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了毛泽东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著作。
本文就毛泽东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原因、缘起、文章的选取等基本情况作一个简要概述,以回应关于《毛泽东选集》的诸多谣言和非议,进一步深化毛泽东著作文本领域的研究。
一
为什么要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开宗明义：“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1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出版的几种《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1949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重排《毛泽东选集》。”“《毛选》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是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2可见编辑《毛泽东选集》新版,在西柏坡时已经开始。
毛泽东在1949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3因形势发展,毛泽东公务繁忙,新版《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版)延期出版。第一卷1951年10月出版,第二、三、四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
二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为了使这部《选集》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版本《选集》更全面、更权威,尽可能搜集各地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入的重要著作,还须有一个合理的体例,尤其是作者本人健在,可以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为编辑《毛泽东选集》投入很大的精力。他曾集中了一段时间,专门从事《选集》的编辑工作。这就是1951年3月初至4月底,毛泽东在河北省石家庄“小白楼”审阅《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
毛泽东主持编辑工作主要是: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几个方面。有的篇目他满意,当即定稿入选。有的篇目他不太满意,认为不宜收入。有的篇目他曾反复审阅,最后还是不满意而未入选。还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如《农村调查》,他的意见是不编入《选集》。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根据他的意见,只编入其中的第一章《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在选稿过程中,有些文章曾作为入选篇目,决定编入第一卷,毛泽东在审定编目时决定“不收”。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布告》(1929年1月)、《寻邬的土地斗争》(1930年5月)、《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8月)等。从现存的档案看,有三十多篇文章,毛泽东在审定时批上“此件不用”“此件不收”“此文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还有一些文章在决定是否选入《选集》时,他自己也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有的文章,他甚至改拟了标题,写了题解,最后还是未收入。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上的讲演词》(1940年2月7日),最初曾考虑选入第三卷,毛泽东曾将标题改为《反对吃磨擦饭》,并写了题解。再如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也曾考虑选入,后来毛泽东审定时写上“此件不收”。
毛泽东在审阅计划收入《选集》的文章时,首先是改拟了一些标题。后来收入《选集》的文章标题有数十篇是他改拟的。如第一卷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见图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原题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二卷的《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原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见图2)。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年2月1日)原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原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等等。
毛泽东对收入《选集》的文章有些地方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批评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审阅《毛泽东选集》文稿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这一重大命题表述更加确切。毛泽东对个别文章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如《矛盾论》一文,毛泽东修改的比较多。
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陈伯达、田家英信:“《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41951年3月15日,他致田家英信:“《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51951年4月1日,他又致田家英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6毛泽东在反复修改之后,对原来第二章“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这一部分仍觉不满意,未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来收入195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仍将上述他不满意的第二章全部删去。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是何等之审慎认真。
毛泽东除了选定编目和修改内容外,还亲自写了许多的题解和注释。《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题解118篇,注释872条。一至三卷的题解和注释,有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从现存的不完全的档案看,《选集》第一卷的16篇题解和249条注释,就有10篇题解和120条注释是毛泽东自己撰写和修改的。在毛泽东自己撰写的题解中,既有简单的技术性的题解,如《论政策》一文的题解,毛泽东是这样写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等。也有一些是对重要历史背景的说明,还有一些是政治性、理论性的阐述。毛泽东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所作的题解就颇具代表性。毛泽东撰写的一些题解和注释具有和正文同样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如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撰写的题解。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过程中除对内容和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外,还亲自作了一些校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到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等编辑成选集出版,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的文章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理论家尤金来华。
尤金来中国时,《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大部分文章已经选好,并译成俄文。尤金看后同毛泽东谈了他对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中文章的看法。他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对《实践论》尤为推崇,并建议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寄送斯大林阅读,以便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同意了他的建议,他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驻华使馆转送斯大林,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1950年第23期全文刊载了毛泽东这篇文章。1950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论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的评论,对《实践论》作了全面论述,向广大苏联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毛泽东这篇哲学著作。文章说,毛泽东写这一著作,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意义的基本原理。
文章还提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作者一开始就说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类社会,离开人类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旧的唯物论是抽象的、直观的。相反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却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评论对毛泽东的《实践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后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一论文,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将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1951年1月,苏联还出版了《实践论》的单行本。
《实践论》在苏联发表后反响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1950年12月28日写信给胡乔木,说“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30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毛泽东还亲自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选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毛泽东自己选定的。
毛泽东1960年5月22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谈到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关问题时说:“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毛泽东将他在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视为“历史事实的记录”8。他说:“《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事。”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除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其他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1941年冬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作了多次修改。
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选集》将《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或者删掉。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两年后,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中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9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10。这封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据说:英共出版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将《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段删去。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同长征、艾地的谈话》中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11
三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由于受当时资料条件和研究水平的限制,有一些注释在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以至文字的表述上存在一些缺点以至错讹。毛泽东生前就曾指示要修改注释。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第一版的注释大部分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第二版198页倒6行注[25]对第一版(横排本)182页倒6行注[19]“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的注释作了修改(详见注释原文)。我们认为:对原注中存在的一些具体史实表述不确切,订正是必要的,也是一种贡献。但却否定了两个具有根本性质的历史史实,即否定了原注中指出的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和张国焘违背中央部署,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余人(即五个军中的三个军加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非“一部”所能准确表达的)提前西渡的史实。对前一个史实的修改,根本否定了被迫作出北上转移的张国焘长时间内仍拒绝承认中央、拒绝与中央会合、坚持其向甘西退却的历史;对后一个史实张国焘命令的修改,根本否定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提前西渡是张国焘畏敌避战、破坏中央关于宁夏战役部署、企图在甘西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独立局面而命令和策划的历史,改成了“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这种修改是极不适当的。我们查遍了所有有关的档案文献,包括中央的会议记录、来往电报、中央的指示、决议等,党中央、中央军委、中革军委从来没有主动指示和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新注文]中“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是无根据的。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明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2[新注文]:“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种关于失败原因的论述,能使我们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按照这种逻辑,红军还能生存发展吗?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凭证。历史文电俱在,档案文献资料证明: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是“张国焘命令”确实无疑。历史是任何人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为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建议,根据历史事实修改这条[新注文],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
1991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10年后,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谎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毛泽东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真相》诬称:《毛泽东选集》中《改造我们的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真是一派胡言。我已有专文“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批驳,不再重述,大家可以查阅。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深有感慨地说:“这是血的著作。”13《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科学著作。尽管其中一些注释表述上有些缺陷,我认为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是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具权威性的最佳版本。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毛泽东思想必将为振兴中华,实现党的崇高远大理想,继续发挥伟大的指导作用。
来源 ：《毛泽东研究》2019年05期
作者：齐得平（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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