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BiMBA商学院副院长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美国科技制裁持续升级！
从围剿华为，到逼迫TikTok卖身，再到盯上微信、阿里巴巴，每一步都是致人于死地的狠招。
中美摩擦，将走向何方？同时，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今天，国内的存量竞争又将如何演绎？在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到底该如何生存，又该如何反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军事战争作为不确定性最强的一种竞争形式。从战争的启示中，我们或许能学到与不确定性环境共存的本事。
一场85年前的军事对抗，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答案：
01、3万人，突围40万人
关于用兵，孙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兵形像水”。
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孙子说：“水无常形。”水没有固定的形状。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水又永远是有形状的：水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水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
孙子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战，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什么是孙子所说的“兵形像水”。
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我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就是通过“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帮助EMBA学员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与领导力。
四渡赤水，国民党40万大军围追堵截不到3万人的红军。如果你到当年红军经过的赤水河那片地区，你会发现，那里高山峻岭、大江大川，渡口就那么几个。
40万国民党大军在那里围追堵截，碰都能碰上，为什么红军能扬长而去？
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毛泽东用兵灵活。我们今天来还原这一战役的经过时就会发现，四渡赤水之战并非事先设计出来的，在红军最早的北上作战计划中，显然并没有四渡赤水。而是根据形势和环境的演变，不断调整作战计划的结果：
1. 一渡赤水：情报失误，红军陷入被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准备北上打下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而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要入川，给四川军阀造成了极大压力。四川省主席刘湘决心以攻为守，把红军挡在四川之外。集结了12个旅、36个团的兵力，其中8个旅，兵分三路南下，开始向赤水、土城分进合击。
正当红军北上时，中路川军率先进入赤水县城，与北上的林彪红一军团的两个师遭遇。红一军团的这两个师先后作战失利。
北上遇阻，东边的川军也尾随了过来。毛泽东与中央经过土城东北部的青杠坡时，发现这个地方是峡谷地带，适合打伏击。
于是决定以一军团、九军团挡住北边的川军，集中手边的三、五军团，利用有利地形设伏，打掉尾随而来的川军。然后全力以赴，北上配合一军团打开赤水县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
没想到，川军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没有消灭尾随而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一度被川军突破。
这时才发现，是情报失误：原以为川军是4个团，没有想到却是2个旅6个团，而且后面还有增援部队。
土城战败，红军损失3000多人，前后受敌，且土城地势低洼，不宜久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就是一渡赤水。一渡赤水显然是被动的。
2. 二渡赤水：虚实结合，杀了个回马枪
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执行遵义会议期间制定的第二方案，也就是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寻机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
没想到，这个计划也不可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川军留下4个旅防守泸州、宜宾，其余8个旅迅速压了过来。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
中央这时才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方案也不可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
1935年2月，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根据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错觉，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进攻来打开局面，夺回主动。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红军随即兵分两路向东，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趁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之机，连下黔北的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黔军的8个团，外加中央军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是二渡赤水。
3. 三渡赤水：鲁班场大败，因祸得福
二渡赤水，红军取得了遵义大捷，但不利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遵义之战后，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压了过来，从而又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的现实，3月13日，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直接发起进攻，以求打开局面。
3月15日，鲁班场之战打响。红军向周浑元发起了猛烈进攻，但周浑元的部队依托阵地，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时分，也没有进展。
而这时，东边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到了红军的后方，并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再打下去对红军不利。
于是中央决定放弃鲁班场之战。好在当时天色已晚，周浑元怕红军打伏击，没敢追，红军得以从容不迫地撤出了战场。
鲁班场之战，是为了打掉周浑元，为红军在贵州立住脚打下基础，这个意图显然落空了，而且红军还损失了1500多人。
但鲁班场之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国民党主力的西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寻机北渡长江的判断，干脆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调动国民党主力进一步往西。
