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行共同富裕；价值法则是伟大的学校等。在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探索和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
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毛泽东曾经读了许多遍。他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历史和现状的材料，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南。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和军事等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工作逐步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1958年和1960年期间，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混乱认识，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强调，
“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
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提出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方面，同时指出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他提出了什么样新的见解和理论呢？
第一，坚持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
“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
“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第二，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他主张：
“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第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苏联教科书，指出，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2]
毛泽东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他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
这两方面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会变成个人主义”。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第四，“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指出：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他还指出：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五，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55年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再次强调，
“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3]
紧接着不久，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第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工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得出结论，
“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
“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他认为，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没有说到最终条件，阐述得不完整。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七，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计划是否消灭无政府，自觉性是否消灭自发性呢?对此，毛泽东认为这不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指出：
“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毛泽东认为：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第八，农､轻､重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苏联的缺点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作了新的阐发，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在每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他提出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并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九，立足自力更生。他指出，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针对苏联教科书提出的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存在着和平经济竞赛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第十，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把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了三类：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高度重视的倒退现象。毛泽东则是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吸收并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仅在哲学、政治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意见，如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主要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经济发展等，明显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局面埋下了伏笔。其中的教训也是需要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汲取的。
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毛泽东强调：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第二，从实际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他批评苏联教科书说，
“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出发，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
他还指出：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要有哲学家头脑。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指出：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第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指出，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4]“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第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5]
第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
“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的一般规律，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历久而弥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有了30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号召“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6]3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发展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没有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是明显落后的。一方面，目前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各种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所左右，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进展有限。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框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践和问题出发，热衷于用抽象的定理、模型和公式去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这种情况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基，在实践中产生严重危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时代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毛泽东奠基和开创、改革开放后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注 释：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以下引文如未标注，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六、七、八卷。
[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九七六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
[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2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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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来源：察网，摘自《经济导刊》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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