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一、邓小平关于学潮的谈话

 

　　1986年12月中下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了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①

 

二、胡耀邦写信给邓小平请辞总书记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三、 邓小平提议举行党内生活会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决定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会议要注意四点：第一，不要说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第二，不要涉及到个人的品质，不要因为胡犯了这个错误，就说他的品质如何，对品质不要加以评价;第三，不要提'团派'，因为胡长期在团中央工作，社会上也有这种议论，认为批评胡耀邦，实际上是要打击'团派';第四条大概是：不要说这个人是什么圈子，那个人是什么圈子，即属于宗派性质的问题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由薄老主持会议。1月8日，中央办公厅就此发出了《通知》，还规定了到会名单。

我记不清楚生活会是开了五个半天还是五天半了。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资料。

 

四、 我的长篇发言

 

　　会议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乔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们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讲了半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我，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12日上午没讲完，13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3个半小时。

　　在批评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评，然后是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一、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二、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三、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的问题;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五、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六、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当时，党内外和港台都谣传、议论，各种说法很多、也很离奇，说邓小平主张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力群谎报军情、夸大其词引起的。我的发言澄清了事实。

　　我发言的基调是平和的。没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语言，只是如实地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没有发挥，没有上纲，更没有给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当时的心情来讲，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情，我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掉了眼泪。

胡耀邦同志听了、看了我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大发脾气，是不是从此记恨在心，我不能推测。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我的发言是有稿子的。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我把生活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漏地抄录在下面：

 

　　（一）非常拥护、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讲话。非常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召开这次党的生活会。希望而且相信这个会能开得很好。建议今后每年至少开一次这样的会，相互交心，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可以帮助这个集体少犯错误，至少不犯大错误。是不是可以说，在座每个同志都需要这样的帮助和监督。

同意刚才秋里同志的发言。

 

（二）、先做自我批评

 

　　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以后，我事先没有请示，就向新华社分社社长会议、红旗联络员会议传达了会议内容。这是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

　　在这以后，一天乔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昨晚耀邦同志来，说你把扩大会议内容传达了，很多话是好的，但是说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问题。我向小平同志负责地声明，我没讲这话，但我没请示就传达，是严重错误，接受小平同志批评。接着，我把传达的录音稿送给耀邦同志，并向耀邦同志做了书面的自我批评，保证以后不重犯这种错误。整党开始，我在书记处研究室党员大会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整党中我向中指委的检查，也写上了这一条。在书记处几位书记谈心会上，我也做过自我批评。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次郑重地就这一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恳请同志们对我进行严肃批评，监督我以后不再重犯这类错误。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指委确定，宣传文教战线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清理和检查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问题。由于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访日准备，乔木同志集中时间写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宣传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这过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问题发表意见。现在看来，那些意见还是站得住的。但工作过程中确有失误。

　　1 、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讲到工作步骤，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进行，先党员负责干部后一般党员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地县什么时间传达，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看来不应由省、市、自治区自己，而应由中央决定。各地很快往地县传达，出了一些毛病，和这个部署有关系。

　　2 原来决定，十一月中旬前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我请郁文同志(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邀中央一级报纸总编开会，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工作对象准备评论、社论。由于我没有交待清楚，广播电视部同志也到会了。他们听到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机构，立即采访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请他们就此表态，于是广播、电视、新华社、报纸纷纷发表消息，有时一天之内三四个、四五个、五六个表态，在几天之内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不应责备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会以后，从反对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让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这个过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对耀邦同志的一些说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按照党性原则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及时地、系统地反映这些情况和提出我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最严重的失职。

多年来，我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例如对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当等等，恳请同志们进行批评。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的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同时我认为应该肯定，耀邦同志这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新老交替、热心建设、热心改革等等方面，积极努力，成绩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这需要也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要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也要有意识地充分肯定和保护他对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作为自己的同志，我们批评他的错误不讲情面，但是丝毫不应该夸大他的错误、抹煞他的成绩。批评他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使他继续为党做更多工作、更大贡献。这不只是对耀邦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利益的问题。

　　我想本着这个精神对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有不符合这个精神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也请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检查的顺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实，努力遵循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一些意见。