等到把国民党主力引到川南，再四渡赤水，杀回贵州，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
1935年3月16日，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进攻古蔺，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蒋介石果然上当，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
4. 四渡赤水：3万红军，突围40万追兵
正当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时，3月21日，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南下，突破乌江，从而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占领遵义，便于3月26号从重庆飞到贵阳，准备亲自指挥对红军的作战。
蒋介石到贵阳，对于南下的红军来说，简直是送上门来的生意。红军立即做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
红军兵临贵阳，而国民党贵阳兵力空虚，蒋介石急忙下令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赶到贵阳救驾。
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当然是救驾要紧，于是各路大军纷纷向贵阳而来。
没想到红军打贵阳却是虚晃一枪，没有真正进攻贵阳，而是从贵阳和扎佐之间向东而去，进到清水江西岸，并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姿态。
蒋介石一看又上当了，急忙下令已经到达贵阳的国民党军队不要休息，立即向东追击红军。
没想到红军向东又是一个假象。在国民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向东而去时，红军突然又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随即甩开大步，以一天120里的速度，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直逼昆明。
云南的部队都已经出省作战，昆明几乎是座空城。云南省主席龙云手忙脚乱，赶紧调集各地民团来防守昆明。但这样一来，云南和四川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
红军等待已久的突围机会，终于到来。
4月29号，中央跟各个军团发出电报：“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根据地。”
于是当天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并于5月2号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之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这就是四渡赤水。
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述四渡赤水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最真实、最鲜活的战略案例。真实的战略决策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显然，四渡赤水并不是谁事先设计出来的。一渡赤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二渡，二渡赤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三渡。但是，三渡赤水的时候想到了四渡。
四渡赤水是一个不断试错与学习的过程，是不断地根据环境调整方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在机动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
这就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在不确定环境下，战略不可能完全是你事先设计好的。
就像有句话所说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所以真正的机会，从来不是你能事先计划出来的。往往是在不断地试探与行动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02、“四渡赤水，就像玻璃杯里面押宝”
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前提，叫“先知”。
什么叫“先知”？在孙子看来，是提前了解对手的情况，也就是对竞争态势的提前感知。这是所有决策和取胜的前提。
孙子曾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这段话，可以说把自古以来“用兵如神”的神话全给揭穿了。你为什么用兵如神？因为你提前掌握了对手的信息。
《长征组歌》中的“四渡赤水”部分，有一句著名的歌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红军为什么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毛泽东为什么用兵如神？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知。不断通过截获和破译国民党电报的方式，提前了解国民党的部署。
中央苏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中，缴获了国民党的一批军用电台，并说服了被俘的国民党电台工作人员加入红军。
中共中央在上海时还有个著名的“特科”，特科的第四科是无线电通讯联络科，很多工作人员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无线电技术包括密码破译的专业训练。
长征出发时，红军有几部大功率的电台。中央规定，这几部电台只收报，不发报，绝对不暴露这几部电台的存在。一部电台24小时盯国民党的一到两支部队，把它所有电报全部截获。
当时国民党根本不把共产党的通讯和密码破译能力放在眼里，他们之间的电报往来密码非常简单。红军的电台工作人员很多人本来就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很容易破译。
国民党甚至大意到什么程度呢？明码通电，连密码都不用。明确告诉对方：我明天到什么地方，你在哪里接我。
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本来就用兵灵活，这下子更是如虎添翼，随时掌握着国民党的部署动态。
往往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开始行动，红军就已经提前采取动作，从国民党军队尚未合围的缝隙里钻过去。
红军在极力截获和破译国民党电报的同时，自己对电台执行的却是最严格的保密纪律：不许两部电台之间相互通话；在电台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由可靠的警卫员来掌握发报机的按键等等。
红军的保密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呢？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掉头向东进行第四渡的时候，就连军团长一级的干部，开始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四渡赤水。
这就保证了红军的军事秘密万无一失，也就形成了红军在暗处、国民党军队在明处的局面。红军对国民党部队的部署及动向了如指掌，因而才大胆地在云、贵、川国民党几大重兵集团之间穿插往返。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讲过一句话：“我们四渡赤水，就像玻璃杯里面押宝，对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也讲：“我们长征，就像走夜路一样。因为有了这支队伍，我们才有了走出夜路的灯笼。”
长征非常苦，部队经常吃不上饭。但是毛泽东强调，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给这些人买肉吃。24小时工作，非常辛苦，必须保证体力。
