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祺 王杨开｜隐形战场：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是隐蔽战线的主要斗争之一，情报战线的英雄们在看不见的战场进行一场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杀，或深入虎穴，与敌周旋，获取情报；或潜伏敌营，长期埋伏，率部起义；或舍生取义，面对严刑，视死如归；或巧妙应对，冲破封锁，保证交通线畅通……他们以赤胆忠心赴汤蹈火，用忠诚信仰忍辱负重，以情报信息为武器，于无声处建奇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组建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网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主要由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来负责。1940年冬，中央社会部决定由社会部秘书长林一带领7人组成的情报保卫工作组，从延安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主要执行搜集敌伪情报的任务。据林一在《我做八路军情报工作的岁月》一文中回忆，当时社会部领导指出：“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工作方法上，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口述抗战》第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2231-2232页）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林一为科长，直接接受左权副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央社会部直接汇报了。此时抗战已经进入到极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上，日本将更多兵力投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面临新的严峻形势。为贯彻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设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115师、120师、129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1941年12月7日，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在驻地辽县武军寺村成立前总情报处，前总情报处是在原情报科和原技术侦查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的，处长由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牺牲后由滕代远兼任），副处长项本年。前总情报处下设四个科：派遣科、侦查科（对外称交通科）、无线电侦查科（对外称新闻台）、爆破科。此外，八路军还成立了各师情报处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二级军区情报处以及二级军区下属的各军分区情报处，并在县一级和战略要地设情报站，从而构建起自上而下的五级情报网。县一级和相关战略要地的情报站还在下面设情报组，组下面又设点，点下面还有情报人员发展的线人、关系、交通等等。与八路军相似，新四军也设立了军部情报处、各级部队设有情报科或侦察连、敌伪工作部（专门负责对日伪军的策反、瓦解和情报搜集工作），新四军还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利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网络获取情报。

 

 

◆八路军情报机构和人员配置表。

 

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过建立健全情报网络，全面加强人民军队的情报工作，通过敌后侦察（派遣侦察员深入敌占区，搜集日军、伪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行动计划等信息）、地下交通线（建立秘密交通网络，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运输物资，连接根据地与敌占区）、策反与统战（通过政治攻势和秘密联络，策反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动摇分子，获取内部情报）、无线电通信（建立无线电通讯网络，用于传递加密情报，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部队保持联系）、群众情报网（依靠根据地和敌占区的群众提供情报，形成“人民战争”的情报优势）等工作，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进行部队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为统帅机构提供决策依据，为军事行动提供重要支持。

 

潜伏到敌人的心脏里

 

“打进去”和“拉出来”是情报工作的两种主要手段。打进去，即挑选政治上绝对可靠、在敌区有家庭或社会关系、方便展开工作的人员，向敌区秘密派遣，也叫安钉子，首要任务是挑选合适的人员。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在向日伪统治地区派遣谍报人员时，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方针。派遣科科长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她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赴“抗大”总校挑选干部。徐楚光就是被严格考察后选中的一员。徐楚光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鄂豫皖根据地直属团连长。同年秋，受党组织派遣从事策反国民党军工作，潜入湖北、广西、河南、山西等地国民党军中任职。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后调任延安抗大一分校参谋教官。1942年，徐楚光被派遣打入汪伪内部。经过艰苦努力，他很快在南京站稳脚跟，先后担任汪伪军事学校上校战术教官、陆军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上校参赞武官、汪伪中央感化院政治教官。他利用自身身份和头衔大胆发展情报人员，组建情报网，先后将流落南京的国民党军官刘蕴章、陈轶群、杨本芬，南京洪门大亚山正义堂首领朱亚雄，中将洪侠，汪伪参赞武官公署中校王宗良等争取过来。他还通过洪侠，接触了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项致庄。这样，汪伪中央上层的政治、军事、经济、特务活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1944年8月，徐楚光和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伪中央军校政训员的赵鸿学“结识”了伪警卫第3师师长钟建魂。警卫第3师是汪伪政权的“御林军”，装备好、战斗力强。徐楚光经过深入了解，得知钟建魂早年曾加入中共组织，一直有心回归组织。在徐楚光领导下，赵鸿学经常与钟建魂接触，向他宣传抗战形势和中共政策，并一起商定起义方案。8月13日，钟建魂率领警卫第3师官兵3000多人，会同徐楚光和新四军有关人员宣布起义，回归人民军队大家庭。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有力地打击了汪伪政权。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15日报道了第3师反正的消息。

