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两极分化：毛泽东坚守的最后底线

 

 图注：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防止两极分化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目标和坚守的最后底线，并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甚至反差中推进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晚年毛泽东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有成功，也有失误。

 

一、十字路口的抉择

 

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鉴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因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所暴露出来的剥削、物欲、贫富悬殊等等罪恶和弊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中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毛泽东曾庄严宣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在毛泽东看来，旧中国之所以受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凌辱，中国人民之所以不能自立自强，都是因为两大问题，一是剥削，二是贫穷。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正是以消灭剥削制度和贫穷为目的的。

 

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土地改革完成后，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仍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仅无法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且会在农村中导致新的经济竞争和阶级分化。面对土改后出现的土地买卖、高利贷、土地集中和雇工经营等现象，毛泽东忧虑地说道：“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倾向，使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放任自流走向资本主义？刚从旧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农民作为小私有生产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在未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其唯一出路以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资本主义前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毛泽东决定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策略，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向全党解释道：“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之所以在十字路口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他曾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只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不给小农经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条正确的光明的和广阔的出路，那就一定会发展到放弃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帮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生长，因而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

 

二、天平两端的权衡

 

实现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往往是经济落后国家独立后首要的选择。问题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时时面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公平与效率、物质刺激与精神激励、公与私等十分重大的矛盾和选择，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常常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旋涡之中。

 

（一）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焦急万分地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毛泽东深知，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

 

 

图注：青年毛泽东

 

只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正因为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我国在建国后不久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后，毛泽东却转而片面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认为“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由此出发，毛泽东以频繁的群众运动和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取代了按客观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在“大跃进”中，他试图用“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生产指标翻番，结果“大跃进”成为“大跃退”。在“文革”中，他通过抓人的思想革命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的矛盾之中。

 

（二）提高经济效率与强调社会公平

 

毛泽东以追求社会公平为最高己任，但他却对绝对平均主义历来持批判态度。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平均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他明确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他甚至说，这是“掠夺”，是“抢劫”的行为。但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却越发担忧提高劳动效率所必须提倡的社会竞争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差别。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片面理解按劳分配原则，抹杀人们之间合理的利益差别，全国出现了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穷过渡和“共产风”。在所有制上盲目升级，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分配制度上，搞“供给制”，平均主义泛滥成灾；在生产和流通上，出现了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实行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倾向。这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近乎纯粹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造成了社会经济效率的长期低下。虽然毛泽东带领人民躲过了两极分化，但却没有躲过贫穷。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两端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

 

（三）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与强调精神激励作用

 

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深懂得给予人民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他谆谆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得到群众的拥护，最重要的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然而，当党内出现革命精神衰退与贪图享乐思想的苗头、农村中出现干部与群众贫富分化的现象时，毛泽东忧心如焚。在他看来，物质利益虽然能成为人们工作的动力，但它容易引诱人们染上个人主义的铜臭味，丧失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于是毛泽东将利润制度、奖金制度、生产责任制等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把物质利益的消极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他多次说过：“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他认为，“穷”是干革命的动力，而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求富，但富了又会导致革命精神的衰退，甚至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在这里，毛泽东陷入了逻辑上的矛盾。为了防止他所领导的政权变为特权阶层的工具，他提出要通过不断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到其晚年，随着“左”的偏差愈加严重，最终发动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四）保护个人利益与强调集体利益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的错误倾向和打着“集体”旗号假公济私、损害群众正当利益的错误行为也逐渐滋长。毛泽东称这种“个人物质利益”为“最近视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倾向当作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为了阻止其继续蔓延，毛泽东将个人和群体当作一对矛盾，放在了天平的两端，把任何带有个人色彩的东西都视为与集体利益的相悖。在他看来，个人利益丧失得越彻底，群体利益就实现得越充分。而只有当个体完全将“自我”利益奉献给社会共同体，当社会身份在社会意识中被彻底地均平时，共同富裕理想才能真正实现。这样，毛泽东在避免旧的私有制弊端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片面强调以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使得个人利益在集体主义的强大压力下逐渐被消解。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却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影响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

 

作为一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内心深处始终有描绘最新最美蓝图的冲动，对“理想王国”的希冀与向往，是其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旋律，容不得任何“杂音”夹杂其间。正如法国作家马尔罗所说：“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创办新民学会，进行新村试验，尝试构建大同世界。正是基于对这一理想的执著追求，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毛泽东很快就被其构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吸引。当社会主义改造超乎寻常地迅速完成时，毛泽东无比欣喜，他复活了早年对新村主义的追求，梦想有生之年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一个亘古未有的人间天堂。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毛泽东内心不断迸发的热情，他开始对于按部就班地建设新社会逐渐失去耐心，由于客观条件严重不足，他甚至主张“趁穷过渡”，认为人民群众处于贫困状态更富有革命精神，更容易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企图以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力量不足的做法，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

 

毛泽东急躁冒进情绪的产生，固然与其理想主义倾向的过分扩张密不可分，但同时，我们更应该回归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设身处地去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发生在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历史时期，其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游移与纠结。在新时代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这个历史课题面前，毛泽东既想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避免被“开出球籍”，又谨防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避免滑出社会主义轨道。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出现，西方敌对势力乘机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党内也开始出现消极腐化思想，这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革命成果付诸东流，毛泽东错误地将阶级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

 

总结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并未带动后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同步提高，发展的成果还远没有普惠全体人民，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阻碍着我国共同富裕实现的步伐。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并明确提出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表明我们所追求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只有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底线问题，调整和筹划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性目标与现代最为现实的经济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实现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吴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