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才发生变化呢？在云南过金沙江时，红军的一名作战参谋不慎掉队，被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滇军俘虏。在他的背包里，搜出了蒋介石刚刚发给龙云的作战电文。
龙云非常紧张：这个电报我还没来得及看，共产党的作战参谋已经背到背包里去了。赶紧报告蒋介石换密码。
这确实给红军接下来的作战造成了麻烦。过了金沙江以后，好长一段时间破译不了国民党的密码，这直接导致作战行动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果情况没摸准，就算毛泽东这样的高手，也会出现指挥失误。
四渡赤水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红军伤亡3000多人。
毛泽东后来总结原因时说，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敌情没有摸准”，原以为对手是4个团，结果一打才发现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
你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始终搞不清楚红军意图呢？
国民党军队当时搜集红军情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飞机空中侦察，主要靠飞行员目测。
红军对付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侦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本来部队行军是往北走，国民党的飞机一来，马上集体掉头向南走。国民党的飞行员于是就回去报告：共产党军队正在向南去。决策层得到的往往是错误的信息。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作战部队的报告。与红军交手的部队，可以把了解到的红军情况报告给上级。然而国民党的军队中，谎报军情、邀功请赏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后，为了吸引国民党主力向川南调动，曾经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县城发动进攻，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姿态。
一个团的部队也就是千把人，然而守古蔺的川军却向蒋介石报告：共军1万多人，正在向我进攻。
红军一共不到3万人，1万多人应该就是红军的主力。蒋介石本来就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这样的报告反而强化了他的错误判断。
结果是，蒋介石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于红军到底要去哪儿，始终摸不着头脑，最终也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决策。
所以四渡赤水对双方来说，既是决策的较量，更是情报的较量。信息优势在对抗中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力量优势，而情报失误从来都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杀手。
真正的高手，会尽量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把握那些可能确定的因素。
同时，在承认不可能百分之百了解和掌控战场态势的同时，争取自己对战场态势的了解和掌控超出对手。
03、真正的高手
善于在不确定中寻找机会
而在动态的、不确定的环境中，战略决策最忌讳的是什么呢？一根筋，思维过于僵化。
孙子在谈到用兵时说：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用兵的法则是：
十倍于对手的优势，把它包围起来，加以全歼；
五倍于对手的优势，就可以用奇正结合的方式向对手发起攻势，来打败它；
一倍于对手的优势，就要设法分散敌人；
势均力敌，很容易打成僵局，就要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战胜它；
兵力不如对方多，就要通过巧妙的方式摆脱它的纠缠；
实力确实相差悬殊，就一定要避免决战；
实力不如人家，你却一根筋，硬拼死打，正好会被强大的对手所擒杀。
这完全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来决定打不打、如何打，避免计划与行动的僵化。
孙子兵法的一大思想就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等待机会或创造机会再打，非常灵活。总之就是一条：保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打。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擅长打的是正规战、阵地战，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是游击战、运动战。
什么叫“游击战”？“游”而后“击”。
什么叫“运动战”？“运动”之后再“战”。
把“走”和“打”结合在一起，“走”是为“打”创造条件，“打”是建立在“走”的基础之上。
其实这套打法，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学到的。
井冈山自古以来是各种势力盘踞的地方，官军经常来剿。有些势力就被剿掉了，但是有一派人一直活得很自在，他们的头目叫朱聋子。
有人就问朱聋子，为什么你能活下来？
朱聋子说：“其实啊，你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官军来了，你别跟他硬顶，你也顶不过他。
井冈山这么大，你钻到山里去打圈圈。官军跟你进去，过几天他粮食吃完、水喝完，他就得撤。他撤了你再出来，不就行了吗？”
毛泽东一听，说这个打法好。但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所以我们不能光打圈。改一改，既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这就把“走”和“打”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有了游击战和运动战。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毛泽东曾经给各个军团发过一封电报：
“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打得赢的话要坚决地打，打不赢怎么办？坚决地走。高度的随机应变，这种打法，可以让你的对手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把最大的不确定性给对手，就可以增加你取胜的概率。
四渡赤水中，红军的机动，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寻找机会的过程；从对手的角度来说，则是制造混乱、最终让对手在手忙脚乱之中防御体系出现大的漏洞的过程。
从土城战败后的一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后的突围成功，红军作战方向的变更，先后达到了10多次。
这可能会让执行变成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上面的命令不断地变来变去，下面的人，体力上会很疲劳，头脑中会很不解，心理上会很沮丧。你甚至可能会怀疑领导到底知不知道要去哪儿。
林彪当时甚至提出过质疑：为什么非要走弓背路，不能走弓弦路？为什么不能二渡赤水，非要四渡赤水？他甚至一度得出结论说，朱、毛指挥不行了。
27岁的军团长，还是略显年轻了一些。今天我们回头看，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红军战士当然辛苦，然而更苦的，却是跟在后面追的国民党兵。
用国民党军队自己的话来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红军突然改变方向，由于行动惯性和信息滞后性，跟在后面跑的国民党追兵就必须绕一个更大的弯子，才能重新踏上追击之路。
多跑无数的冤枉路，士兵因此会越来越疲劳，士气越来越低落，行动越来越混乱，最终被红军拖到了极限而崩溃。
所以，真正的高手，从来都不排斥不确定性。