 

　　1、关于统一思想

 

　　中央整党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这个决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说：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是树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对党，包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整党，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创新路，没有改革，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好解决。”四项基本原则不提了。

　　《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问题》，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发表。文章说，“前几年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不要纠缠了，这次整党重点应该放在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上”。“前几年的思想问题”，讲的就是坚持还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所谓“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文章讲了三个：“第一，是否坚定不移地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有没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是否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个第三点，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上讲的，统一思想'重点是现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不端正'，以及对'使自己领导的业务工作偏离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批评。根据这个思想，书记处部署整党，安排听一百多个部委的汇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题目，即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同志没有接受，还是一直这样汇报下去。

　　在这期间，他对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宣传工作部门要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宣传经济。这当然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不提经济工作的方向问题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也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经济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讲，“要切实做到整党、经济工作两不误。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是，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后来，《人民日报》根据他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稿由乔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说，他不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们在福建三明市召开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在小组会上，几个省的同志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说他们到地方讲话，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会上情绪很激烈。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报告，是不对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忆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门同志谈话中，有没有这个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到，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顾经济、忽视政治的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这个意见的。但作为总书记，对这个意见重视到什么程度，怎样考虑整个工作的部署?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到，小平同志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他头几年是结合解决一些党的工作问题、思想工作问题贯彻了的。我翻了一下手边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讲话，证明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尽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项基本原则的字样，但是他讲话的总的精神还是体现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正如上面所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就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原则，在他还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对这样重要的理论，我没有听到耀邦同志有什么反应，在工作中有什么部署。他检查中说，六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和他谈话时突出地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把他唤醒过来。这很值得深思。

 

2、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

　　先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个讲话中用过。同年九月二十几日，我在一个会上，又说过“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话，报纸发了消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用过“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数也不少。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讲话中只用了“清理”，没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转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时，也是按小平同志说法，用“清理”而没有用“清除”。有同志说，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邓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实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对待精神污染，要反对、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问题的实质不在用语，而在对待精神污染的态度。在这点上，确实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讲“清除精神污染”，同杨力宇的谈话中还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概念是站得住脚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中却说，“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主要是怎么样的提法更准确一些I。要讲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里说的'决议'，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号文件，即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时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乔木同志讲这个意见。乔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的来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结果送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转耀邦、紫阳同志。他们两位圈阅了。当时曾考虑研究改变提法的问题。

　　可是耀邦同志这以后不仅在党内党外到处讲这个问题，而且还向外宾讲。三月十八日，他会见日本外宾，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国之音”向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议新闻司按如下口径答复：'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宾的上述谈话，不同意这个答复，另起了个稿子。我们也不同意，又起了一个稿子。连同外交部的共三个稿子同时送请紫阳同志审批。紫阳同志批示：'我觉得还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好些，如需要，书记处再议，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国前先议一下此事，对外久拖不答，影响我国对外形象。请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阳同志意见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紫阳同志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是经过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反复斟酌，取得一致意见，又经过人大通过的。

　　因为不同意见在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猜测，并由此产生各种谣言。那些不满反对精神污染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了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攻势，执行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感到压抑。

