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四渡赤水，红军的封神之战

 

四渡赤水是红军史上的封神之战，也是教员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在教员的心目中，四渡赤水的地位甚至在三大战役之上。

 

那四渡赤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教员又在指挥四渡赤水的时候，展现出怎样的惊世智慧？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详细梳理一下四渡赤水。

 

1

 

说四渡赤水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以前，红军的战略目标是占领贵州北部，创建川黔边根据地，但在遵义会议上，教员和同志们又改变了这一战略方向，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贵州，不再是红军的目的地，而是途经地。

 

虽然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但并不影响蒋介石谋取贵州的决心。

 

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凭借拥护蒋介石而得到贵州省主席职务以后，为了把贵州的鸦片运到两广销售，并购买武器弹药扩充实力，便和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订立“三省反蒋同盟”，事实上背叛了蒋介石。

 

蒋介石要想处理王家烈，必须实控贵州。

 

而一旦实控了贵州，蒋介石又能以贵州为基础，制衡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四川刘湘、云南龙云，逐渐把南京国府的势力，渗透到大西南。

 

出于这样的考虑，自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就命令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带着吴奇伟军、周浑元军以及另外三个师穷追不舍。等红军进入贵州，薛岳又带着十万大军直入贵阳，和王家烈平起平坐。

 

南京国府的势力，就此插进贵州。

 

但是这样一来，王家烈为了保住贵州，就只能和红军死战。

 

如果红军无法在贵州立足，薛岳就得继续追红军，没有理由再停留，贵州就还是王家烈的。可如果王家烈作战不利，蒋介石就能顺势把他免掉，名正言顺的夺取贵州。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成了蒋介石、王家烈、红军三方博弈的地方。

 

三方势力中，蒋介石的实力最为雄厚。

 

就在红军攻占遵义的时候，蒋介石也调动了十一支部队包围遵义，准备把红军消灭在川黔边境地区，再把王家烈逼走，实现一石二鸟的目的——

 

薛岳指挥吴奇伟军和周浑元军控制贵阳、息烽。王家烈指挥两个师进入刀靶水、懒板凳（贵州遵义播州区）。川军潘文华指挥十几个旅在长江沿岸布防，阻止红军进入四川。教导师第二旅进驻叙永。总预备队教导师的两个旅，开往习水县温水镇。第五师开赴四川泸州合江县。湘军的四个师进至贵州东部，在乌江东岸布防。鄂军的一师一旅在乌江下游布防。滇军孙渡指挥三个旅向昭通、毕节开进，防止红军西进。桂军廖磊指挥两个师进入贵州独山、都匀一带。上官云相从河南开赴重庆，进驻綦江地区。

 

这十一支部队共有四十万人，几乎把遵义地区包围的水泄不通，红军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不过，蒋介石有最雄厚的实力，红军却有最高明的战略家，这个战略家还有最灵活机动的战术。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教员就建议博古和李德，利用蔡廷锴、陈铭枢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机会，派出主力红军突进到江浙皖赣地区，扰乱南京国府的腹心重地，进而迫使“围剿”苏区的敌军回援，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长征开始前，教员又提议派红军主力军团突进到湖南中部，将“围剿”苏区的敌军调动到湖南，相机各个击破，一举挽救苏区和革命。

 

虽然这两个提议都没有被接受，但从中可以看出来，教员的风格就是大开大合、灵活机动，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只以最后是否胜利为标准。

 

就这样，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枭雄和最高明的战略家，即将在贵州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2

 

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计划，1935年1月19日，红军便离开遵义，迅速向西北方向的土城、赤水城移动。土城和赤水城位于黔北、川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旦攻克这两座城池，便是打开了进入四川的枢纽。

 

与此同时，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报，明确告知他们，中央和红军准备从泸州上游渡江，大概二月中旬即可进入四川。

 

1月24日，红军顺利攻克土城，并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和复兴场。

 

红军距离渡过长江，只剩一步之遥。

 

 

但随着红军迅猛北上，蒋介石准确预判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于是他命令各部队立即合围，阻止红军渡长江。

 

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次部署非常成功。

 

