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放战争期间的手迹在台湾出现，牵出了一个家族的文化往事

 

        最近，一个新闻在两岸书法圈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幅民国时期毛泽东的手迹在台湾出现。有的媒体甚至称这份毛泽东的手迹为“地球孤本”。该手迹为一幅题诗，书写在宣纸上并落款，原文为：“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朱砂画牡丹。书赠陈叔亮同志，录古人作，毛泽东。”台湾的研究人员在去年5月发现了这幅作品，对于这首在毛泽东诗词中未曾出现的手稿，慎重地请了专家鉴定，因为不同时期毛泽东的签名都不一样，现初步判定为毛泽东的墨迹。这一消息引起了许多文史、书画爱好者的兴趣，在陈叔亮的后人心中激起了巨大涟漪，同时也勾连起一段历史公案。

 

手迹带回对父亲的记忆

陈叔亮的儿子，著名作曲家陈其钢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是从热心网友转载过来的内容上获得这个消息的。“哇，这个我们家说了几十年的一件事竟然冒出水面了。”陈其钢在得知这件事情时非常兴奋。他介绍说，这首诗是毛泽东给陈叔亮在延安时期的画稿《西行漫画》所提的书序，所录诗作来自宋代南渡画家李唐。李唐擅画山水、人物，画风苍劲古朴，开南宋水墨苍劲浑厚一派先河，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清溪渔隐图》等。

陈叔亮是中国当代的知名书法家、美术家。他自幼家境贫寒但酷爱艺术，受到家乡民间艺术的自然陶冶和乡村私塾老先生王笠斋的点拨教授，小学毕业时，已能画梅、兰、竹、菊，且能写得一手好字。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考入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1931年“9.18”事变后回到家乡在不同的中学任教，期间积极开展了许多“抗日救亡活动””，曾组织“怒吼化妆宣传队”、“爱国剧社”，以打花鼓、莲花落等形式进行街头宣传，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送郎上战场》等活报剧，自编了《太阳旗下》《憧憬》等戏剧。

 

1938年，陈叔亮奔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先后担任木刻厂创作员、美术教员等职务，其间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始人之一、副院长，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常务副主席。陈叔亮擅长中国画、版画，书法从“二王”入手，兼学张旭、黄庭坚、米芾诸家，用笔刚劲瘦硬，浪漫豪放，启功评价他的书法“具有信手拾来之妙，首尾一气呵成，磊落大方，自成一种风格。”

陈叔亮也痴迷戏曲和民间音乐。陈其钢回忆，童年时，父亲经常带着他们看京剧或昆曲，拿着工尺谱教他和姐姐唱《牡丹亭》，吹笛子或拉胡琴给他们伴奏，还教他唱、演昆曲的武生与京剧花脸。很多个周末，孩子们都是在父亲放唱片和吹拉弹唱中度过的。

 

1953年，陈叔亮与儿子陈其钢和女儿陈滨滨在文化部门口的台阶上。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平时低调内敛，但在艺术面前却判若两人，他勤奋、执着，有激情，浪漫而有艺术细胞，沉醉于诗、书、绘画、戏曲、音乐的世界中，母亲也是钢琴和作曲的专家。家里有着良好的艺术文化氛围，同时民主、开放、自由，尊重孩子的想法，鼓励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与“犯上”挑战权威的精神，没有“父道尊严”。陈其钢说父母从来不说教，不像自己教育孩子，经常哲学、历史如何，而是在自然生活中就可以感受得到。“我却没有好好继承，一直想主动、积极教育，让孩子怎样学，结果不一定成功。”

这是承载着父亲经历的一件物品，既令陈其钢觉得温暖，也令他思索自己的来路，“我为什么这么激动？”他感慨人与人之间的传承。“我是现在这个人，是不是和我父亲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但你从旁人的眼光和第一反应来看，一个人的家世和他自己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当时的感触是：我都68岁了，已故二十多年的父亲竟然还在继续地给予我，激励我。”

 