相反，他们会接纳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顺应不确定性、利用不确定性，甚至有意给对手制造出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收益发挥到极致。
就像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有时你为了进两步，就必须先退一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要想北渡长江，你不可能直来直去，必须来回绕圈子。
用孙子的话，叫“以迂为直”。有时候，迂回和绕远，恰恰是你达成目标最快的路线。
04、毛泽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要想真正做到战略上的机动灵活，除了思维的弹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柔性的、灵活的、敏捷的、适应性的组织。
游击队的组织往往是扁平化的，指挥也往往是分布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敏捷。
尤其是扎西整编后，3万人的红军，除一军团，其余的各个军团全部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团直接辖团。整编后多余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全部下放到团里，充实一线作战部队。
所以红军基本上就是三级指挥体制：中央、军团、团。而且中央与军队一起行动，中央做了决策，马上就可以行动，所谓“头过身就过”，机变能力极强。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组织中，上下的沟通极为高效。一线指挥员的建议，可以迅速成为中央决策的参考和依据，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候改变中央决策，使得中央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后，3月24日晚上，中央给各个军团下达了25日红军的作战部署，是迅速通过遵义和仁怀一线的国民党防御，向西南寻求新的机动。
3月25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给中央致电：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等人的几个纵队，对红军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很困难。
而根据侦察到的情况，乌江上的茶山关、桃子台一线，如有准备，两岸可以架设浮桥。所以红军转向东南的乌江流域比较有利。
彭、杨的建议立即为中央所接受，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之后的南渡乌江。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进入决策，决策就不再是某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做出、然后交给其余的人来执行这样一个僵化呆板的过程，而是一个上下不断互动和反馈的过程。
组织因此也就可以高效地将一线报上来的真实变动迅速纳入自己的决策之中，并做出最优选择，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对动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在云贵川追击红军的国民党40万大军，从指挥体制上至少分成了6级：
蒋介石是委员长，龙云是一路军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王家烈是4个纵队司令，纵队下面是师或者旅，师或旅下面才是团。完全是一个官僚化、刚性化的组织。
前线的情况一级一级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做出决策，然后一级一级地下传到一线部队，战场的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国民党的部署也就永远要落后于形势一步甚至几步。
回到商业世界中你会发现，柔性的组织才能最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刚性化的小企业固然是死定了。而大企业最大的悲剧在于，组织最终往往难以逃脱官僚化的宿命。
在今天，大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大概就是如何在保持正规军规模优势的同时，还能保持游击队那种敏捷与活力。
用孙子的话说，你的军队要能做到这样：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快的时候像狂风一样迅疾，慢的时候像树林一样从容，攻的时候像烈火一样不可阻挡，守的时候像山岳一样无法撼动。不想让你知道情况的时候就像阴天一样，你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底细。一旦发起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对手就会措手不及，根本无还手之力。
所以，好的组织有什么特点？就是孙子所说的水一样的组织，不是刚性化的、官僚化的，而是能快能慢，能攻能守，能低调还能爆发。一切取决于环境。
当然，你可能也会想到一个问题：随机应变，不断调整，变来变去，那还要战略干什么？是不是战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是的。就像长征虽然是一个不断改变计划的过程，但它有一点没变，一定时间段内相对稳定的战略意图，就是寻找落脚点、重建根据地。战术层面所有的变化，其实都是围绕着更好地实现相对稳定的战略意图而展开的。这样的变化就有了不变的轴线。
而在组织阶段性的战略意图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变因素，就是组织的使命与愿景。
回头看四渡赤水，我们会发现，在不断地转换作战方向的过程中，虽然部队有情绪、有困惑，甚至有质疑，但是即使在最不确定的情况下，红军也没有散掉，红军上下始终坚决执行命令。
包括林彪，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虽然有疑问，但执行中央的命令从来没有打过折扣。
为什么？因为一个最深层的东西从来没有变，那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政治目标和追求，以及他们对于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的信念与信心。也就是我们讲的“道”。
当所有的探索和与此相伴的痛苦，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时，不断的调整也就变成了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眼前的痛苦也就变成了完全可以忍受的东西。
这也就是孙子所说的“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
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有了对光明前途的信念，你就完全可以忍受眼前道路的曲折，你就完全可以忍受眼前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包括一时的低潮与失败，甚至是至暗的时刻。
这也是为什么在同样一场战争中，红军可以以惊人的意志完成四渡赤水，摆脱了追敌。而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怨声载道、士气低落、意志消沉、行动消极。双方在执行力上表现出了如此大的差距。
因为环境是不确定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当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时候，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你对未来的强大信念。
你所能够依靠的，只能是坚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转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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