就在红军攻克土城的时候，川军的两个旅便进驻赤水城，三个旅尾随红军抵达土城以东，另有一个团占领土城东部的习水县。

 

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被堵住了，土城的红军被合围了。

 

生死悬于一线，怎么办？

 

为了打破僵局，教员和同志们商议决定，红一、九军团各抽调一部，阻击赤水、习水的来犯之敌，集中红军主力，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击败敌军，赢得生存空间。

 

1月28日清晨，青岗坡战斗正式打响。

 

然而，他们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也低估了川军将领郭勋祺的军事能力，而且教员他们原本预计川军是四个团、六千人，打起来才发现，川军有六个团、万余人。

 

可以说，青岗坡战斗打响之前，教员和同志们就存在严重的信息误区。

 

结果就是，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尽管红军给川军造成大量杀伤，但自身也减员严重。朱老总脱下帽子上前线指挥，陈赓的干部团投入战场，也未能改变红军和川军的对峙状态。

 

到了傍晚，郭勋祺等到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另有敌军一个旅从叙永、古蔺赶到土城，两个旅从赤水城南下，截击红军侧背。

 

红军在局部战场被围。

 

仗打到这个程度，别说胜利了，红军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

 

如果用博古和李德的战术作战，这个时候就应该硬打硬拼，不计成本的杀出一条血路。

 

但在教员看来，打仗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赔本的生意不能做。现在川军前锋到了土城，滇军却没有来，这就意味着土城西南是空虚的，有很大的运动空间。

 

于是教员当机立断，红军立即渡过赤水河，到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去。

 

1月29日清晨，红军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

 

这就是一渡赤水。

 

 

3

 

一渡赤水以后，红军战略方向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渡过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于是红军渡过赤水河，便向古蔺、叙永以南集中，准备自这里北上，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再沿着山地行军，抵达川西北。

 

但蒋介石见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又一次准确预判了红军的计划。

 

2月2日，蒋介石便命令川军大部在长江北岸修筑碉堡，并征调装甲商船巡逻江面，严防红军渡长江。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湖南何健为“追剿”第一路军总司令，控制乌江东岸，防止红军东返，任命云南龙云为“追剿”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专门和红军作战，务必将红军消灭在赤水以西、长江以南。

 

接到命令，薛岳又做出部署——

 

滇军孙渡进驻云南昭通盐津县。周浑元部进驻古蔺、叙永。王家烈部进驻土城。川军潘文华部向高县、珙县开进。吴奇伟部驻守贵阳待命。

 

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刚渡过赤水河的红军，便被包围了。2月6日，红军和敌军打了一仗，但反复冲击十余次，仍然不能消灭这部敌军，无法打开北上的通道。

 

无奈之下，教员和同志们商议了一番，决定红军离开战场，向云南扎西地区（威信县）集中，并取消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就地创建川滇黔根据地。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就此改变。

 

红军从路过贵州，改为留在贵州，和蒋介石、王家烈争锋。

 

 

然而，“创建川滇黔根据地”的计划刚定下来，薛岳便指挥孙渡、周浑元、潘文华统兵扑向扎西，准备在扎西地区一举消灭红军。

 

又被围了，扎西也呆不住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教员敏锐的发现，既然敌军主力都到了扎西，那么黔北地区便只有王家烈一部，非常空虚，正是红军摆脱追敌的绝佳机会。教员提议，红军再渡赤水河，返回黔北，打王家烈。

 

于是在2月11日，红军离开扎西，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渡过赤水河。

 

 

事实果然如教员所料，黔北非常空虚，没有敌军重兵。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攻城克敌势如破竹——

 

2月24日，红一军团攻克桐梓县城。

 

25日，红五、九军团在桐梓西北阻击川军，彭德怀指挥红一、三军团击败黔军柏辉章、杜肇华部，攻取川黔重地娄山关。

 

26日，红军在遵义以北击溃黔军三个团。

 

27日，红军再败黔军三个团，进抵遵义城下。黄昏时分，红一、三军团不顾疲劳发起攻城战，次日清晨便攻克遵义城，王家烈仓皇南逃。

 

