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通过加强军队组织文化建设、科学文化教育、英雄文化培塑、纪律文化熏陶，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进部队战斗力不断提升，有效实现了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指南，积极探索富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凝聚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今天打造强军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益借鉴。
一、坚持用党组织文化武装官兵，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不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建设进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成为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坚持用中国特色军队组织文化引导官兵，大力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传承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了人民军队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一）纠正各种削弱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现象，继承和发扬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军缺乏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军队学习的号召。但是在向苏联军队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没有从我军实际出发，以至于出现机械照搬苏军做法，削弱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现象。如在拟制条令时，只提营长、连长为首长，不提教导员和指导员;有的单位出现了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计划不要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委署名，军事演习没有政治工作人员的位置等情况。为此，1953年11月毛泽东在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问题（初步定稿）》的批语中强调：
“在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对的。”
1954年1月毛泽东在给朱德《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闭幕词的修改意见》的电报中再次强调：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要求把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与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结合起来，并明确指出我军的光荣传统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就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
1954年4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首次把实行党委制提高到我军完成一切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保障之高度。
（二）大力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党领导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需要不断增强军队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城市和新区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
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
“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
为此，1951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确定对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
为克服军队党组织存在的某些思想上、组织上的不纯和党的建设工作不够健全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干部党员滋生的思想麻痹、斗志涣散、以功臣自居、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总政治部于1951年4月召开了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布置了军队的整党工作，确定1951年完成整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1952年全面展开整党。
从1954年春开始，全军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顿支部的工作。截至1954年底，全军整顿支部6909个，参加整顿的干部先后达11610人。经过整顿，健全了支部的集体领导，党的生活活跃起来，支部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作用有了新的加强。
（三）注重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使军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和军事任务的忠实工具
党的方向就是军队的方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归根到底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长期的战争，给人民造成严重灾害，给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要想医治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首先需要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要求
“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并要求“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的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为争取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中，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为取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全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纠正部队存在的“财政问题与军队关系不大”的模糊认识，动员组织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去，先后抢修被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工业交通设施；参加治理江河和重大水利枢纽工程的修复和建设；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组织数十万部队戍边屯垦，从事生产；动员部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
“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二、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不断提升广大官兵的军政素养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强调：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非常注重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着眼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需要，毛泽东更加强调文化工作是部队建设的重要任务，要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增强官兵理论素养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也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基本要求。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基本理论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具备了系统学习基本理论的条件。为此，加强全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无疑成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1951年1月总政治部在《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政治教育的指示》中强调，政治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工作能力、思想政策水平、纠正各种思想偏向和工作缺点的根本环节，要求全军干部根据理论水平分别编为初级、中级、高级班，进行有指导、有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
遵照总政治部指示，全军连排干部及部分营级干部编为初级班，学习政治常识；团级干部及部分师级、营级干部编为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军以上干部及部分师级干部编为高级班，选学《毛泽东选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并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
1956年1月，总政治部根据党中央颁布的关于政治理论教育的新制度，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对干部政治理论教育的新制度的指示》，对军队各级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作了新规定：从1956年起，少校以上军官，一般在5年内必须学完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与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5门课;大尉以下军官，一般要求在3年内学完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党的基本常识等3门课程。
各部队本着既照顾工作又照顾学习的原则，通过安排干部轮流进院校学习、组织短期离职学习、组织开办马克思主义夜校等途径，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960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下文简称“指示”），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三门理论课为学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程，要求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学。同时，《指示》还提出在基层干部和士兵中广泛展开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号召广大青年官兵读毛主席的书，并把这一工作列为青年团的一项重要活动。从此，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这一活动对部队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增强斗志、改进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的批语中强调：
“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
而事实上从1964年开始，由于受林彪提倡所谓“立竿见影”的影响，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了简单化、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偏向，逐渐出现偏差。
（二）广泛开展科学文化教育，不断提升官兵的文化素养
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签发的中央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指出：
