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墨：日本的机床和毛泽东的重理轻文

 

        女儿领着大学同学游日本，几个美丽的小姑娘将攒的钱花光后满意地回了国。对着举着朋友圈里精致的照片向王老师炫耀的女儿，理工科出身的老阿姨王老师仍旧脱不掉骨子里的刻板，赞叹了一会儿后说:安倍政府搞观光立国，赚中国小姑娘的脂粉钱赚得彻底……女儿笑了:日本还是小啊，怎么什么都能立国……

这话说得随意且有技巧，刻板的王老师不觉就想起日本的从前。自当年美国黑船冲破了日本锁国的界限后，日本便维了新，随后就搞了好些个立国方略，先是工业立国，然后是科技立国乃至加工贸易立国，算而今，泡沫经济已经崩溃了三十年，多方摸索之后终于迎来了每年数以百万计疯狂购物的先富裕起来的中国游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观光立国。

 

王老师这一日闲暇，于是便细细品味起日本这些个“立国”方略，于是发现，似乎哪一个”立国”都不是简单的心血来潮，其中既有当局者的审时度势狠辣绝决，也有谋臣志士的深思熟虑冷血沉着，更有普通百姓的无怨无悔与踏实追随……

似乎，只要必要，日本真的什么都可以“立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国家小，一个政策就可以将国家立起来…….

王老师真心觉得日本人了得。

话说当年，中国还是种田人悠然唱着山歌、读书人埋头准备科举考试的时候，日本便主张起“工业立国”，某一个工厂便开始生产机床了。机床这玩意儿神奇，上至卫星航母，下至轮船汽车，钢铁零部件的加工生产，哪一个都离不开它。时至今日，日本的机床技术早已经或凌驾于美国德国之上或与美德两国并驾齐驱，人所共知地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准。据说，朝鲜小金元帅的父亲当年曾经花过很大力气使用各种手段只为偷偷购买日本的机床，不知道小金元帅此番原子弹的成功有没有日本机床的功劳……

说起来，从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过日子的方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仔细计较些，也许只是中国人种田的多些，日本人打鱼的多些而已。但日本人机灵，在中国的书生们为着变法还是革新争论得面红耳赤、众多的百姓逍遥地享受着福寿膏的时候，竟然生产出了机床，而且说着说着还开始了“工业立国”，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弯子转的快得不得了。如此一比，就显出了中国人的飘渺。

王老师大学时学的是机械设计，对机床多少感到一分亲切，这会儿琢磨日本的“工业立国”，就想拿机床说事儿。

日本的第一台机床于1889年随着一个叫池贝的铁工厂的建立出现，日本国自此进入了机床工业的萌芽期。说起来，那样一个年代，不过一个工厂产了一台机床而已，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但日本人却是异乎寻常地重视，不仅生产了，而且政府的扶植力度也大，明令指出机床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专门制定了“机床制造事业法”，在资金和税收上也给与很大的优惠。

一台机床拉动一个产业，一个机床带动一项国策，现在回头看，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的这份远见真的是不同凡响。而相同时期，日本曾经百般逢迎的上国清国人却还在相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

 

前些时候，王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乾隆皇帝与科技改变生活》，谴责了一番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勋爵带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致使大清国与先进科技失之交臂的短视。

其实，日本的机床应该也来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有人说，对待来自大英帝国的工业技术，清国与倭国两国，似乎只是态度上的一念之差，然而，认真体会，便会发现，这一念的距离却奠定了两国各自近代的根基，造成了日本其后几十年间对中国肆意的霸凌和至今仍然比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甚至是中国现今的仍在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地位。

 

似乎，只是一念之差，然而，真的只是一念之差吗？

识字的人大约都知道，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是用工具来划分的，比方说石器时代，比方说青铜器时代，再比方说铁器时代。仿佛谁都知道工具影响了人类进步的脚步，但人们却似乎很少对这些工具的本意进行真正的思考。躺在博物馆里朴拙的古代工具带给人们的多是对古人生活的想象，是一段故事，是一段时光，人们忘记了工具本身的务实性，感受到的几乎都是情感上人文的光芒。