　　八月间我在北戴河报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贺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几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讨论五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赵寻同志发言，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在文艺界有很多混乱，原因很多，其中有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从印发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法不一。他引用了对外友协广为印发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宾的谈话，赵寻同志同时解释说，可能整理得不准确，接着引述了耀邦、紫阳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态。冯牧同志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反映以后，耀邦同志召集几个人的会，有贺敬之同志参加，对贺提出严厉批评和质问。接着，非党组成员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扬同志委托，在文联召开党组成员及非党组成员连续几次开会，尖锐批评赵寻同志胆大妄为、攻击耀邦同志。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到文联调查赵寻同志问题。由此造成了文联党组内部的分裂。文艺界、知识界还广泛流传，说贺敬之同志主持的那个会，是背着中央书记处开的，是文艺黑会。接着又把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下的报告起草组改组了。我认为，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书记处成员听取作协四大筹备组汇报。张光年同志问，报告中没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又问，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两位同志不赞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是记录整理稿，还讲究了一些分寸，原话就更没有分寸了。也应该说到，耀邦同志还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筹备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期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人事小组，广泛征取各方面意见，稍微知名一点的党内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都征求了，提出了文联、作协两个文艺团体领导班子的初步名单。在上面说的那个十二月二十日的会上夏衍同志问，这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耀邦同志回答：无效性。他还说，群众团体领导人由他们自己去选。并轻率地说，党组也由他们中的党员自己选，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作协四大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张光年同志原来的目的，是想点起火来，烧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违反他们的意愿，一起烧了小平同志，也烧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吴祖光在会上讲，清除精神污染，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他们到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运动的运动。他们否定对《太阳和人》的错误的批评，否定对《骗子》等作品错误的批评。夏衍同志会后讲，作协四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刘宾雁到处讲：这次会提出创作自由，是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接着就是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时甚嚣尘上。王若望造谣造到小平同志、紫阳同志身上，宣扬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设备、资金，而且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文化。散会后，各地传达，浙江、甘肃等地这些人大肆活动，说执行二中全会决定，批评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后又是各协会代表会的召开。几个重要的协会，会开得乱七八糟，人们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还糟糕。很多。同志说，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从未出现过的丑闻。当时中宣部有的同志讲，反对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纠正了，但后来造成的思想混乱，是要长期发生影响的，很难改变过来。

　　面对这种混乱情况，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讲了一篇好话，即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正确阐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队伍问题的同时，阐明了创作自由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原则。讲话又说：''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这里要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两次找我谈话都说，'精神污染'是他提出来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为什么不能反对。又说，他在二中全会的讲话没什么错，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谈话，在座的有林涧青同志。他当时正在帮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请他把小平同志谈话整理出来，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报告了耀邦同志没有。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稿，我曾参加修改。当时没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这段话报请小平同志审批，这是我应该检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艺干部开座谈会，讲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感情挂起钩来，同时代精神挂起钩来，反映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这次讲话主调是好的，缺点是没有提醒文艺工作者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

　　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常委讲话的学习和执行，使作协四大后的混乱情况有所收敛。各级党委两个文明一起抓，形势越来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论界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连续召开几次老年、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发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言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意见，也值得研究，值得考虑。但欣赏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王若水既参加了老年理论工作者的会，又参加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会，两个会都让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我把两个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整理的发言记录送启立同志并请转报耀邦同志。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没有限制、没有前提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专利品，全部让给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有的同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孤立地讲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战略讨论，北京的双百方针纪念会，七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这样一类的大会小会，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会，自由串连的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开。报刊文章，名人讲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于我们的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主要还只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次的泛滥就是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书记处研究室同志把学潮中学生的一些政治主张、理论见解同知名人士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做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除极反动的口号标语，其它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学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绝大多数是好意见。可是其中有一段话讲：“特别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搞了一个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现在还背着一个黑锅。”到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谣言四起的时候，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莫谎报军情。社会上谣言说：小平同志二中全会所以讲这么一篇话，是因为邓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当。我这里要负责地说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周扬同志关于中国全面异化的文章以后，中宣部向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书记处讨论，同意这个报告，责成中宣部和胡乔木、邓力群同周扬、王若水、秦川谈话，核对事实，听取意见。我们照做了，又对报告做了修改，第二次报送书记处并常委。事情一直拖着，不予处理。除此以外，二中全会以前，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关于周扬同志的材料。

　　有人说“精神污染”这四个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见讲的。这也要负责地说清楚事实。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华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同志到他那里谈话。他说，前些日子曾交代乔木同志，要乔木同志为他在二中全会讲话做些准备，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请龚、郑汇报情况。他们说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还详细说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讲的内容。龚、郑二位做了笔记。我在这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小平同志讲二中全会要增加一个议题，做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时，我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说，那好，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来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在书记处作了详细传达。整理出来后送小平同志审阅，他还改了两个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文革”初期天天“示众”，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这里还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个情况。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说，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小平同志就此讲了一些话，因为过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现在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的全文念一下：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从一九八三年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