“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并规定
“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各部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以在职教育为重点，通过举办各类文化学校，贯彻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学校课程设置，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础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等课程。团以上单位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协调教育的课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2年底，全军参加文化学习的人数达200万人，其中干部60万人，创办速成中学55所、速成小学220所，配备文化教员6万多人。经过文化教育，全军官兵文化素质明显提高，由原来的80%以上的文盲与半文盲变成了80%以上达到初小毕业以上文化水平，为军队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5月中央军委发出军事训练由“以文化教育为主”转向“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指示后，部队文化教育由突击式教育转入长期的经常性教育。根据195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亲自审阅的部队文化教育“十年规划”，1959年1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从1959年起，以十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现有基础上，按照本人的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水平。规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以三四年时间普及中等教育；第二步以六七年时间普及高等教育。规划的提出适应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适应了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被称为根本上改变我军干部战士科学文化素质的“十年大计”，可惜的是这一教育大计并没有被坚持下来。
（三）大力开展军事体能技能比武竞赛活动，不断提高官兵军事素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强调部队练文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部队的练武。
一方面，毛泽东要求部队重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官兵体质。如1952年8月总政治部在向党中央汇报全军体育运动会的专题报告中提出：
“为增强指战员的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今后我军应当更广泛地普遍地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将锻炼指战员的体质，作为我军训练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在8月25日的批语中强调：
“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和军委联署名义起草一个电报，致各大军区、志愿军、各特种兵、军事科学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准这个报告，对所提四项建议责成各地实行。”
为发展军队的体育运动，军委总部和各部队首先完善了体育机构，团以上单位配备了专职体育干部。1953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校，全军试行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1955年训练总监部设立了管理全军体育训练和体育工作队的体育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出席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会开幕式；陈毅、张爱萍、许世友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群众性体育运动，有的还获得了证书和证章。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对于增强全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培养顽强的战斗作风、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十分重视部队军事技能的提升。如1953年8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部队质量
“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正规化训练，培养足够数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以及能掌握军事业务的干部，培养一定数量的技术兵员”。
1956年2月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发出在全军开展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的号召，同年6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问题的指示》，全军开始了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力的活动。截至1957年2月，全军评出了数十万名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
1961年1月总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又提出在全军青年中开展创造优等射手、特等射手和技术能手（1962年改为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活动，以党团员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比学赶帮的练兵活动。创“三手”活动，把官兵苦练本领、保卫祖国的责任感和争取革命荣誉紧密结合起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练兵自觉性、积极性和钻研精神，推动了军事训练质量提升。
1964年2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号召全军广泛开展思想互助和技术互助活动，把练技术、练战术和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全军迅速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赶超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为了进一步在军事训练中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196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对受阅部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
“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三、坚持用革命英雄主义文化培塑官兵，努力塑造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2015年9月2日，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指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重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力弘扬我军英雄文化，激励官兵人人当英雄、事事做模范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军治军的一贯思想。
（一）大力宣扬英雄模范事迹，提升担当英雄的自豪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和各方面模范，鼓励全军发扬新英雄主义精神，继续为解放西藏、台湾，肃清残匪而战斗，1950年9月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致祝词中指出，英雄模范们
“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们学习，号召战斗英雄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及时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盛况，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了战斗英雄的突出事迹。在宣传英雄人物的选择上，不仅有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传统英雄人物，还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儿女；不仅有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身边的杨根思、黄继光等英雄，还有苏联的卫国英雄马特罗索夫等。在宣传形式上，主要采取了召开功臣报告会，使官兵目睹英雄的风采;传递祖国人民的支持，号召大家“当最可爱的人，做最可爱的事”；召开庆功会，引导官兵尊功爱功、崇尚功臣;充分利用功臣事迹专辑、英模卡片、报刊、英模画册、功臣榜等载体以及墙报、歌曲、快板等艺术形式来宣传英模事迹。
通过对英模事迹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在部队中形成了一种尊英雄、学英雄、当英雄的浓厚氛围。
（二）注重发挥英雄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争做英雄的荣誉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发挥英雄模范的作用。如1939年毛泽东在《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中就强调指出：
“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演说中再次强调，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的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
“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充分发挥英雄模范在增进团结、改进工作、培养干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50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号召全国所有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们
“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部队广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不少部队采取“回忆旧荣誉，争取创造新荣誉”的方式，增强大家的革命荣誉感，激发广大指战员争取立功的热情。如铁道兵某部英雄杨连弟，在解放战争中曾获“登高英雄”称号，在抗美援朝战争反轰炸斗争中英勇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弟连”。志愿军后勤战线通过广泛开展向杨连弟学习活动，涌现了数以万记的英雄模范人物。
1958年4月出席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军队青年代表向全军青年发出开展五好评比的倡议。同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在连队中开展“五好”的指示》，1960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根据全军开展五好运动的经验决定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以“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为主要内容的“五好”运动。1961年元旦《解放军报》发表了《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创造四好连队而斗争》的社论，提出“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主要内容和要求，从此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成为全军基层建设经常性工作。
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是我军政治工作培养官兵崇尚荣誉、争当典型，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
