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曦：对于南渡乌江及四渡赤水胜利的战略分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各军团、军委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从生路确立到赢得战略主动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受到严厉批判。“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贵州强调指出的“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从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这是一条红军的生路，一条共产党的生路，这个火种保留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中开始了被称之为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作战。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从而，使中央红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机动作战，调动和打击敌人，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他的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在研究四渡赤水作战行动中，是不可忽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作战的。甚至可以说，南渡乌江行动是四渡赤水作战这一神来之笔的画龙点睛之作。

 

1935年1月19日，根据遵义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22日，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表示中央红军“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请他们予以配合，牵制敌人。24日，攻占土城。26日，红一师与南下的川军遭遇，陷入敌三面包围之中。此间，红二师亦与川军展开激战。当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中革军委报告了前进失利的消息。

 

29日，中革军委为击破川军的追堵，决定西渡赤水，即奇兵神迹的四渡赤水行动展开。中央红军西渡赤水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调重兵，企图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当红军发现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地区，黔北地区的敌人防守兵力比较薄弱后，遂于2月10日决定转达兵东进，二渡赤水。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相继攻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

 

3月2日，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飞抵重庆，颁布手令，统一指挥各部，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3月15日，中央红军为避免被动，再寻战机，转兵西进。于16日，下达三渡赤水命令。并于20日，发布东渡（四渡）赤水命令。

 

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判断红军又要进攻遵义，重新部署重兵，再次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并于24日飞到贵阳就近督战。

 

26日，中央红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将九军团暂留马鬃岭，伪装成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向。红军主力则于28日由鸭溪、白腊坎间突破敌封锁线。31日分别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将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南渡乌江，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而毛泽东则以中央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上梁山近贵阳。此举更使蒋介石惊恐万状，急调云南孙渡部入黔。

 

中央红军的调虎离山胜利完成，云南兵力空虚。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29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5月9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当敌人赶到江边，红军早已远走高飞。

 

研究“四渡赤水”胜利的战略角度

 

1.从遵义会议后军事行动全过程角度进行思考南渡乌江及四渡赤水胜利

 

四渡赤水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行动过程。这一过程，始于遵义会议，经过四次渡过赤水，南下乌江，取道云南至巧渡金沙江，胜利地赢得行动的主动权。我们纵观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就会发现四次渡江犹如龙游四海，而南渡乌江是画龙点睛，巧渡金沙江是完美收官。

 

四次渡过赤水，使得蒋介石屡次判断失误。而正是由于南渡乌江，剑指敌心。蒋介石此时，弃城逃跑，则威信丧尽，无力发号施令。而坚守贵阳，则兵力空虚，无力应对红军。于是，他只能从云南调兵入黔作战，这就造成红军取道云南，转兵北上，实现长征目的的重要战机。曾经有人声称，四渡赤水仅仅是“因势力导”。而从全过程角度来观察，才会发现，这是毛泽东思想从战略高度和发展眼光来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表现，是毛泽东同志心有通盘的战略规划。

 

2.应当从刻战略主动权角度进行思考南渡乌江及四渡赤水胜利

 

遵义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由失败走向胜利的战略转折点。从此，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而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的行动，是中央红军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开端。自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到中央红军西征至湘江恶战，中央红军的行动一直是在教条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进行的。这就使红军一直处于被动和失败的境域中。而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统治，中央红军开始了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斗争。

 

从四渡赤水到南渡乌江，再到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开始夺得战役主动权。及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恢复原定北上抗日的方针，确立北上抗日纲领，从此红军取得战略主动权，胜利完成长征。

 

其中，南渡乌江是四渡赤水作战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赢得战役主动权的浓墨重彩之笔，犹如直接对蒋将军，攻其必救，从而使敌露同破绽，红军乘胜前进，最终取得战役主动权。这既是之前四次渡过赤水战略决策的延续，又成为巧渡金沙江的重要前提，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应当从保持战略定力角度进行思考南渡乌江及四渡赤水胜利

 