红军出其不意的东渡赤水，不仅将敌军远远甩在身后，同时也让蒋介石大受震撼，深感这种作战方式超出自己的预料范围，于是他命令距离遵义最近的吴奇伟部火速增援。

 

此时，吴奇伟部已从贵阳到了遵义城南，并准备争夺老鸦山和红花岗，一旦成功，吴奇伟部就能俯瞰遵义，让红军再度陷入不利处境。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扩大胜利范围，28日，红军和吴奇伟部开战。

 

这场战役，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正面争夺老鸦山和红花岗，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从侧面袭击忠庄铺，打击吴奇伟的指挥部。两相夹击之下，吴奇伟部大败，林彪还命令追出一百里，直到吴奇伟逃到乌江南岸为止。

 

短短五天时间，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夺遵义，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歼敌2400人、俘虏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就是二渡赤水。

 

4

 

红军两渡赤水，让数十万敌军疲于奔命，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接连失败，极大挫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于是他在3月2日飞到重庆，准备亲自指挥各军，用“南守北攻”的战术，将红军消灭在遵义地区。

 

他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的——

 

川军潘文华指挥三个旅南下，由桐梓进攻遵义。上官云相指挥两个师，从重庆开赴桐梓县松坎镇，配合川军。周浑元指挥三个师，进驻仁怀、鲁班场地区。孙渡部开往黔西、大方县。王家烈残部返回金沙县。吴奇伟指挥四个师，驻守乌江南岸。

 

 

发现没有，这几路敌军中，潘文华和上官云相的距离不远，可以互相支援，结合起来就是一支重兵集团，孙渡和吴奇伟距离较远，无关轻重。对于红军来说，最好的突破口，便是距离较近且分散驻扎的周浑元和王家烈。

 

而在这两人中，教员提议，集中红军主力，打实力较强的周浑元。

 

理由很简单，周浑元驻扎的鲁班场，距离赤水河较近，能击败周浑元补充枪支弹药，那是最好的结果，即便战事不利，也能借机靠近赤水河，转移到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王家烈的实力虽然较弱，但他驻扎的金沙远离赤水河，即便红军击败王家烈，也无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改变整个战场的态势。

 

出于这样的考虑，3月5日，教员和朱老总指挥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离开遵义前往鸭溪（贵州遵义播州区），想把周浑元部引诱出来，在运动中歼灭。

 

但，周浑元根本不出战。

 

次日，红军再次挑战，周浑元仍然不出战。

 

连续两天劳而无功，很多人都有了情绪。林彪和聂荣臻就联名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电报，要求放弃打鲁班场的周浑元，改打金沙的王家烈，并在电报中写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给三个军团都规定了具体任务。

 

可以说，这封电报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3月10日送到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在教员看来，无法改变整个战场态势的作战计划，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在会议上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甚至说出“你们一定要打，我就辞职不干”的话。

 

其他人很自信，说：“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

 

教员没办法，带着一肚子怒气回到驻地。

 

到了晚上，教员想想还是不甘心，便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想通过他来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就在他们两人商谈的时候，一封军事情报送了进来，明确显示，王家烈的一个旅、孙渡的三个旅正在开往金沙。

 

这就意味着，如果红军再去金沙打王家烈，必然陷入一场苦战，还有可能被周浑元、潘文华等人截断后路，难逃失败的命运。

 

事情走到这一步，打王家烈已经没有讨论的意义了，所以在3月11日早晨，教员和周恩来成功说服其他同志，放弃打王家烈，继续打周浑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15日，红军集中主力冲向鲁班场，向周浑元部发起进攻。

 

然而，周浑元自从进驻鲁班场，便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碉堡和工事，红军发起进攻以后，周浑元又把部队集中到碉堡和工事里，像个刺猬一样，红军打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成果。

 

为了不陷入敌军的包围，教员果断指挥红军脱离战场，3月16日又从仁怀县茅台镇渡过赤水河，进入古蔺、叙永一带。

 

红军就此脱离敌军的包围圈，再次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

 

这就是三渡赤水。

 

 

5

 