 

 

◆总部情报处旧址。

 

据林一回忆，八路军先后派出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打入华北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伪组织中，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由前总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在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有14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心脏里活动。

 

助力追杀日军益子挺进队、消灭鬼子战地“观战团”

 

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对八路军的情报工作空前重视。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仅层层设立特务机关，还重点部署“斩首行动”，成立益子挺进队、大川挺进队，潜入我太行根据地从事暗杀活动。其中，益子挺进队主要暗杀八路军总部首长，大川挺进队主要暗杀129师师部首长。1942年5月下旬，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启动“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打击活动于太行、太岳山区的八路军。益子挺进队正是负责“捕捉敌首脑、扰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的撒手锏，其负责人是223联队的中队长益子重雄。5月24日夜，八路军总部机关开始转移，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并中了日军埋伏。正是在这次突围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被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时年37岁。日军为宣传“战绩”，竟将已入土为安的左权掘墓拍照登报，致使左权遗体曝尸荒野。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激起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为此，彭德怀亲自找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命令他务必除掉益子挺进队。因为在此次“斩首行动”中，益子挺进队打死我八路军战士293人。（戴玉刚：《太行秘密战》，黄山书社2012年，第107页）领受任务后，欧致富精心挑选了一批队员，安排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河负责训练，伺机行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也电令太行各军区情报处，设法刺探益子挺进队的活动情况。

 

1942年腊月，我地下特工弟敏学、李庚鑫通过在潞安（今长治）特务机关做饭的内线得知：益子挺进队春节前后将有一个小队去祁县参加宴会。特务团遂向林一作了汇报，并请求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提供祁县的内线策应。当时，祁县仅存的地下特工都是林一派遣进去的，只与她单线联系，不便让更多人知道。为确保万一，林一亲自赶往祁县，召见我地下特工负责人刘秀峰。林一把太行第三军、第四军分区情报处侦知的情报与刘秀峰交了底，嘱咐他发动潜伏在祁县的内线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摸清益子挺进队小队在祁县宴会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设法将执行任务的前总特务团成员安全带进县城；三是前总特务团成员进城不带武器，武器由祁县地下党准备，以匕首、短枪为主。林一把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的31名队员的资料交给刘秀峰，嘱咐他“见机行事”。受领任务的刘秀峰迅速通过潜伏在祁县维持会的线人，侦知益子挺进队在祁县聚会的时间是大年三十，又通过潜伏在祁县商会的线人，打听到益子挺进队聚餐的地点是大德兴饭庄。紧接着，潜伏祁县的内线，利用各自的关系，为潜入祁县执行暗杀任务的前总特务团成员办好“良民证”。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具体执行这次任务的队员——前总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河和他的队员们分批潜入祁县城。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和其他队员或化装成跑堂忙前忙后，或化装成朋友异地重逢，或化装成商人洽谈生意，分别布置在益子挺进队的周围。晚10时，刘满河以摔杯为号，除特队的队员们迅疾拔出匕首同时动手。酩酊大醉的日军被刺死一片，惊醒过来的日军顺手拿起椅子、盘子开始反抗。日特小队长松井借混乱之机想跳墙逃跑，被除特队战士死死抓住双腿。松井大喊大叫，企图引起附近炮楼日伪军的注意，刘满河只好拔枪打死松井。枪声一响意味着暴露，这时，益子挺进小队已全部被杀死，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刘满河果断下达撤退命令。八路军成功追杀益子挺进小队的行动引起日军其他特务的恐慌，为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岩松义雄经请示冈村宁次同意后，最终下令解散了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

 

 

