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晔 潘震林 | 《新青年》的衍变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之始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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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晔 潘震林 | 《新青年》的衍变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之始
2025-08-04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新青年》作为探究新思想、传播新理论、筹建新组织最有力的阵地，以内容之变率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真理，铸就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之魂；以读者之变唤醒了一批进步青年接受、坚持真理并融入建党实践之中，奠定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之基；以机制之变积累了党的宣传及党刊工作经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夯实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之本。这些都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苦苦追寻，一大批先进青年在‘觉醒年代’纷纷觉醒”。在这批仁人志士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无疑是当时先进青年的代表，正是他们开启了“觉醒年代”，而这个年代的标志性成果便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个时代的产生不仅有建党伟业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更有丰富的思想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思想作为时代的先声，预示着时代的发展潮流。“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要求全党“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这些重要论述，使得“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逐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
笔者认为，作为我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考察“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这一传统的源头，即“始终重视”的“始”十分重要。思想是时代的菁华，而刊物则肩负着记录时代、孕育思想、传播理论、弘扬精神的重任。在觉醒年代，《新青年》作为探究新思想、传播新理论、筹建新组织最有力的场域，极大地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青春力量的觉醒，极大地助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在“办报建党”的双重逻辑中，《新青年》以其内容、读者和机制的三重衍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程。
《新青年》见证了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界从觉醒到变革的非凡历程，与党的思想理论的孕育紧密相连。杂志内容的转变，使它率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与各种思想流派进行斗争，为党的思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更为后来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创刊初期，《新青年》通过批判封建礼教、倡导科学与民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这一阶段，杂志以文化启蒙为切入点，激发了青年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为觉醒年代奠定了思想基石，但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说，此时《新青年》存在着“鼓吹西方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新青年》陆续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率先把研究的方向转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对于社会主义最终将会胜利的信念，其实是首倡了后来的党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理论。
经由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社会主义逐步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潮，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但比较系统、完整地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源流和基本原理的刊物在当时十分匮乏，使国人能够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精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这背景下，由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应运而出。李大钊在这期《新青年》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下篇发表于第6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中国人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树起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斗争旗帜，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是中国最早弘扬马克思主义信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初心使命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党的思想理论开始借助《新青年》得以传播。除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主编的李大钊在这一号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邀请顾兆熊、陈启修、陈溥贤、黄凌霜、刘秉麟等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撰写《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生涯》等介绍马克思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这期《新青年》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但在这一时期，《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仍不乏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宣扬的民主主义思想，宣扬“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并夹杂着各种对中国当时现实政治的批判。在众多思潮的交锋下，《新青年》编辑部向读者坦言，“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总的来看，“专号”的问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是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以“专号”为分界，《新青年》开始由宣传“法兰西文明”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开始逐步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1920年7、8月间，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新青年》改为中国共产党公开的理论刊物，也是在这时期，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此后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更是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并刊登了《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等译文介绍苏俄的状况/陈独秀在这一号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改过去《新青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办刊宗旨，提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表示自己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谈论政治。该文旗帜鲜明地宣扬“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的统治。文中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不谈政治”的实质，指出无政府主义党人“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动摇的理由；因为他们反对的，不会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1920年12月，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将《新青年》的编辑事宜委托给陈望道，并致信李大钊等北京同仁：“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即编辑部在上海被查封而迁往广州前，《新青年》均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关于这段时期的编辑工作，陈望道后来回忆，“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也正是陈独秀所主张的“不除其旧只增其新”，先后刊登了《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社会主义与中国》《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专门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新青年》在政治倾向上的转变，原编辑同人与上海的编辑部出现了纷争。胡适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向陈望道写信称“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并提出要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北京，周作人也曾致信陈望道认为刊物“早已分裂，不能弥缝”。面对非难，陈望道始终能坚守真理，以“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来强硬回应，并称“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以此讲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坚持的立场。
