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 | 九十年代提出的“钱学森之问”

前些年，在网上，有人提起过所谓“钱学森之问”。这个“钱学森之问”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培养不出民国时的诸多大师。当时，我对这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就产生了疑惑。民国时培养出了什么大师? 即使有人被称为大师，也多是文科领域的。理工科的有些名人也多是留学过的，不能算是民国培养的吧? 

最近，有人再次提出“钱学森之问”。网上的一个视频说，真正的“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在读了《中国科学报》刊登的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文章之后，给他周围的一些同志写的一封信。可以确定，这封信是在1994年写的。

在这封信里，钱学森提出了他的一些疑问。这封信提到了在六十年代中国科学界进行创新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

1、物理学界所提出基本粒子的层子理论，这个层子理论比西方的夸克理论要早。顺便说一句，现在中国的物理学界似乎没有什么人再提层子理论了，人们口中似乎只有夸克理论。就连学术文章也似乎没有什么人再提到层子理论；

2、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3、成功实现氢弹引爆的独特技术。

后面钱老还写了几项中国的科学成果，可是视频中没有展示出来，我也没听清楚。不过那几项成果应该都与国防科技有关。

钱老在信中写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六十年代时的创新? 钱老自己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太迷信外国人了。对于钱老给出的回答，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看起来没有六十年代的科学创新更多，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也有一定的现实原因。如果说起历史原因，应该是指，在六十年代，不仅西方封锁我们，而曾经帮过我们，给过我们大量援助的苏联，后来也在封锁我们。那时的中国科学，无其他的路可走，只能走上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道路。这条路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开始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的科学事业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多科学家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迫害。他们的科学研究事业被迫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科学事业再搞出来新的创新，显然没有太多的可能性。等到那场政治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在1978年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也有不少科学研究项目获得了不同的奖项。只是我不是太清楚，这些获奖的项目，有多少是在那十年中创新出来的，有多少是在此之前就已经问世的。而且这些获奖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属于世界级的，而又有多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

后来，在我们的对外开放中，很多企业都非常重视从国外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这里面，我需要声明一下，对外开放是绝对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正如辩证法所看到的那样，在其有利的方面之外，也一定存在着某种其他方面的不足。在我们注重开放和引进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自力更生和勇于创新这方面，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弱了。至少在那个阶段，自力更生这样的话似乎不怎么提了。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

因此，钱老批评我们太迷信外国人的，这个批评也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们的思维习惯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类问题。当我们强调某个方面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忽视另一个方面。当我们强调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会着重放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方面。对于我们自己是否还需要自力更生，是否还需要勇于创新，在有些人的内心，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有的人甚至会这样来想问题。我们讲自力更生，讲勇于创新，讲了那么多年，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方面还那么落后? 或者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自力更生和勇于创新远没有对外开放和大量的引进更为重要。这种思维的片面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

另外，我们思维的片面性，并不是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存在这样的问题时，就会自动地得以纠正。关键还是需要外部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实践过程，才能教育我们，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和认识模式。在我们看到，我们本来以为可以用市场来换技术的想当然，最终却在外国资本面前狠狠地被打了脸，被撞了墙。外国资本从来就没想过拿他们的技术来交换我们的市场。对于外国资本，我们的市场，他们是想要拿到手的，但他们的技术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我们进行交换的。所有的便宜他们都要占，而在占便宜的过程中，他们即使没有吃亏，但也绝对不会让我们占到他们的任何一点便宜。

在我们在吃过大量的亏的时候，钱老所批评的太迷信洋人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其中有行政官员，也有一些技术人员，确实存在着迷信洋人的毛病。这里的问题除了他们的思维中缺乏辩证法之外，更有一种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对我们曾经有过的科技创新的历史完全都不了解的缺陷，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缺乏自信。这种缺乏自信有世界观上的问题，也有认识方法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看，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他们缺乏自信，主要是对我们的人民缺乏自信，对于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缺乏自信。西方洋人的花言巧语让他们很容易轻信。这种唯心史观曾经盛行一时。

然而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我们的工程师，我们大量的技术工人，脑子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洋教条。在他们那里，虽然也看到了西方设备与技术存在先进的一面，但也看到了他们的确设备和技术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那些所谓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经过我们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们的反复观察和研究，早就发现他们存在的缺乏和问题。而且我们的科技人员和工程师都能够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这些实践让我们的科技人员与工程师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科技固然有其先进的一面，但也不过尔尔，没有像西方人吹嘘得那么天花乱坠，更不会像西方人吹嘘得那样高不可攀。我们的科技人员与工程师越是对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了解得越详细，越深入，他们的自信心就越是开始增长起来，强大起来。

实践教育了人民，实践也锻炼了人民，实践也提高了人民。对洋人的迷信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打破了。对于人们所提到的“钱学森之问”，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虽然我们在科技方面确实还存在着某些落后与不足，但是我们的人民已经不再盲目迷信西方洋人了。我们的人民有着更为强大的自信心，任何科学难题和技术难题都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的人民，已经用自己伟大的实践圆满地回答了九十年代所提出的“钱学森之问”。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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