陈叔亮去世后，他的夫人将他的全部作品和部分收藏都给了他的老家浙江黄岩。图为陈其钢及其夫人、儿子，在父

毛泽东为《西行漫画》题字

陈家有储存档案的习惯，会保存过去的文件，也有录音讲述。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们就去翻过去的档案，找到了1983年时陈叔亮讲他一生经历的录音。在第七辑中，专门提到《西行漫画》与毛主席给他题字的事情。

延安时期的陈叔亮创作了大批作品，在生活艰苦，不时有敌方飞机骚扰的环境中热情不减，劳动间隙与吃饭空档都用来画画，记录下许多战士、医生、护士、农民的生活，积累了将近上千张速写和木刻作品，如《印工》《延安保育院》等，还将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所作的几十幅速写集中成大型山水人物长卷《延安秋收图》。

 

西行漫画中的《延安保育院》

 

《印工》

他把整理好的画作与未整理的速写做成画本，萌生了让毛泽东题写封面的愿望。“那个时候请毛主席题字不像解放后在北京那么困难，找也找不到，也不一定见你”；“毛主席（身边）也没有那么些人，保卫他的人没有那么多，住的地方没有那么大那么严，也不过就是窑洞大一些。”

1941年的某一天，陈叔亮碰到毛泽东，请他为自己的画本题字。毛泽东问：“题什么字好？”陈叔亮也没想过，因为当时斯诺的《西行漫记》已经在解放区出版流行了，他说：“可能我这个画册将来整理好了就叫《西行漫画》，是否恰当？请主席考虑。”毛泽东说好，带走了他的画本。半个多月后，秘书打电话来，叫陈叔亮去杨家岭拿画稿。毛泽东题了“西行漫画”四个字，在里面的扉页上，还写了一首诗，就是这首拟李唐的诗。

陈叔亮非常高兴，但看封面上没有落款，就问能否再有一个签名。办事人员拿回去请主席再签，过了几天，派人送到鲁艺，引起了轰动，一时议论纷纷。当时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说：“毛主席给陈叔亮写那个东西啊，我们文学系的都议论纷纷。一方面是羡慕，还有一方面呢，就是里面这首诗，对你是鼓励啊，还是批评？是肯定还是否定啊？”

陈叔亮在他的文集《回忆<西行漫画>》一文中写道，他认为这个题词，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以及追求旧社会某些文人画的超然脱俗、孤芳自赏的消极态度，是提倡面向生活、联系群众、促进革命、歌颂光明的积极态度，主席题词的基本精神在于对文艺大方向的引导。台湾的研究人员认为，这首诗描写的是，进村子里时还飘着细雨，跟白雪皑皑的远山，形成一幅意境缥缈的黑白色世界。但人们不喜欢黑白世界，也很难画，且人们更喜欢富丽繁华。看似简单文句，反应出当年毛的郁卒心境。最后一句是借物譬喻，“朱砂”象征红色革命，而“牡丹”是1949年后国花的花种选择之一。

李唐的原诗是：“云里烟村雾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毛泽东做了几处改动。陈其钢认为，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胭脂在毛泽东眼里或许太风花雪月、太文青、太平庸了。朱砂是一种烈性颜料，更鲜，做印泥的基本颜料就是朱砂。他不觉得有过多政治寓意，而是表现了一种艺术家和政治家在孤立无援环境中的心态，特别典型。这种心态自己今天也有，“搞艺术的人，一辈子都要能够面对不公，面对不理解，面对潮流时要有自己的态度。反潮流、孤独、独树一帜，没有这些不成艺术，毛主席这里是反讽”，他通过给远道而来的一个年轻人题字，用这样一首诗去表达对艺术的理解，还是蛮有艺术家的修养和情怀。

如何在台湾出现成谜

台湾将这幅墨迹称为“地球孤本”，它如今保存于台湾北宜公路边的调查局特藏室。调查局前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的“中统”，现隶属于台湾法务主管部门，当年负责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这些资料后来随着国民党辗转运到台湾。题写给陈叔亮的手迹为什么会在大陆消失，在台湾重现？台湾的研究人员认为，应该是对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中共当时撤走的人来不及带走，被国民党截获保存至今。