红军脱离蒋介石的预设战场，再度回到赤水河以西，这让亲自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大伤颜面，而根据前几次的判断经验，现在蒋介石又对红军的战略方向做出预判，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下令——

 

周浑元部和吴奇伟部进军古蔺。王家烈部从金沙向北追击。孙渡部从毕节向北追击。潘文华部到叙永、古蔺一带防守。

 

随同调兵命令一道下达的，还有蒋介石要求“大修碉堡，严防死守”的命令。这就说明，他试图复制“第五次‘围剿’苏区”的成功经验，把红军困死在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

 

 

但，教员不是博古和李德。

 

教员指挥作战，强调灵活机动，而灵活机动的目的是不断调动敌军，让敌军在运动中暴露错误，进而发现对自己有利的战机，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前三次渡赤水，红军看似狼狈奔命，却通过不断的运动，事实上完成了调动敌军的目的。

 

现在，蒋介石麾下的部队，已经是人困马乏，难以持久作战了。

 

更为关键的是，红军三渡赤水以后，蒋介石为了缩小包围圈，把能战的主力部队几乎都集中到赤水以西，赤水以东的广袤地区，成了兵力空虚的真空地带。

 

这，就是红军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20日，红军三渡赤水仅仅五天，教员便命令红一军团的一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的向古蔺前进，造成红军北渡长江的假象。次日，红军主力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从二郎滩、太平渡再渡赤水，返回赤水河东岸。

 

这就是四渡赤水。

 

听闻红军再渡赤水，蒋介石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断定红军要重返遵义，于是他命令上官云相部在遵义严阵固守，周、吴、王、孙各部立即赶到遵义，和红军在遵义决战。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蒋介石也飞到贵阳，亲自指挥。

 

但红军的速度极快，在敌军完成合围之前便越过遵义，于3月31日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县一带，兵锋直指贵阳，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

 

此时的贵阳，城内仅有四个团的兵力，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

 

蒋介石惊慌失措，命令各部立即来贵阳救援，甚至除了飞机以外，他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然而，红军造成进攻贵阳的假象以后，立即调转兵锋向东，正大光明的在清水江搭建浮桥。

 

经过红军的数次佯动、迷惑、假象，蒋介石的思绪完全乱了，听闻红军的动向以后，马上又做出判断：

 

“绕来绕去，你们还是要去湖南，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现在暴露真实目的了吧？全军听令，追。”

 

蒋介石不知道，红军东渡清水江，仍然是假象。

 

就在数十万敌军赶往清水江的时候，教员又指挥红军转向西南，于4月8日突破贵阳、龙里防线，然后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奔驰。

 

4月24日，红军进入云南。

 

4月27日，红军前锋逼近昆明，缴获了二十份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地图，以及大量的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物资。

 

云南的主力部队，早已随孙渡前往贵州，所以此时的昆明兵力空虚，龙云也体会到了蒋介石在贵阳的心情，随即下令孙渡回援昆明。

 

谁知，红军逼近昆明也是假象，虚晃一枪之后，便调转兵锋向北，强渡金沙江，到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了。

 

创建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又重新改回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三万红军也就此脱离四十万敌军的包围，把一盘死棋走活，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拥有了无限可能。

 

 

6

 

回顾四渡赤水的全过程，表面上看，红军是处于弱势的——

 

不仅时刻处于数十万敌军的包围之中，而且一直在跑，发起的大战役也是败多胜少，论硬实力，红军肯定是弱一头的。

 

但换个角度来看，红军反而是强势的一方。

 

原因很简单，红军凭借机动灵活的战术，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敌军空有雄厚的硬实力，却没有实现任何一个战略目的。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不能掌握事情的主动权，就只能跟在别人背后吃灰。这就落了下乘。

 

落了下乘，其实就是输了。

 

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根源便是教员的精妙指挥。

 

实力最雄厚的枭雄，终究比不过最高明的战略家。

 

枪杆子，最终是输给了最强大脑。

 

不过，尽管蒋介石没有击败红军，但他确实借红军之手，挤走王家烈，把贵州收入囊中。

 

王家烈，才是四渡赤水的最终受害者啊。

 

来源：温伯陵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