了共产主义是不断通过主体联合消灭资本主义现存关系，从而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但没有将内蕴于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与人的现实能动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法则”。阐释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问题，关键在于把握“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仅仅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过程，而没有揭示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的这种“铁的必然性”规律，无疑会导致人们对共产主义概念本身的确定性产生怀疑。在西方激进左翼那里，他们从主体性角度描绘了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但没有将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视为一种历史必然。他们提到，共产主义意味着把共有的东西还给人民群众，它的本质特征是通过主体联合实现人类解放，是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巴迪欧提出，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也就是从经典的《共产党宣言》出发，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自古以来便天经地义的那种安排，即作为基础的劳动阶级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逻辑绝非必然，而是可以被克服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过于重视诸如事件、自主等偶然性要素，没有认识到“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比如，朗西埃过分强调感性解放的作用，忽视了如何将感性解放的力量作用于现实的历史，因而其理论主张只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验证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西方激进左翼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看到革命主体与现实的历史之间的互动作用。当回答无产阶级是否还能充当革命主体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齐泽克指出：“一种新的解放政治将不再从一种特殊的社会能动者中滋生，而是来自不同能动者的爆炸性结合。”因此，无论是哈特和奈格里建构出的“诸众”，还是朗西埃的具有革命意识的“无分之分”，抑或是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些主体概念都是一种游离在无产阶级概念之外的、忽视对现实历史规律把握的政治话语建构，不同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马克思将“现实的人”定义为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实践的、有生命的个人。西方激进左翼以复兴共产主义为目的，寄希望于多元性、偶然性的主体身上，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资本主义新变化背后的阶级对抗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依然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从而导致了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背离。在此意义上，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革命主体问题，实现共产主义的新道路才能得以科学阐明。
西方激进左翼佐证了共产主义是一种“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从而把这一生成运动局限在观念领域，没有将这一“生成活动”落脚于“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言，“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就是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条件。回答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条件，亦即阐明共产主义成立的历史前提。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理论在回答共产主义是什么时，往往抓住了“运动”一词，而忽视了“现实”的重要性，导致其无法真正把握住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针对“生成运动”和“诞生活动”等重要提法有过一段精彩论述：“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从这段话的逻辑层次来看，仅仅懂得在思维中“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将这种生成运动落脚于“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是思维的生成运动的前提条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现实运动，是一种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是由其现实前提决定的。马克思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把头脑中的哲学变为改变现实的革命实践，如果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和它的现实条件，也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面对共产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态势，西方激进左翼虽然没有回避现实，却在进一步阐释中落入在观念领域解决矛盾的唯心主义窠臼。比如，加文·沃克尔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设想，认为在巴迪欧那里，共产主义表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思想的历史性，在这种历史性中，这两个方面以一种持续的辩证逆转方式振荡，运动作为理论，理论作为运动”。齐泽克虽然坚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动力的逻辑悖论。但是，他在论证共产主义“现实运动”问题上也摒弃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唯物史观原理，突出了意识形态在解放政治中的作用，将共产主义限定在意识形态领域。
总之，相较于马克思指向未来的、整体的人类解放目标，西方激进左翼的人类解放目标是个体的解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解放必须依靠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变革。而对朗西埃而言，“解放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个体对现有的感性空间产生了扰动”；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个体以爱的形式促使生命主体自觉参与共同体的构建，那么他们就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朗西埃的“智力平等”、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的解放”等都弱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这就导致其解放主体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担负起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四、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现实运动”问题对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一个阶段。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成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文明新图景。虽然西方激进左翼的共产主义理论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其解释不能产生较大的现实影响，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理论中“现实运动”问题的解读方式能够为我们今天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一些理论借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关基础性问题，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能够在不断朝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关键问题。总的来说，通过有限度地厘清资本主义文明与共产主义文明、共产主义的历史维度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维度、共产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现实的关系，西方激进左翼的共产主义理论为我们审视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视角。