《新青年》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其他进步刊物紧密协同，形成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阵营，共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这一时期，《劳动音》和《劳动界》等刊物专注于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鼓励工人提升阶级意识，积极投身工人运动。这些刊物与《新青年》相互呼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工人阶级，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为党的创建培育了深厚的阶级基础。同时，《共产党》月刊与《新青年》紧密配合，在宣传内容上相互补充，前者侧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释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后者注重思想启蒙与理论传播，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理论资源。这些进步刊物与《新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思想建党上目标一致，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共同应对其他各种思潮的挑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由陈望道编辑的《新青年》在传播十月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石川祯浩经过调查认为，在《新青年》暂时休刊的1920年5月之前，有关“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苏俄的现状，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演讲或著作等传到中国的却很少……译成汉语的列宁的著作和演讲的数量，据笔者调查，只有四篇(不含会见外国记者的报道)，且都不是全译”。戴季陶也对此曾说：“俄国的现状复杂异常，要想得一点可以作参考的材料，已经不容易得很。而且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记事，尤其难得。这是我们研究俄国现状上的最大困难。”而最早、最系统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阵地，便是《新青年》第8卷第1号开始设立的“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了美、英、法等国报刊上关于苏俄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包括苏俄政治、经济、法律、对外政策、劳动组织、文化教育、婚姻制度等”，以及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民族自决》等著作。最终，在陈独秀的主导和陈望道等人的推动下，《新青年》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家园，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新青年》旗帜的感召下，一批读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投身于建党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群体，使得党的精神在实践中得以承载、得以发展，以主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初，陈独秀带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重任到达上海，开始对北京的新文化运动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他认为“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这场运动最为痛心之处是普通劳动者“不能觉醒”，仅仅依靠学生运动，无法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分析，再加之上海丰厚的产业基础，陈独秀将目光投向无产阶级，并通过《新青年》这一阵地和载体，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强调应该让“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次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5月1日，上海各界工人不畏军警阻挠，在虹口老靶子路举行集会，这是在党的早期组织酝酿筹备期间，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举办纪念自己节日的集会，北京的邓中夏等则到工厂与街上演讲宣传，有多人遭军警拘捕。正是通过投身工人运动的实践，建党先驱进一步经受了砥砺和考验。
借助这一契机，陈独秀将《新青年》第7卷第6号作为“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他事先约稿，增加内容篇幅，并登载了工人题字及劳动状况调查、照片。在这一号中，李大钊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中呼吁，“起！起！起！勤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唤起工人与面临的种种压迫进行斗争；陈独秀的两篇文章，除《劳动者底觉悟》是其4月2日的演说稿整理而成外，另一篇文章《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则揭露了阶级矛盾的本质：“剩余工值，都被资金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宣传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该专刊登了28篇文章，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劳动运动的情况，登载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等地的工人状况调查报告，揭示了工人和资本家贫富悬殊和尖锐对立的现象，也标志着《新青年》逐步承担起教育和引导工人、发动工人运动的任务。在实践的感召下，陈独秀的思想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这标志着他“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
新文化运动以来，无政府主义也在青年群体中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迎合了当时社会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以“哗众取宠的行为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激起青年们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武断地反对一切权威，主张绝对自由，反对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重要阻碍。针对这一现象，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予以驳斥，在经济上“无政府主义者这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在政治上“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因此，“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随后，《新青年》第9卷第4期刊载了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与陈独秀关于无政府主义讨论的多篇书信往来，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各项主张的一一辩驳。经过这一论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再次得以证明，帮助“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
从“通信”栏目刊登读者的来信内容来看，《新青年》对于当时进步青年有着强大号召力，李永中教授认为“许多青年通过写信将最内在的私人主体性表露出来”，早期共产党人的来信正是体现了这一点。《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登了当时还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的来信，表达了对《新青年》的无比崇敬，“记者足下，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盻”。恽代英等人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名义的来信被刊登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信中写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这些来信的字句中表达的深情、谦逊与赞美反映了这批进步青年在当时内心对于真理的渴求，《新青年》则为他们获取知识和深入思考提供了平台。
