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经济学脱胎于私有制，服务私有制，维护私有制。私有制将社会分裂为有产和无产两大群体，引发阶级矛盾，这与我国改造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结构、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衷背道而驰;
2. 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制度成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西方鼎盛时代，脱离外部环境研究经济规律，不触及政治和国际环境。中国长期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将贸易、技术、原材料工具化，甚至武器化，我们不得不在西方的封锁、禁运、制裁、限制、刁难、威胁、破坏的环境中发展经济，我们不得不动用政权的力量保护社会主义经济。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
3. 西方宏观经济学对需求和供给，投资和消费、市场和销售、成本和利润、储蓄和利率、就业和工资、物价和通胀、预算和赤字等有透彻的分析和解读，但不涉及与生产力息息相关的生产关系。中国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空白;
4. 西方经济学将经济从各种外部关系中分离出来，就经济论经济，在商言商。中国将经济视为国家建设大局的一部分，与安全、政治、社会、生态、法制、道德、文化、教育、科技融为一体，协同发展，整体推进，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冲击。正因为跳出了西方经济学这一局限，中国经济才有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
5. 西方经济学诞生于个体主义文化土壤，它公开宣称：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谋求个人利益，使个人欲望得到最大满足。它为有产者的资本增值、财富增长提供技术指引，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提供策略选项，但不涉猎如何提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我国的文化传统是集体主义，人民将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先。我们发展经济以人民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追求。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国家为大局，朝集体富裕的目标努力。我们和西方经济学“道不同，不相与谋”;
6. 西方经济学的政治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励自由竞争，默认弱肉强食，在有你无我的“零和博弈”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择手段、落井下石，这与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扶助弱势群体、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与温良恭俭让、和衷共济的社会伦理，与建设公平、有序、普惠的和谐社会终极追求相抵触;
7.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高度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我们共和国起步时，农村人口占90%，文盲80-90%，勉强养活全国人口的农业占国民收入的90以上，贫穷人口占90%以上，那时物质匮乏，可供交换的商品限于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煤油和洋钉等初级工业品也依赖进口，在这样的经济水平上，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了社会公平，基本生活物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只有先发展工业，创造就业，解决温饱，然后才能将商品市场提上议事日程。西方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国家从低水平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体系转型的经验，国情决定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8. 西方经济学聚焦以交易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经济领域除了创造商业价值的产业外，还包括不应该市场化的教育、医疗、保险、文化、扶贫、救助等公共服务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田水利、防沙治沙、植树造林、城乡环境、体育文化设施等非盈利战略工程。不适当的“泛市场化”，将社会公益事业商品化，必然扭曲经济的社会属性;
9. 西方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是“逐利本能”的别名。在资源配置方面追逐资本高回报和快回报，迅速形成产能过剩，使经济不能平衡、持续发展，陷入“成长、高峰、衰退、低谷”的循环周期。美国今天的基础设施老旧，金融泡沫膨胀和制造能力外流，便是放任“看不见的手”指挥的恶果。特朗普正在用高关税的反市场手段迫使制造业回流，世界经济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10. 自由经济主张大社会小政府，排斥国家政府运用产业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以及按市场需求配置战略资源的功能。这与我国一元化集中领导和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模式相违背。我国市场化的程度不及西方，发展速度超过西方，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我们用政府功能弥补了市场的天然缺陷，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稳当，业已得到证明;