　　第一个肯定，大体上可以说，从二中全会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其间发表了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这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是在认真执行二中全会决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致行动，同各种精神污染的现象进行了斗争。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检查。总之，正气占上风，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气刹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讲话，接着同日本外宾谈话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种种说法传播起来。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阳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并且说，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个报告，对坚持中央方针、反对精神污染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有所收敛。九月，耀邦同志严厉批评贺敬之同志主持召开的那个文艺问题的会，“背着书记处”呀，“文艺黑会”呀等谣言广为传播，使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压力，而抵制二中全会的人则越来越神气，活动越来越频繁。从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讲话，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协四大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作协四大，由于耀邦等同志正式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们认为他们全面胜利了。所以才有所谓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的说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动，非常嚣张。同精神污染进行斗争的同志被称为“清污分子”，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同志还能顶得住，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态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压制的情况，感到非常悲观。有的同志甚至说，他们被出卖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四月十一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再次肯定反对精神污染是对的。特别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五月、六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以及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和五位常委讲话的传达、学习、执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的。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开活动减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宽容、宽厚、宽松等等一套，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活跃起来，在各种范围进行串连，举行各种大会小会，发表演讲、文章。六中全会的召开，以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发表，不但没有制止他们，他们反而抓住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大造舆论，不仅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宣传全盘西化、三权分立，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同志，丑化党，丑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搞资本主义，等等。他们的宣传，毒害了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的相当多的部分，种下了这次学潮的恶果。

　　这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同志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坚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对他印象不好，也没有讨到那些坚持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欢心。两方面的人有一个共同印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话是能够信任的。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艺问题讲话后，耀邦同志召开过一次电影界的编剧、导演、电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谈会，也应该说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如说电影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要多拍反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题材的影片，说他讲了多次要拍三大战役，每次都说没有钱，可是北影却准备花六百万拍《红楼梦》前两集(据说是系列电影，要拍多集)。电视台已经拍摄了多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急于花那么多钱重复拍这样的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影片。到会同志做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说他从来没说过不要拍《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又开足马力，据反映，正式开拍前已用去二百多万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组部、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北影调查三个月。工作组写了个调查报告，把北影厂这样一个明明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不力、不正之风盛行、管理混乱，群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整顿的单位，说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响'。厂长胡其明本应对上述各种不正常现象负主要责任(本人'文革”中参加给江青及其爪牙写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参与写了北影第一张点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却被指定继续当厂长，组织新班子，对那些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坚持电影革命传统、坚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进行压制。这个报告摘要，经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转发全国，要求按批示精神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这以后，胡其明在厂内外宣扬，他这个班子是总书记亲自指定的，影响极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一九八一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

去年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传部门进行了传达。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讲话中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使我们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他强调指出，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论证了四项政治保证，发挥了“四有”，是讲得好的。可是后来就很少听到他讲这样一些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也很少听到耀邦同志做出什么反应。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关于形势、政策、理想、纪律的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讲“四有”问题。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说，我同意。但不够深刻。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这篇讲话，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黄克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黄克诚同志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应该说，耀邦同志是接受了这个批评的，后来经常讲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讲，“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讲，在纠“左”同时，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实际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讲，在执行政策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软弱涣散”。一般地说，这样讲，还说得过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我还觉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把带引号的“左”和不带;1号的左混同了，影响所及，反对精神污染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反对右倾思潮的人，宣传四项原则的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统统都被当做'左'，甚至被认为是极'左'。本来'左'和右，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我认为，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来说话，不给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难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拔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很希望在这次党的生活会后，耀邦同志和我们大家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5、耀邦同志讲，他喜欢用同意他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

 