其实，从用工具衡量文明的角度讲，如果说得极端一些，人类文明概念的实质不过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技，而人文文明的辉煌至多不过是科学技术之上的点缀与生活情趣。远古的中国历史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给个精准的定义，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大约是个勤奋的发明家，尝百草的神农氏应该是个刻苦钻研为事业献身的农业科学家，而治水成功的大禹则是个水利工程师……

远古的时空里，技术应该是可以立国的，燧人氏因此成了三皇中的一个，神农氏则成了人们敬仰的炎帝，而大禹最为辉煌，因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夏朝而开创了一个王朝……

所以，从前，科学技术虽然也许还不叫科学技术，但显然受到了极端的推崇。

然而，禹之后的中国完全进入了农耕时代，工具与技术进入一个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工程师们由此成为匠人，再也无法成就开天辟地的伟业，几千年中，人们土里刨食，一把锄头一头牛就够了。

于是，书生们抚琴高歌，赏尽风花雪月，于是，书生们挥斥方遒，文人成了治国的领袖，大不了才能多些成为文治武功。所谓改朝换代，不过是比谁的智谋奇、谁的从人多以及谁的力气大而已，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直至有了科举之后，皇帝之下，治国的便多是文人书生了。于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大禹以后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割据，遂成了一段漫长的轻视技术的历史，说得更精确一些，是轻视技术人才的历史。

说到这里，王老师不觉想起一件奇怪的事，想现代中国人如若讲起对人类的贡献，一般都会提四大发明，这仿佛早已成为一个常识也成为一个习惯，但四大发明其实就是四项科学技术发现。纵观二十四史，写得最多的不过是王朝的更替，虽然也会记载一些诸如哪家王室宫廷冬日里百花盛开的祥瑞，但对某某匠人的发明，无论如何都记得稀少而潦草。王老师估计各家王朝此消彼长之时应该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四大发明，更不会知道发明者是谁，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终究只是一个工匠，发明造纸术的蔡伦甚至只是一个宫廷仆役。所以，动辄四大发明说不定是进入现代以后的提法，因为一个几千年间轻视技术人才的民族应该不会如此以技术自傲，这看上去有点儿不合逻辑。

话题再转到大禹以后的中国，文人治国，一治就治到了清朝，中间虽然也遇到了擅长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但因为耶律楚材的勤勉，倒也没有太偏离方向。于是，英国勋爵马嘎尔尼到中国来的时候，便赶上了大清国的康乾盛世。

乾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有才，也许武略稍逊他爷爷康熙，但文韬绝对是一等一的出色，不仅熟读经史子集，还擅长吟诗做赋，喜欢旅游书法，更懂得制衡权术。且清王朝入关已逾百年，作为曾经擅于骑马的民族的领袖，皇帝爷乾隆早已经承袭了几千年中国农耕文明的骄傲，成为中国书生的总代表，浑身洋溢着书生的仙气与傲气。所以，马嘎尔尼带来的工业革命成果在这位爷的眼里都成了“奇技淫巧”，根本入不了清高的皇帝的眼。

其实，客观地讲，乾隆皇帝看不上马嘎尔尼带来的英国机器及热兵器和军舰也是理所当然。如果以现在的观念，按乾隆爷的学科背景划分，这位皇帝大约应该是书法家兼诗人，也许皇帝爷还有其他擅长，此处忽略不计，政治家当然也不能算，因为那是人家的家学，所以，不说其他的社会历史原因，单说要让乾隆皇帝以他文科生的脑袋识别出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价值、而且还是预测，就已经有些难为人了。