◆韩略村伏击战。

 

1943年10月，冈村宁次再次纠结日军3万余人，对太岳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残酷大“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围歼八路军有生力量。鉴于其以往发动的历次“扫荡”均被抗日军民粉碎，冈村宁次这次策划了穷凶极恶的新战术——“铁滚扫荡”，还向东京大本营夸下海口说：“要迫使共产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

 

早在9月中旬，太岳根据地就通过秘密情报站获得日军即将发动大“扫荡”的准确情报。10月1日，日军“铁滚扫荡”拉开黑幕，太岳区全体军民立即投入紧张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之中。17日，当日军的腹地“扫荡”部队“滚进”到临屯公路两侧时，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突然接到临汾地下情报站送来的一份紧急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各地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场实地观战，领略冈村宁次的军事杰作。

 

刘桂衡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报告给陈赓司令员。陈赓当机立断，命令在临汾附近的129师386旅旅长王近山带领16团秘密转进到临屯公路西端设伏，彻底消灭这个观战团，不能让鬼子跑掉一个，并指示要速战、速决、速撤。此时的王近山正奉命率领16团赶赴延安扩编部队，以对付日军可能突破黄河防线，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进攻。接到陈赓司令员十万火急的电令后，王近山立即找当地党组织了解敌情，得知目前日军的机动兵力都抽调到根据地腹地“扫荡”去了，这里没有大的兵力可以调动，正是打击日军的绝好良机。王近山从汇报中又得知韩略村西南一带的地势十分险要，公路两侧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是打伏击的理想地段。于是他当即决定：就在韩略村附近打一场伏击战，吃掉日军的“观战团”。

 

10月24日凌晨，王近山带4个连悄悄进入伏击阵地。8时许，临屯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有日军车队出现。8时20分，日军3辆小汽车在前，10辆卡车在后，一辆接一辆进入了伏击圈。王近山随即发出攻击信号。经过持续近一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民仅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就取得了胜利。日军“观战团”除个别漏网外，全部被歼。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旅团长以下180人，击毁汽车13辆。

 

韩略村伏击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打击，冈村宁次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从“清剿”安泽、沁源、翼城等县的日军中抽调几千人，星夜赶来合击我军。如此一来，日军的“扫荡”兵力被分散，部署被打乱，“铁滚扫荡”不得不提前结束。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受到八路军总部的专电表彰，我临汾情报站也受到了特别嘉奖。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1月3日发表专题文章，称赞王近山部全歼日军服部直臣少将为首的整个“军官战地观战团”的重大胜利，“创造了在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范例”。这次成功的伏击战也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联通党中央与敌后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建立和维护地下交通线是情报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用以担负各根据地之间的物资运输、人员护送、情报和书本传递等任务。滕代远担任中央军委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后，专门在情报处设立了交通科。

 

抗战时期的晋绥边区，西边拱卫党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东边连接晋察冀边区，北边是秘密的国际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由于日寇在铁路、公路两旁不断增设据点、加强守备力量，给我交通工作带来极大阻碍。为改变交通线上不利状况，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指出：为着将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够迅速而安全地互相传送，所有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延安到各个根据地应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要求各根据地最高党组织立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建立交通据点。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秘书处之下设立交通科，指定专人负责，希望在2个月内将各区之间的秘密交通线连接起来，并能使用。

 

当时晋绥地区的交通任务主要是由第八分区担负。在敌我相交的绵长交通线上执行护送任务，交通员不但要军事素质过硬，而且要有机警头脑。因此，当时对选调交通员的要求条件是“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勇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经过战斗锻炼且有作战经验、头脑灵活、身体健壮的年轻连、排干部担任”。护送任务通常采取的方法是：一、公开掩护前进：交通员沿途侦察、警戒带路，在日伪据点附近设伏警戒，掩护通过，直至将被送的人员、重要文件、物资送到友邻军区边沿设的分区交通站，实行交接后才算完成任务；二、秘密护送前进：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事先联络好，对过往的首长、干部化装成经商者、病人、探视者、医生、伪官吏等等，持以“合法”证件，以“合法”手段乘坐交通工具通行，而且事先利用秘密关系予以掩护放行。交通队员从护送出发到开始接头、到达目的地交接，沿途虽不与被送者同行，但须始终在沿途两侧或附近担任警戒和掩护，发生突发事变时，随时上前处置，掩护目标脱离险境；三、派部队武装护送：大部队或重要负责同志过境，由所在分区首长率部队护送。这时，交通队仍担负沿途侦察、带路、架桥、联络和警戒任务。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对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说：各地代表顺利地来延安开会，全靠你们了。据不完全记载，晋绥地区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底，共接送干部2852人，其中有党的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主要党政干部800余人。