毛泽东早在学生时期就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并在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文章《体育之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新青年》仍处于创刊初期，其主要宣传的是民主与科学，政治主张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思想。毛泽东也坦言，“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缘于《新青年》。1918年10月，毛泽东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李大钊时任图书馆馆长，“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这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于那段时期，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的言传身教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宣传的主义定是深深触动了这位进步青年的思想。不仅是李大钊，《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对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经过在北京与陈独秀的交流和阅读其文章，毛泽东认为，“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人”。1919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创办了《湘江评论》，韩延明教授认为“该刊是仿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的一个四开四版的报纸”。笔者对这一观点是赞同的，可见《新青年》对此时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锤炼，“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为《新青年》读者的蔡和森与毛泽东曾在师范学校同窗多年，两人共同发起了新民学会。1920年8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要“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回复“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表示“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正是在《新青年》刊物的影响下，毛泽东走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最终投身革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和党的主要缔造者。
周恩来最早是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而使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便是《新青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对于《新青年》并没有太多关注，而是在前往日本留学的路上才阅读了《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8年初，到达东京后他将《新青年》已出版的前三卷阅读完后，“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好多”“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并“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通过阅读《新青年》，周恩来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有了更为深邃的思考，对从《新青年》中获取到的新知识十分振奋，“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决心“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并“至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将《新青年》在其青年群体中介绍宣传。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接触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政治局势，并对“社会民主党”，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过激派”“温和派”进行了分析，指出“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正是通过对《新青年》等刊物的阅读，为周恩来之后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基础。
围绕《新青年》，一批建党先驱在思想上产生了转变，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将真理在青年群体中传播；或通过刊物直接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终身坚持的理想与信仰；或革新了自我的认知，为在之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做足准备。建党先驱们缘于《新青年》而聚集，在参与建党实践的过程中将个人的思想汇聚为组织集体的精神，也由此奠定了中共建党的鲜明特色，即先凝聚知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后通过他们再传播、再凝聚，组织与发动群众运动，进而掀起全社会的革命浪潮。
为了实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任务，《新青年》的编辑、组织、运行机制在中共（发起组）的主导下，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不断调整，进而使杂志成为日渐成熟的政党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主阵地。
《新青年》在创刊初期由“陈独秀先生主撰”，创刊号中的文章更是“十之八九为陈独秀一人独撰”，到第4卷之后才变为“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对此张宝明教授认为，这一变化是陈独秀在当时出于对刊物生存的考虑而作出的决定，“要想让杂志起死回生，就必须以万分的诚意吸引真正的‘大名家’加入《新青年》的作者阵营”，也就有了对《新青年》编辑权的分享。于是，自刊登《BOLSHEVISM的胜利》的第5卷第5号，到刊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6卷第5号，期间《新青年》编辑部采用的是“轮值编辑”机制。褚金勇教授观察到了“不同编辑的个人兴趣不同，选择编发文章也不同，引发不同的舆论议题讨论”，每号刊物表露出的思想与其编辑个人的倾向密切相关，这也正是第6卷第5号在李大钊的编辑下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的主要原因。但此时《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甚少，且编辑部中还存在着“不谈政治”的风气，除第6卷第5号外，其余卷号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量寥寥，由此可见，在轮值编辑的机制下进一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实际上受到诸多限制。1919年6月，陈独秀因发放传单被捕，在其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于10月召开会议商讨之后的编辑工作，在胡适因其霸道作风引起其他同仁不满的情形下，最终会议决定“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轮值编辑”机制又转型回到“一人独编”机制，陈独秀重新掌握了《新青年》的独编权。1919年12月，陈独秀独编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出版，其亲自执笔的《本志宣言》明确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此后得以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和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