王老师记得曾经多少次王朝，衰落之时都会有人流着泪长叹书生误国，所以这一次，王老师觉得，大约真是老书生爱新觉罗弘历误了国。

很多人至今认为中国与日本这一时期最大的区别是明治维新，王老师觉得大清国被瓜分的理由很多，维新与否并不是全部。退一步想，即使清王朝的变法成功，仍旧不过是君主立宪还是皇帝执政的形式上的转变，中国人骨子里轻视科技的观念并没有改，重文轻理，早已成为几千年间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上至书生皇帝书生大臣，下至准备应试的白衣书生，谁会真正重视来自西方的工业科学呢?熟悉历史的人知道，清朝的第一条铁路是英美人背着清政府以修建马路的名义建的，但清国人得知真相后十分惊恐，没钱的清政府竟然花巨款将铁路赎回，只为拆掉，因为铁路不仅会妨碍风水，还会”害我田庐”。反观同一时期的西方列强，却哪一个都在踏踏实实地发展工业。所以，王老师觉得，日本的进步不仅与君主立宪这种执政方式的改变有关，各个领域里类似于为机床立法一样的变革一定很多，其作用绝对不能忽略。

其实清国人也反省，鸦片战争挨了打，曾经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弟日本却兴了国，有头脑的人便想学人家的明治维新。但变法革新毕竟牵涉利益太多，要动别人盘子里的蛋糕，自然困难，所以，只有失败。于是又想“以夷制夷”，清政府为此还花了大量库银购买洋枪洋炮西洋军舰……但是，“夷”是什么?王老师没有字典，只能依靠度娘，度娘说：“夷”原本是中国古代对东部各民族的统称，后来便成为对中原以外民族的蔑称。虽然有人说度娘的话精准度有待考证，但蛮夷嘛，我们都耳熟能详，谁听了都知道不是一个好词。就像现在的日本，偶尔也会有人说中国是“支那”，中国人听了就愤怒，说那是歧视。所以，将外族人说成“夷”便已经是一种歧视，一边歧视人家，一边学习人家的东西，怎么能学得好呢？

也许任谁都无法真正喜欢曾经欺负过自己的外族，但对人家先进的东西至少要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否则，即便想学也学不透彻，学不到精髓。据说，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很是强大，拥有亚洲最强的装备，然而，装备改变不了心态，心态则有可能决定最终结果。于是，甲午一战，北洋舰队败给了日本，大清朝割地赔款，随后不久，便被四面八方的“蛮夷之国”瓜分了。“蛮夷之国”们由此成了上国，统统拥有了治外法权。

中国人神奇，熟读诗书擅长八股策论者高座庙堂，研习机关算法药学之人则只能是工匠，原本不过是不同领域的知识学问，却仿佛也随着掌握这学问者地位的不同而有了高低贵贱的差别。王老师觉得，在对待外来学问的态度上，日本人要比中国人实诚很多，也淳朴很多。据说，当年德川家康打败丰臣秀吉之后建立幕府，有人将明朝传过来的《本草纲目》敬献了上去，家康先生十分重视，大力推动《本草纲目》的翻译与研究。虽然，现在普通的书店里看不到《本草纲目》，但日本的国会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里都有收藏，制药公司更将《本草》当作宝典。

有朋友若去日本，去松本清药店买眼药水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诸如小柴胡汤、葛根汤等药物。那些药被称为汉方药，早已经如汉字一般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也许没有人知道来源，也没有人计较来源，但开药方的人开得精心，喝药的人喝得坦然。

日本人不大有”劳力者治于人“这种对体力劳动的鄙视，他们崇拜强者，因而也更容易接受比自己优越的东西。客观地讲，明治维新前日本民族遇到的危难也许并不比中华民族遇到的危难小，然而，日本民族转型却转得十分成功。王老师觉得，这与日本民族对先进技能、先进理念尊重密切相关。一个时刻自省、自律且有敬畏之心的民族，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大约都不会输得太过难看。 

 

去年以来，中美两国发生贸易争端，美国对华为动粗，特朗普一会儿指挥加拿大扣住华为老总的女儿，一会儿制裁华为窃取美国技术无视知识产权，理由多多，说得堂皇，但日本人说，华为事件不过是美国与中国在进行科技霸权之争。

王老师向来佩服日本人对时局判断的精准，对日本人的说法便琢磨得用心。琢磨来琢磨去，某一天忽然灵机一动，想：日本人将中美之争归结为科技霸权的争夺，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文科为重”数千年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终于能与世界强国对峙了呢？如此一想，王老师顿时有些兴奋，觉得科技霸权的说法实在值得仔细品味，听上去似乎简单，但却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科式历史的颠覆……