 

 

◆毛泽东为《书报简讯》题词。

 

交通队除护送人员外，还承担着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运送日伪书报的任务。这是一项特殊而重要的战略任务。晋绥边区情报组织订购的13种日文报纸和10种中文报纸、华北情报组织搜集的日本特务机关出版的《建设》刊物以及伪蒙疆政府编辑的《蒙疆年鉴》、伪满洲国出版的《满洲年鉴》等资料，都是通过晋绥边区的书报交通线运送延安的。中央情报部据此编印成《书报简讯》供中央领导参阅，对于党中央系统研究日、满、蒙政治社会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少将以上军官投降日寇的名单（从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寇的国民党中委20人、高级将领58人）就是书报简讯科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含西安情报组织提供的国统区书报资料）提供给党中央的，起到了揭露蒋介石投降政策、制约他投降日寇的作用。毛泽东在1944年为《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我军情报工作的“耳目”和“眼睛”

 

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抗战期间，广大敌占区人民群众成为我军情报工作的“耳目”和“眼睛”，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勇敢和牺牲精神。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发明了“消息树”和“鸡毛信”来传递情报。所谓“消息树”，就是村民在村口或高处竖起一棵假树或旗杆，平时直立表示安全，一旦发现日军“扫荡”，立即放倒通风报信，为抗日军民及时转移并做好反“扫荡”准备赢得主动。“鸡毛信”是华北地区军民创造的一种特殊情报传递方式，电影《鸡毛信》原型是12岁的小交通员海娃，他曾将日军布防图藏在羊尾巴下，冒险穿越封锁线送给八路军。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原型是沙家浜的茶馆老板胡广兴（改编后变成了老板娘“阿庆嫂”），他以茶馆为据点，为新四军搜集日军动向的情报，并通过暗语传递情报，比如：茶壶摆放方式代表日军巡逻路线；特定唱段暗示敌情变化。海南岛的红色娘子军在作战中高度依赖当地黎族、苗族群众提供的情报，村民以采药、赶集为名，侦察日军据点兵力；妇女利用编织黎锦的图案暗藏敌情信息。这些简易高效的群众情报，大大减少了根据地军民的损失。此外，在河北冀中平原，群众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不仅用于隐蔽作战，还是传递情报的重要通道。地道成为“无形战线”，使日军始终无法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情报来源。

 

 

◆电影《鸡毛信》剧照。

 

军民一心，其利断金。抗战期间，广大人民群众不怕牺牲，再苦再累也要投身情报战场，为抗战胜利出一份力。河北平山县的放牛娃阎富华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942年日军进山“扫荡”，威逼他带路。他假装顺从，却将日军引入八路军伏击圈，遭到伏击的日军残忍将他杀害。他的事迹成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主要素材来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东北抗联女战士赵一曼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时，依靠工人、农民和妇女建立情报网络。她曾伪装成农妇，潜入日军占领区搜集军事情报，并组织群众破坏日军铁路和通讯设施。被捕后她受尽酷刑仍拒不透露抗联情报，最终英勇就义。女作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76号”，以文化界名流身份周旋于敌营，获取高层情报。她背负“汉奸”骂名多年，忍辱负重，直到抗战胜利才平反。

 

抗战硝烟虽已散去，但历史记忆不可磨灭。正如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时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回望抗战，那些奋战在人民军队情报战线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