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成立，地点设在延安王家坪的半山上，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参室藏龙卧虎，时刻关注国内外战场的动向，研判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形势，给出战略建议，是军委“智库”。
1940年，根据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了军委秘书处，1941年中央军委又成立了总部高参室（以下简称高参室），办公和宿舍都设在王家坪的半山上，对外称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
因为我父亲王子玉也在高参室工作，孩提时的我生活在这些大人们中间，对高参室的人和事多少有些了解。
卧虎藏龙
高参室由朱德总司令直接领导，并以朱老总的名义委托周思诚为高参室中将参议，委托萧泽苍、白天、赵唯刚、李荫南、童陆生、王子玉等为少将参议。周思诚任高参室主任，白天任副主任，秘书是马冠英，童陆生为战略研究小组组长。后来又调邢肇棠、王梓木、王百评、康原任高参室参议。在我眼中， 这些中将、少将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从没见他们佩戴军衔，也没听有人称他们为将军，听说好像只有与国民党打交道时才用这些“头衔”。
高参室里藏龙卧虎，成员来自五湖四海，经历都不同寻常。主任周思诚是河北保定人，他毕业于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唐生智、张治中、傅作义、白崇禧、陈诚等都曾是他的门生。1940 年秋，他在代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的时候，因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加腐败，投奔延安。董必武为此曾写诗赞他道：“宁在延安吃红薯，不在南京当中将。”
1940 年10 月,朱德参加在延安王家坪召开的军工生产会议。
继任的高参室主任王世英，山西省洪洞县人，是一位1925 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他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和军事统战工作，曾参加过第二次东征战役、省港罢工和北伐战争。1942年年初，中央调王世英回延安任高参室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
童陆生是湖北黄陂人，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领导过武装暴动，还参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1941 年回延安高参室工作。
邢肇棠是甘肃通渭人， 毕业于甘肃陆军测量学校，1923 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其间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因坚持国共合作而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1940 年 11 月，他奔赴晋冀鲁豫边区，并于1943 年到延安加入高参室。
王梓木是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毕业于冯玉祥创立的西北军官学校，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受我党指派， 王梓木一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抗战爆发后，他转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实际上是做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1944 年底，他返回延安进入高参室。
团结友爱
朱老总领导下的高参室团结友爱，他的非凡魅力和对同志的关心保护令人折服。
延安整风期间，由于康生等人“作怪”，很多人被“莫须有”地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在朱老总的过问和保护下，高参室的成员受到特殊保护，没有一个被打成特务。朱老总深信，他们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而是到延安来投奔共产党一起吃苦，对党是忠诚的。周思诚、邢肇棠等人的入党问题也是在朱老总的关心下实现的： 周思诚于 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邢肇棠于1945 年入党。朱老总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大家，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一个人。那次我父亲生病，朱老总每过一两周都会去看望他。后来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时，朱老总在战事紧张之际还特别交代杨尚昆，让他负责照顾好我父亲。
王世英
王世英继任高参室主任后，主持高参室日常工作。一次听我母亲说：王世英在平津一带做地下工作时，突然接到上级指示火速回延安。 因为命令实在紧急， 王世英夫妇只得让年龄不大 的 一 双 儿 女 自 行 回 延安。回延安不久，就传来这两个孩子在过黄河的时候船翻落水、生死不明的噩耗。他们强忍悲痛，仍然完成了任务。所幸不久又传来消息：女儿被船夫救起，儿子则拉住马的尾巴渡过了黄河。这个故事在高参室广为流传，大家听后都对他肃然起敬。
高参室的童陆生知识渊博，后来他和王世英都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他在担任高参室支部书记期间善于团结同志，把支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家都愿意说心里话。
军委“智库”
高参室的本职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分析正面抗日战场的情况，对敌后抗日战况进行估计和判断，对蒋管区进行动态分析，和对国外反法西斯战场的胜败预见等。此外，对军事学术理论进行研究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作为中央军委 的“ 智库”，高参室时刻关注国内外战场的动向，研讨国内战场的形势。当时有一个“双周军事形势”讨论会制度：上一周讨论国际战场的形势，下一周便讨论国内战场的形势。听我父亲说，参加讨论会的主要是总部高参室的参议，他们来到延安之前大都担任过师、旅一级的指挥员，并且相当一部分人上过国内外著名军事院校，有实战有理论。研讨会一般由朱老总主持，参议们随便找个板凳坐下，先由参谋人员介绍国内外军事情况，然后由到会的成员围绕某一主题自由发表意见。这时候，朱老总坐在一条长凳上，有时把一只脚蹬在凳子上，要是夏天他手里还拿个蝇拍子，看见苍蝇就打。看似随意，实际他在仔细地听每个人的发言，不时还提出问题。
童陆生
1942 年 9 月的一天，高参室正好要讨论国际战场形势，焦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苏军一时间疲于应付，总的形势看来对德军十分有利。讨论会开始后，参谋人员挂上了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苏德军队的部署图，并简要介绍了双方的对峙形势。这一次，讨论会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看得出大家都在极其认真地思考，毕竟这场战役不仅关系到苏联的命运，也关系到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命运。
曾奉命赴苏联工作过10 年的赵唯刚首先打破沉默发言，他在简要分析了苏军的装备和军队的士气后认为， 苏军如不能很快集结预备队支援斯大林格勒，从目前的消耗来看坚持下去困难很大，而一旦斯大林格勒失守， 整个战局将不堪设想。高参白天对德军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认为德军机械化程度较高，指挥官的军事素质也比较高，但补给线太长，如果苏军能在斯大林格勒消磨德军的锐气，对峙时间一长德军的供给就会出问题，此时如果苏军强大的预备队投入战斗， 德军的攻势就会瓦解，因此关键是预备队使用的时间和突击的方向。会后，我父亲遇到陆定一时，也与他探讨起斯大林格勒战役。陆定一认为现在还很难判断胜负走向，但苏军一旦告负，中国革命的成功至少要推迟20年。
当时，高参室上上下下都在时刻关注着斯大林格勒战局的变化。几个月后，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德军失败告终。这一次的讨论会上，大家一扫几个月前的紧张和沉闷， 发言踊跃。发言中，白天在肯定苏军胜利的同时，也对斯大林的指挥提出了意见。他说：“斯大林在歼灭曼施坦因率领的德军援救部队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令其大部逃脱，如果由我来指挥一定能全歼援救部队，扩大战果。”这番“语出惊人”的话， 连朱老总听后也愣了一下。一些人认真地看了作战地图后，觉得白天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形势发生了巨变，高参室的同志也纷纷走上新的岗位。王世英出任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童陆生参加国共重庆、南京谈判并任中共代表团军事组长，邢肇棠就任民主建国军副总司令，周思诚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副校长，王梓木赴东北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白天在八路军某部任参谋长。当时，解放军“炮兵之父”朱瑞将军曾邀请我父亲去东北共建炮兵， 但他因为生病未愈而没能同去。至此，高参室的工作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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