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毛主席三次“重要对谈”彰显党的初心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

民建主要创始人黄炎培(左)与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彰显了党的初心

上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从世界战场而言，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就中国战场而言，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此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三次“重要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第一次“甲申对”：毛泽东致函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是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第二次“窑洞对”：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

 

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第三次“赶考对”：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

 

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三次“重要对谈”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以及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

 

无论是与郭沫若的“甲申对”还是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

 

腐败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凡被造反推翻的，无不是腐败使民心丧失殆尽。在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

 

“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1948年12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虽还在进行，但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经确定。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

 

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和党中央着手实施民主新路，这就是召开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既要工业化、也要民主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以上“三对”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了“三对”思想。为了使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健康发展，作为领导国家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时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精神。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就十八大讲的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来说，走民主新路，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也是我们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各种教育活动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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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党建网微平台”，转自“2018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文章《党史上事关生死的三次“重要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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