1920年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其对于《新青年》编辑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呈“耦合”式的一体推进，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新青年》编辑部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和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社分别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发行《新青年》杂志的机构，两者在人员组成上高度重合，但其又非是简单的物理组合，而是实现了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凝聚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建党的队伍。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早期组织的成员中多数为《新青年》的编辑人员与作者，如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他们纷纷“脱下长衫”投身革命，此时的《新青年》也在陈独秀和陈望道的主持下转向成为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被赋予了助推建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所言：“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随着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新青年》的编辑与发行机制也随之调整，从最初相对松散的编辑模式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这一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脉络相吻合，使得《新青年》成为党传播理念、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将书报宣传工作纳入(临时)中央执委的监督，随后还设立中央局宣传部负责红色书报的出版。在这一机制下《新青年》得以有组织地担负起引领革命思潮的新的历史任务。从1921年8月1日发行的第9卷第4号起至1922年7月1日发行的第9卷第6号停刊为止，这三号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文章的数量每一号都在显著增加，陈独秀、李达、施存统、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受党组织的委派投入到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中来，其中陈独秀还曾于1921年10月被捕入狱。他们不惧危险，坚持在《新青年》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虽然“改善机构的计划”即机制化、组织化地领导红色书报出版编辑的任务，由于“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未能实现，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新青年》的宣传思想工作始终聚焦于现实斗争，文章和报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舆论保障。
停刊近一年后，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同时《新青年》从月刊改版为季刊后在广州出版。改为季刊后的《新青年》作为党刊，由中央负责，由瞿秋白担任主编，该刊的封面和刊名都由瞿秋白亲自设计和题写。与《新青年》月刊编辑体系不同的是，《新青年》季刊由党的组织而不是某一个人作为负责主体，这保证了刊物发表的文章在政治倾向与宣传口径上一致。1923年10月，中共党、团系统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会专门设有编辑部，还制定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这一期间更换过刊物编辑，但《新青年》季刊始终将服务党的事业和宣传工作作为办刊宗旨，直到终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期刊的编辑者外，《新青年》季刊文章的作者群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宝明教授等提出“季刊以前《新青年》是南方同人主导下的社团刊物”，与此相对的是，《新青年》成为季刊后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中共党员与左翼青年，之前的“《新青年》同人”则彻底退出了作者行列。《新青年》编辑体系的转变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及其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的。作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论刊物，其必然承担为党宣传科学理论、回应工作需求的重任，也必然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安排编辑工作的机制。正是这一变化，使得《新青年》季刊彻底从原有的西方启蒙思想倾向中蜕变，成为一个完全由党掌握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的理论阵地。
《新青年》季刊第1期为“共产国际号”，刊登了瞿秋白执笔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新宣言》回顾了《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以来的历史，提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对《新青年》创办的背景与历史任务进行总结。“《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这既是对创刊以来在刊物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流派展开论战所取得成果的肯定，也正是“《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与各种思潮英勇斗争而下的挑战书，因为“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最后，基于党的初心和使命，《新宣言》明确今后的任务为“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
《新青年》季刊在新的编辑组织机制下共出版4期，刊登了5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集中发表，鲜明体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如《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等文章，围绕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领导发动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提出“党纲是对于现实社会为改造进一步的制度上的要求，以至于最高的理想社会。策略则为引进实现社会中之各阶级以行此制度改革之手段”，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党的纲领与政策进行区分，更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直接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怒涛中，本有破坏一切艺术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对于资产阶级文化之反动，为一时的，无理性的现象”，“社会既不得不改造，尤非无产阶级负此重任不可，欲改造则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实际上不得不诉之于强力”，旗帜鲜明地主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其中24篇为译文，有组织地翻译了《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提要》《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之所以选择这类题材的文章进行翻译，“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共处于幼年期，需要列宁等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和战略、策略上的帮助”，有效地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连接起来，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武装和国际视野，更能体现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努力奋斗。1924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宣传部，并先后成立出版部、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由出版部专门负责《新青年》《向导》等党内刊物。此后的12月，《新青年》季刊第4期《本志启事》宣布，“从1925年1月起，将本志重新恢复为月刊”，于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间共出版5号后终刊。
《新青年》编辑组织机制之变的背后推力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使命。中共正式成立后，《新青年》的编辑架构和模式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及时转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探索发挥了极大作用，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不懈探索。《新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刊，为后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与经验范式。
从最初的文化启蒙，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再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刊，《新青年》始终站在时代的思想前沿，积极引领社会思潮，为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其每次变化，都积极回应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时代之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指出“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继续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源头上准确把握“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演进，有助我们以史为鉴，更好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丰富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周晔，复旦大学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党员志愿服务队指导教师，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复旦分中心研究员；潘震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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