（三）广泛开展学雷锋、学“好八连”活动，激发坚守英雄本色的责任感
和平时期，人民军队能否保持老红军本色，继续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旗帜，筑牢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钢铁长城，事关党和人民的事业成败，事关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为此，早在1951年8月，毛泽东就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
沈阳军区工程兵某运输连战士雷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爱憎分明不忘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2年8月因公殉职，年仅22岁。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题词。全军各部队通过广播宣传、举行事迹报告会、座谈会、出黑板报等形式，宣传和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人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时至今日，雷锋事迹家喻户晓，雷锋精神令人敬仰。
原上海警备团三营八连，解放后驻扎在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上，14年来八连官兵牢记毛主席教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出色地完成了执勤、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1963年3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艰苦作风代代相传》的通讯，向全军介绍了八连的事迹。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号召全军部队向八连学习。1963年8月1日毛泽东为八连题写了杂言词“八连颂”。
全军通过学雷锋、学“好八连”活动，促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深入开展，普遍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对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争取人民军队更大光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坚持用严格的纪律文化熏陶官兵，不断提升人民军队正规化水平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和军队始终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历经坎坷却能发展壮大，遭遇各种困难却能不断取得胜利的内在基因。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应该是高度重视法治纪律的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进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关注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问题。
（一）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筑牢部队铁的纪律观念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6月毛泽东就告诫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要求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全军开展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毛泽东在1951年1月就指示志愿军要
“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针对1952年5、6月份以来，因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部队出现的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195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中要求：
“所有部队，应在各大军区的统一规定下，在十月三十日以前，以师为单位……进行一次整顿纪律的工作，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和严格保管和爱护武器、装具、马匹等为内容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纪律和损坏武器、装备的行为，应予认真的追究责任，和给予应得的处罚。”
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不讲团结、不讲纪律的情况，为防止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1971年8月间，毛泽东在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中提出：
“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和人民。”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并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同时，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0天内到职。
（二）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不断强化官兵的法纪意识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依纪依法从严治军一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军治军的基本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部队在参加土地改革和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擅作主张、随意行事，各部队根据本地区情况，对参加土改工作的人员在执行政策、开展工作、遵守纪律方面作了具体规定。1952年2月毛泽东在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中强调：
“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正规化建设，1953年5月试行两年的新中国第一代《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全军施行，至此我军正规化建设有了基本的法规依据。“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部队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拥政爱民”传统受到冲击，军政军民关系很不和谐，突出表现为部队不尊重地方政府，不遵守群众纪律，占用了地方大量的耕地和房产。为此，1971年8月毛泽东在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中再次提到：
“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1972年7月总政治部转发了沈阳军区《关于军区部队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和今后改革措施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0项整改措施。同年7月27日党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关于整顿群众纪律的报告，并在批语中引用了毛泽东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此后，中央军委又批转了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清退房屋工作情况的简报》，随后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关于当前部队清退地方房屋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意见》中对清退工作又提出了具体要求。截至1974年10月底，全军先后退还地方房屋1200万平方米，受到了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好评，军政军民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
（三）适时开展思想作风纪律整顿，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的法纪监督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相对的和平环境，由长期的比较单纯的农村环境进入复杂的城市环境，部队担负的任务由以作战为主转为以教育训练为主，在这个大转变过程中，一些部队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和战斗意志涣散等问题，一些干部出现了骄傲自满、贪图安逸、享乐腐化等现象。为此，1950年10月总政治部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了军队《关于整风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在冬季展开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运动以团以上干部和机关为重点，以整顿与提高战斗意志、保持与发扬我军优良的传统作风为中心内容，必须克服片面的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违反政策纪律、骄傲居功、和平享乐等倾向。
针对部队进入城市后，一些干部党员受到剥削阶级思想作风侵袭，滋生了思想麻痹、斗志涣散、以功臣自居、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为了进一步巩固军队党组织，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质量，1951年4月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决定在全军党内进行一次整顿，重点解决党支部对部队不良风气软弱无力、党群关系存在隔阂、党员模范作用微弱等问题。
1953年“选调舞伴事件”发生后，总政治部工作组深入部队内部，调查居功自傲、追求享乐腐化等问题。半年内，查处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兵团级干部3人，军级干部12人，师级干部205人。1954年8月8日，毛泽东将调查报告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印发全军，即《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示》，又称“八八指示”。“八八指示”要求军队党的组织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检查监督，对一些生活放荡、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检查揭发、开展严肃批评，并按照错误程度作出不同处理。通过教育和检查，挽救了一批已经陷入和即将陷入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泥坑的干部，增强了党的团结和威信。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截至1955年10月，全军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
1960年5月总政治部提出在全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培养优良作风运动。全军遵照总政治部指示，迅速开展了作风教育和作风整顿。整顿的重点是团以上领导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分散的和问题较多的单位，主要整顿官僚主义作风、贪污浪费、革命意志衰退、贪图享受、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执行毛主席指示，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领导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和下连检查帮助工作的几项规定》。这些规定措施对于改进机关作风、克服部队“五多”现象、增强领导工作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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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领导科学研究；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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