11. 西方经济学将人视为商品。人，既是创造价值的工具，也是创造价值的成本。组织行为学也讲使命、文化、沟通、激励和团队精神，看似人性化，其目的是让雇员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创造价值。一旦经营困难，公司随即“裁员”，以降低成本、保证盈利。雇佣和被雇佣的阶级关系为劳资冲突埋下永久的种子。以牺牲社会安定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以资为本”是对“以人为本”的反动。我国以人民为“本”，将建设强大的国家、创造美好的生活作为目标，将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合力，这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叹为观止、可望不可即的优势;
12. 西方经济学依据的原理是“利益驱动”，公开宣扬 “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其本质是“自私”和“利己”。特朗普提出、并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的“美国优先”的背后即是美国自私自利的文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关系泛化为交易关系，催生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中国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尚理想激发人民的奋斗和奉献精神，提倡“共同富裕”，重视社会价值，坚持“合作”与“共赢”。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滋生贪污腐败、假冒伪劣、敲诈勒索、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败坏我国廉洁自律的传统，腐蚀我们的道德文化，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与我国传统的“公私观”和“义利观”相比，高下立见，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服中国水土，注定不能扎根;
13. 西方资产者靠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靠剥削黑奴、原住民和劳动者创造了白人有产者享受的经济繁荣，这种违逆人性的致富手段，不值得推崇，更不应该模仿。当殖民地独立、被压迫阶级解放、新兴国家崛起，西方的没落便不可避免。美国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然而不能阻止美国成为最大赤字国、最大负债国、最大贸易逆差国，制度使然，即便最高明的理论也不能挽阻资本主义的颓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西方式市场化的道路，鲜有成功样板，甚至没有解决贫困问题。资本主义气数已尽，颓势无回，这时还模仿其经济制度，是历史错误;
14. 西方从它们的实践中总结出的许多指标，对我们不完全适用，有时还会导致误判，引起思想混乱。西方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的股市由于散户多，投机心理强于投资意向，指数升降常常背离经济走势。西方经济学认为国家借贷超过GDP一定比例则为警示红线。美国的国债用于社会救济和民生保障，用于军费和战争，属纯消耗性质，还本付息成为巨大负担。我们的大部分贷款用于投资高铁、高速公路、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电网、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货币资本转化为实物资本，仍是国家财富，并在宏观上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健康的债务，只要加以总量控制，偿债不至成为负担。西方用CPI监测消费信心或通货膨胀。CPI包括日常消费品，不包括房屋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近几年我国CPI在低位徘徊，西方派经济学者普遍惊呼消费不振，增长乏力，实际上是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物资充足，低价竞争的结果。这时用增加流动性，刺激消费，都不是合理的解决方案。最需要防止滥用的指标当属GDP。我国各地均有唯GDP崇拜。我们的增长率从2010年左右的10%降至今天的5%，由于基数大，实际增加值从4万亿提高到6.5万亿，还是有人，包括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在下行。再者，GDP衡量经济效益，不衡量社会效益。植树造林，改造荒漠，南水北调，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高质量农田建设的投入大，成本高，盈亏平衡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短期经济效益不大，长期战略意义不可限量。我们在城市里搞绿化，建公园，更新管道，建设体育场所，商业价值低，但极大地改善居住环境，增加人民幸福感。如果将这些生产活动以市场价格计入GDP，我们的经济体量该有多大!GDP是衡量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不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唯GDP追求即期效果，号称高效率，实则忽视长期、战略投资，制约未来经济发展。
15. 西方经济学已经落伍、过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贸易必然从国内走向国际，科技已然取代土地、劳动和资本成为第一生产力。西方经济学在这两方面均无理论建树，实践上则落后时代。西方对国际化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现在西方的相对竞争力每况愈下，于是反对经济全球化，搞单边主义和贸易壁垒，转攻为守，保护国内市场。中国把握历史规律，争取历史主动，提出一带一路计划，连通世界，将国际经济的蛋糕做大，已初见成效。西方对科技取自然主义态度，任创新自生自灭。在我国，教育和科技是国家战略，有全面规划，有重点扶持，仅仅两个十年，我们已在最新科技的创新和未来产业的应用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和科技是我国经济腾飞的两只翅膀;
16. 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的衰败，更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它不能解释中国在缺乏财物资源、制造技术、工业体系、管理人才、国际市场、外贸渠道的条件下，何以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不能解释美国在技术、设计、施工、设备、器械等诸方面优于中国，何以做不出类似武汉雷神山和火神山那样的中国速度。西方经济学不配当作指导中国经济的“本本”。
（作者：王希苏；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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