　　一般地说，这个检查可以同意，但我觉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见对不对。马克思掌握了真理，当然要选拔、重用、依靠赞成他的人，这有什么错?反对他的人，当然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也没有错。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书记处开了两天会讨论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评耀邦同志，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个人没有决定过一个干部的任免，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表面看确实如此。听说勤政殿有一个人事小组，哪些人参加，怎样讨论干部任免，我直到现在没听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实上，耀邦同志喜欢或不喜欢哪个干部，强烈影响这个小组的工作。三年来，除个别外，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人事小组也好，中组部也好，都没有事先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而是那个人事小组讨论后经中组部写报告直接提到书记处，书记处决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正职任免才送常委审批。谁让这样做的，我不清楚。请耀邦同志深刻地认识认识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我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助手。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后，我真心诚意想当好他的助手，没有私心，当然帮得不够。为什么一九八三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求耀邦同志批评、谅解。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希望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做耀邦同志一个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战斗的友谊。可是我也要向你说，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已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这些人断绝一切关系，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具体分析，对他们有的要帮助，有的要批驳，有的要发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话，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话。表面看来，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实际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体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们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讲话，都是集中了干部、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讲出来的。整理过程中，又经过中央许多同志参加意见，形成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几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见，提交集体讨论的时候，耀邦同志没提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可是集体决定做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和一些同志谈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还想再举个事实。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

 

（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

 

这些年来，我深感我们的许多干部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马列主义基本训练很不够，理论根基很不牢固。我们已经组织八、九十位同志编选了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总题目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建议，中委、候补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的正副职，大型企业党政正副职，指名分期到中央党校学习，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讲的，在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不能退居二线。可以采取自学办法进行。

 

　　（五）、最后我想说，从总体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错误，只要认真对待，认真检查，认真改正，会成为更好的同志。我恳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动地、积极地清理自己的错误，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极方面，如实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积极方面。各人有各人的账，账少的少还，账多的多还。特别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同样观点的同志，在帮助耀邦同志的同时，也帮助帮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发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再次恳切地请求同志们批评，请求耀邦同志批评。

 

五、乔石、胡启立提供的重要情况

 

　　我的发言只讲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其实，邓小平同志对耀邦同志有过提醒。1月14日上午，乔石同志在生活会上发言。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说：1985年7月14目，小平同志找启立同志和我谈话，先讲了团中央的干部问题，接着专门讲了耀邦同志同陆铿谈话的问题。当时小平同志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

　　1月15日上午，胡启立同志发言。他在发言中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关于邓小平同志7月14日的谈话，他说，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中还专门提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严肃指出：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指出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启立说，小平同志谈话后，我和乔石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吩咐，立即向紫阳、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紫阳同志的意见，对小平同志谈话，书记处要尽快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小平同志的思想，还可以先搞个粗的文件。根据紫阳同志意见，中办编印了反自由化问题的材料，摘编了常委们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论述，供书记处学习、讨论。我去请示耀邦。问什么时候开会，耀邦说他要去新疆。当时去新疆并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他从新疆回来后，书记处在北戴河讨论了两次，但既没有作决定，也没有发文件和通报。回到北京后就不了了之。

胡启立同志还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说，1984年6月28日，小平同志曾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老人家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当即向耀邦同志郑重地原原本本地作了报告，但耀邦同志听了之后没有向书记处其他同志谈一谈，征求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事实上，小平同志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六、赵紫阳的发言

 

　　赵紫阳的发言很用了一点心机，他是15日上午讲的。赵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讲到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赵说：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他同耀邦个别谈话时还讲，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什么这么猖狂，为什么有恃无恐?他们寄希望于你。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即使现在有时候还捎他们一下，受一些批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他们就是这样有恃无恐，即使现在你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不管耀邦同志怎样想，那些人是这么看的。

　　赵又说到1984年他给小平同志写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陈云同志健在时，能够认真帮助解决我们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是书记处。赵说，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变，小平、陈云同志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上次讨论怎么定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的话说得很巧妙，意思是说胡耀邦是有意识地把这些人保护起来的，一旦胡成了第一把手，这些人就会成为他的人才和力量。表面上看，赵紫阳说的就是上面的那几句话，但仔细想来，赵是话里有话的，有些话是在给人一种暗示：即胡耀邦要独裁，眼前所以还没有这样做，是他自己有意识地克制自己。赵紫阳是说胡耀邦这个人用心很深、不可低估和轻看啊!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大家都遵守这几条，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没什么压力。如果与“文革”时期的党内斗争比较，那是完全两样了。就是与“文革”以前党内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比较，这次会议也是开得好的。

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日期：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