第一，有助于澄清人们对共产主义概念的误解，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认识资本主义文明与共产主义文明的新观点。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共产主义复兴的各种言论不绝于耳，但人们对共产主义概念本身的认识存在诸多模糊之处。比如，到底是从思想体系的视角理解共产主义，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理解共产主义，抑或是从社会制度的视角理解共产主义，这些理解之间归根到底又是何种关系。这些困惑源于对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理解不够透彻，特别是对现实运动中包含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不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来看，如果不能正确解读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现实运动”问题，势必难以达到对共产主义概念的真理性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时就形成了对共产主义的整体性认识。共产主义不仅是科学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实际过程，也是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之际所建立的理想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概念还包含着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具体表述为“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在实际情形中，人们往往对“两个必然”缺乏科学认识，要么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引向改良主义道路，要么主张资本主义会自发地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自然过渡，而没有将资本主义灭亡与共产主义胜利理解为人类解放的现实呈现和最终归宿。西方激进左翼提出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现实运动”问题，其意图就是在“现实运动”中正确把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避免将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共产主义建构割裂开来。共产主义文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中发现的，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西方激进左翼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性认识，将共产主义看成一种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同时，他们的分析视角进一步从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转向主体性生产的“现实运动”，将共产主义看成不断通过主体联合消灭资本主义现存关系，从而恢复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澄清了人们关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诸多片面理解和非批判性认识，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解共产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新佐证、新观点。
第二，有助于回归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初衷，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建立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新明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不仅主张“批判旧世界”，而且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突出共产主义的历史维度，“发现新世界”突出共产主义的价值维度。如果只是把“批判旧世界”作为共产主义的首要历史任务而没有诉诸建立未来的新社会，“批判旧世界”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无法指明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回归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初衷，突出人的主体性和共同体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佐证了共产主义是一场通过人、为了人并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解放运动。
西方激进左翼立足数字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并非简单地重提人类解放观念，而是将这一观念内化于共产主义现实运动中，具体化为人的主体性恢复、主体联合和真正共同体的构建问题。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确信，“共产主义的‘合题’是对迄今为止所有历史的克服”，共产主义社会意味着作为集合的主体重新占有其异化的实体。西方激进左翼关于共产主义的分析存在脱离物质生产的臆想成分，但他们将共产主义价值维度与共产主义历史维度统一起来，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阶级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洞察到整个现代社会出现了有利于劳动主体发展的新趋势，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阶段逐步向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的转变。这些观点是对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的佐证，有助于我们在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时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创造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历史自信。
第三，有助于深刻把握共产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方案。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在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他看来，若要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和哈特等人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深化发展没有在实践层面掀起很大波澜，但他们在阐释共产主义的逻辑理路中贯彻了思想体现现实和现实趋向思想的原则，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共产主义文明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总体而言，西方激进左翼对于共产主义文明的设想涵盖了主客观两个层面。在共产主义文明建构的客观条件方面，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关键在于消灭维持特权和权力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由此让无产阶级得以臣服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诞生创造有利的客观环境。在共产主义文明建构的主观条件方面，朗西埃提出的“智力平等”理念颇具影响力。这一理念基于平等的假设，认为所有人都天然地共同具备一种感性能力。这种能力强调每个人在认知和理解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是共产主义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主观基础。巴迪欧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共产主义在现实中的作用就是将平等主义原则进行符号化处理，通过编码、传播等方式，为资源的集体化与共有化、消除不平等和差异、承认主体的平等权利以及和平发展奠定主观层面的基础。这意味着要在思想层面让平等主义深入人心，使人们从内心认同并积极追求共产主义文明所倡导的平等与公正。
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应当坚持思想体现现实和现实趋向思想的原则。西方激进左翼的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展开过程中，我们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夯实实现人类解放的制度基础；第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展开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促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追求民主、平等、公正原则，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简言之，在今天，我们要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批判地借鉴西方左翼学者的有益观点，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新形态，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复兴。
作者：李健，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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