但陈其钢完全不认可这样的说法。他说，父亲的录音呈现了另一种版本。当年陈叔亮觉得题字宝贵，就一直带在背包中。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内战开始，中共中央将延安的干部分派到了全国各地。陈叔亮去了山东，参加第三野战军，即陈毅、粟裕的部队。行军打仗不保险，1947年，陈叔亮把毛泽东给他的题字与部分画作用挂号信寄回老家，还把《延安秋收图》保存在山东滨海解放区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家里，想着以后来拿。老家妻子已经亡故，只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22岁的女儿，负担着全家三口人，家里没有壮劳力，过得非常困难。

 

陈其钢与他的父母1973年于北京团结湖

曾经和陈叔亮同一时期去延安的一位同乡，此时已经回到了家乡。据陈叔亮回忆，他在延安待了半个月就想走，没有批准，又等了一段时间，按组织手续打报告回了家。当时有很多从全国各地到延安去的年轻人，其实是受不了那边的艰苦生活的。从西安经过时，这位同乡被捕，在国民党大牢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放出来。回到老家后，听说陈叔亮寄了东西回来，就去向他的大女儿借阅，说想办个展览，也让别人开开眼。结果一借不还，陈家大姐要过几次，但每次都说要再学习学习。

1948年左右，陈叔亮的三个孩子被组织从浙江接到山东解放区，从此与此人失去联系。解放后，陈叔亮到了上海，在华东局艺术处做负责人，又开始寻找自己遗失的画稿。《延安秋收图》已经不复存在，保存的老乡以为没用，把它撕得零零碎碎糊窗户了。1951年前后，陈叔亮到杭州，专门与这位同乡见了面，但他矢口否认此事。此后，陈叔亮又多次向其索要题字，最集中的时间是1976、1977两年。当时“文革”刚结束，中央办公厅收集散落在各地的毛泽东手迹，将其集中在中国博物馆，上交人会得到中央办公厅的回执和与原作大小相同的影印版。因为当年陈叔亮向毛泽东要落款，所以“西行漫画”的题字有两张，他将一张与题诗寄回老家，还有一张一直带在身上。此时他除了将这张题字上交，又开始追索题诗。

 

最后一封去信是在1982年，写给这位同乡所在单位的领导，此时他到了温州的一个工艺美术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他仍旧坚持无有此事，承认在50年代见过陈叔亮，但陈并没有向他提过此事。陈其钢的哥哥解放后在杭州工作，姐姐在安徽工作，因为要翻这件事，陈其钢的家人最近把他们和父亲的通信都找到了，还看到了当年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给父亲的回信和这位同乡给组织上写的一封说明，只字未提毛泽东，“好像这事儿从来就和他没关系”。“我们一直跟他索要，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我哥哥在信中也说，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人，去一个工厂里当一个最普通的工人，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说这位同乡已经不在人世，无法听到他对此事的说法，此事成了一桩公案。陈其钢托了朋友去找台媒文章的作者林克伦，他想知道文章中的说法是如何采信的，也想通过他们了解这幅字迹是如何去了台湾。很多朋友劝他算了，最后闹清楚也没什么意义。他说绝对意义的确没有，自己也没办法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也很难了解到真相，“最终有没有什么真实结果是很难说的，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谜，谁也不会告诉你真相。”但是，他觉得从家族意义上还是很有意思。“一个人一生中做了一件事，就像我现在做一件事，是否我的子女或者学生，将来他们会从你的行为中得益，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但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做人做好人，做事做好事。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做和不做一定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对于父亲，还是对于陈其钢，这幅手迹都非常重要。“从1947年到现在，已经72年过去了，这件东西消失了，谁也没有再见过，竟然又突然出来了，又给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你想到传承的意义和力量。”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幅手迹，“这东西和我们全家有感情关系，有血缘关系，它是带温度的。不是一件单纯的社会新闻，这是一个活人血液中间流淌的一部分。”有朋友和家人问陈其钢，是否要把它拿回来。他的第一反应是：要回来要不回来根本不重要，它还在就行了。而且也不是在一个私人手里，是在一个公共机构手里，很保险，更能发挥它作为文物的作用和影响，比藏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要好。“就让它在那儿吧。”

（本文图片均由陈其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