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新统治者上台伊始都会立即搬出旧的礼教，以教育规范新的顺民，唯有毛主席是一个例外。身兼政治家和教育思想家的毛主席，当然要把他的教育主张纳入其明确的政治目的中，经过新的教育的革命群众，寄予新教育、新社会应该培育出的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他因此更反感新老传统教育对青少年个性、生机的束缚、压抑，他也同样厌恶历代相袭的维护少数人统治的英才教育。
在毛主席看来，有史以来文化总是为极少数剥削阶级所霸占，劳动阶级没有文化。共产党在打天下时，就努力让参加革命的劳动阶级出身的人学习文化。解放后，学校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但是国家还是努力为劳动阶级的子弟学习文化创造条件。先是劳动阶级出身的可以减免学费、分期付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学费大幅度地降了下去。同时还招收了一些工农兵学员。
有些是需要我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继续探索的。这场教革的模式从简单的“指示——执行”“典型——学习”到“讨论——共识”、“互学——相长”，应该说比较全面，尽管粗糙些，这也是几千年传统教育从来不可能有的场面和民主性。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李讷也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九七〇年六月，她给毛写信说，她在那里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看信后很高兴，就派谢静宜去帮她，对谢说：“我非常同意她的这个想法，现在我叫你来到江西去帮助李讷上山下乡，跟知识青年一样。”临走时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交待工作人员不要封口，让谢带着。谢深知毛主席这样做既是对她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知道这种信任。所以，李讷接信之后，开玩笑地说：“爸爸派来了钦差大臣了。”后来李讷病了，主席第二次派谢去看望。谢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她，李讷跟着老乡去砍甘蔗去了，发烧还劳动。待会儿李讷回来了，还是挺高兴的样子。但是，李讷的病老是不好，老是发烧，老是不退。谢回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问是不是让李讷回北京治疗一下再回去。主席说：“不，她在哪里就在哪里治，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疗，乡下治不好，到县里去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就是不能回北京，难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来北京治病吗?”一次，谢问起李讷的婚事，李讷说：“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倒是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谢回到北京，问主席身边的人：“李讷要点钱，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适?”回答说至少要八千。谢给主席报告了，主席说：“给那么多啊，我那个钱是供应农民队伍的。”后来一想，“那好吧，给她八千吧。她走的时候，你再给她五千，现在给她三千，不要一次都给。”有人说毛主席的女儿是红色贵族，是红墙之内的公主，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的子女也会有如此艰难的窘境。毛主席始终认为，他的子女也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可言。这也许就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调查报告里也写到另一个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毛主席加写道：“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并且认为这个鲜明对比不只是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问题。接着，毛主席又从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里，提出“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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