在长征研究中，通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必须进行长征？通常把当时教条主义占主导地位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作为中央长征的全部原因。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教条主义导致的战略转移的初期目标，是到达湘中。为此，决定红六军团退出湘赣地区，作为先遣队西征开辟前进道路。与此同时，以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企图吸引敌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不难看出，其战略指导的全部目的是实现力量转移。这就导致了只要能够跑出去，就可以结束的军事行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逃跑主义成为行动的基本导向。

 

把红军长征的目的仅仅局限于力量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层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长征不仅是一次摆脱失败命运的战略转移，更重要的是，应当充分认识长征的政治诉求。这一政治诉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坚持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北上抗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任务。这个战略目标丝毫不能动摇。这是战略定力的终极标志，在遵义会议后，红军一切行动都坚决地循此进行。

 

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到巧渡金沙江的行动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此时中央红军的行动，已经从消极被动挨打的逃跑主义，转变为实现承担民族大义的北上抗日，力争战略主动的抗日远征。

 

这里要补充一点，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后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15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些事实表明，承担民族复兴重任，北上抗日，始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任务。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逐步恢复了北上抗日，这一战略目标。

 

这一战略定义，也是后来评价红二、红六军团盘县会议、评价毛尔盖会议以及其他行动的重要标志。

 

4.从各路红军相互配合角度进行思考南渡乌江及四渡赤水胜利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之所以能够演出这一场生动壮丽的神来之笔战争活剧，是与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积极作战行动分不开的。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月22日，展开了广昭战役，接着于2月3日又发起了十余天的陕南战役，3月28日展开嘉陵江战役，后西进松理茂地区。

 

与此同步，红二、红六团先后在湘鄂川黔展开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30日，攻克当时隶属四川（今重庆）的酉阳，展开湘西攻势。先后占领湖南永顺、大庸（今张家界）、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取得十万坪伏击战大捷和在沅陵、常德重创敌军。1935年2月8日在慈利县溪口、3月14日在永顺王村（今芙蓉镇）之高梁坪、3月21日在大庸以西后坪大量杀伤敌军。并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威胁贵阳期间的4月11日，在湖南桑植陈家河取得歼灭敌172旅的陈家河大捷，其中，时任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三营在营长罗章带领下，冲入敌旅部，为全歼该旅敌军创造了胜利的重要条件。13日红军再于永顺桃子溪地区追上逃敌全歼敌师58师部和174旅。此战，红军缴获敌军两门山炮，两日歼敌万人，创造了长征中红军以少胜多的辉煌的典范战例。正如聂荣臻元帅的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一路追在后面的湖南敌军何健带领二十个团去湘鄂川黔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去了，从而减轻了敌人对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压力。 

 

可以说，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积极作战，导致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的行动忽而向北、忽而向西、忽而向东，根本无法对中央红军的战略企图作出正确判断。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配合是造成蒋介石屡次误断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也为“天下红军是一家”的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长征——这一壮丽的历史画卷，至少向世界宣示了这样的五层丰富内涵：第一，中国工农红军以自己的突围、行军和作战的胜利，展示了他们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英勇智慧，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的光荣而又悲壮、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第二，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反侵略、人民求解放、民族要复兴的道路上，光明战胜黑暗、革命战胜反革命的命运较量的胜利。第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征途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坚持独立自主、摈弃洋教条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胜利。第四，“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和壮举！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代表的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交迫和伤病折磨，在人迹罕至的雪域冰峰和亘古荒原中，踏出一条成功之路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胜利。第五，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建设史上，由各个根据地相对分散、独立作战的地域性的红军各部队，聚合成一支在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下，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步调一致的武装力量的成长发展的胜利。

 

长征的胜利，是全体红军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纠正教条主义错误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人类军事史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伟大胜利！

 

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红军，不仅包括了三支主力红军，还应当包括三支先遣队，这就是从瑞金出发的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的红七军团、从遂川出发的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的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和作为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二十五军，包括为掩护中央长征出发在赣南闽西及南方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南方八省红军和为红军长征提供落脚点的西北红军。正如常说的“天下红军是一家”，长征的胜利是全体红军的共同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贵州考察时强调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相信我们长征研究，将充分用好这一时机，深入探讨，以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发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罗海曦；来源：红军源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