这颠覆也许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敏感的日本人意识到了，敏感的世界也意识到了……

其实，这颠覆也是一种历史的积淀，王老师觉得，它应该与毛泽东对发展工业异乎寻常的执着有关。

王老师最后的学历是历史，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学习过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王老师那来自红色家庭的导师天天念叨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完整的工业体系正是被世界瞩目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

王老师觉得导师十分地言之有理。

王老师佩服毛泽东，觉得他不仅在军事上出类拔萃，对中国落后的根源也分析理解得透彻精辟。他植根于农民，却要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勒紧裤腰带也要发展工业。他号召全民大炼钢铁的方法拙劣，似乎早已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他对工厂的大烟囱情有独钟，现在似乎也成了环境污染的一个指标。然而，如果从长远的角度看，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必须承认他重视工业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这个农业王国崛起的关键。

 

其实，从个人角度讲，毛泽东时代重视工业，曾经害王老师不浅。

当年王老师读书，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时候，文化革命结束不是太久，全中国重理轻文得厉害。当时的中国大学少，建国后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工科院校也不像现在一样设有文科学院，所以，学文的孩子去处很少。

王老师数理化学得好，刚上初中的时候还想着长大后当个居里夫人或者爱因斯坦什么的，谁知机缘巧合假期里蹭了几堂后来一度风靡全国的某一著名教师的语文课后，被“小楼昨夜又东风”迷了心智，顿觉曾经可爱得不得了的方程式没有“明月几时有”风流，于是生了弃理从文的念头。这念头在少女心头疯长的时候遭到了所有师长恶狠狠的扼杀与镇压，教导主任凶狠地说：你原本可以用数理化考试，却来抢文科生可怜的升学机会，实在没有公德……于是，背负着缺德骂名的王老师去学了机械。

然而，当年轻的王老师画设计图画得腰酸背痛翻书解闷的时候，看到的却永远都是文人志士的风骨以及“烟花三月”的妖娆，于是，固执的王老师背井离乡，历尽千万般辛苦，曲曲折折不屈不挠，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谈古论今的资格，开始坐在这里装模做样地写文了。

然而，写着写着，渐渐混迹于文人行列的王老师发现，曾经深恶痛绝的重理轻文于王老师或许是一场恶梦，但于国家也许便非常地必要。这结论看上去有点讽刺，但王老师是个厚道明理的人，明白人的成长离不开时代，虽然辗转求学的王老师现如今文不能书写春秋，理不能独当一面，岁月大把蹉跎，两鬓早生华发，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让发展中国家眼红，中国的卫星航天技术让发达的霸权国家难受，中国人也早已经昂起了头颅，不再被东洋人或西洋人歧视，所以，终于成为酸腐书生的王老师觉得自己还是生活在了一个好时代。

毛泽东颠覆了中国几千年重视诗书轻视技术人才的历史，对他的评价至今仍然毁誉参半。其实，书生治国并不一定拙劣，毛泽东本质上也是一个书生，书生可以不懂技术，但不能对技术视而不见。书生毛泽东将发展工业当作了狂热的信念，他的继承者们则将他这一信念加以延续并修正，直到不久前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的钢领，终于将制造业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虽然比当年日本为机床立法晚了近100年，但人类的历史如此久远，这100年于中国、于任何国家都不过只是一个瞬间。

中国不比日本，可以靠一个政策立国，中国太大了，所以必须全面发展，文科与理工，哪一个都不应该偏废。

其实，“文科”的中国历史中也曾有文理双剑合璧的英才。据说，诸葛亮就是一个熟知天文学的政治家，所以，他预先知道起雾，才虚张声势地草船借箭；所以，他知道即将变天，才装神弄鬼地借来东风。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过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杜撰，但是，木牛流马总是人家诸葛亮发明的。

所以，人，文理兼修才有可能成为英才；国，文理兼顾，才有可能成为强国。

据说，那家叫作池贝的在1889年生产出了日本第一台机床的工厂，2004年的时候被上海的一家公司购买了75%的股权，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2014年又被台湾的一家公司买走了。也许，时代早已经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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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墨（留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