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开凿红旗渠 毛泽东给林县人吃了“定心丸”

 

      20世纪60年代，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河南林县人，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半山腰，凿出了一条绵延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几十万人口吃水的难题和全县干旱田地的灌溉问题。而这个伟大工程的诞生，还与毛泽东有一段生动的故事。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为新中国山区建设的标兵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杨贵和一些基层代表曾在休息室里，围着毛泽东热烈地交谈。毛泽东一再告诫大家：“要搞好经营管理，要去做艰苦的工作。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怎么能搞好工作呢?”毛泽东还说：“我们搞合作社，搞水利建设，深翻土地，水、土、肥、密植、科学种田都要搞，有这个艰苦才能换来幸福。”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到了杨贵的心窝里，他满心欢喜地回到林县。

 

　　从北京开会归来的杨贵，看到眼前的一切，怎么也想不通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早在赴京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前，杨贵心里就已经布好了一盘棋，决心带领全县人民打一场修水利的硬仗，彻底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杨贵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示，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孰料，“大跃进”的号角吹响，“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也随之刮了起来。“亩产万斤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如雷贯耳。不少人的脑子一下子热了起来。各地忙着“放卫星”“夺高产”，林县的水利建设被耽搁下来。

 

　　麦收刚过，尚未核产，新乡地委就召开各县负责人紧急会议。直到会议开始，大家才知道，是要求各县汇报春小麦亩产。来地委开会之前，杨贵亲自到几个公社作过调查，对全县的小麦产量胸中有数。在大家的推举下，性格直爽的杨贵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有啥说啥吧，俺林县今年小麦长得不错，初步估计，亩产能达到114斤……”

 

　　“怎么这么低?你们干工作没有?是不是瞒产了?”不等杨贵说完，主持会议的一位地委副书记就一脸怒气地提出一连串的质问。

 

　　杨贵有些莫名其妙，小声嘟囔着说：“来之前，俺细心核算过啊……”

 

　　“躺着睡觉也能产这么多!”这位副书记知道杨贵“头难剃”，再追问也只有这些，口风便一转：“是干麦子?还是湿麦子呀?”

 

　　“当然是干麦子。”

 

　　“你打上水分!”

 

　　杨贵望望左右：“这干麦子和湿麦子到底差多少?”

 

　　无人言语。

 

　　地委副书记没好气地说：“怎么也得加上一成吧!”

 

　　杨贵在心中默算后，实实在在地回答说：“如果是湿麦子，加上一成，就应该是125斤半。”

 

　　“像话吗?林县就这样搞大跃进?!”

 

　　见地委领导严厉地指责杨贵，在座的其他县领导一下子摸到了“底牌”。

 

　　“俺县280斤!”

 

　　“俺县350斤!” 

　　……

 

　　有的甚至报到450斤!

 

　　杨贵了解新乡地区的情况，各县的地理和气候环境都差不多，亩产量最多不过一百五六十斤。为什么讲真话要遭到批评，讲假话却被大加赞扬呢?他心里忿忿不平。

 

　　夏天到了，林县大田里的玉米长得绿油油的，已经两尺高了，上边却一纸命令：“砍掉玉米，改种红薯!”理由是红薯的产量比玉米高很多。可老百姓都知道，10公斤红薯才能顶上1公斤玉米!改种红薯的命令不能听。林县人硬是把官僚主义的命令顶住了。

 

　　播种冬小麦时，地委又传来指示，土地不深翻到半米以上不许种麦子。杨贵心想，哪有这个道理!如此深翻，不要说破坏了土壤肥力，就连拖拉机和耕牛都使不上劲儿，只能靠人力一锄一锄地刨。为了不违抗命令，杨贵冷静地作出决定：“犁地比往常深一点就行，赶紧把冬小麦种下去，绝不能耽误农时!”霜降之前，林县70万亩冬小麦全都下了种。而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的一些县，因过度地深翻土地，延误了小麦下种，严重影响了来年的收成。

 

　　林县背靠太行山，山上有树，地下有铁矿，还有煤。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林县、南乐、清丰三县的联合钢铁指挥部就设在林县。一时间，群众辛苦多年种植的树木被砍光了，小土炉炼出的只是黑乎乎的硫铁。洛阳拖拉机厂来林县调运钢铁的工人老大哥，看着这一堆堆无法使用的劣质铁，无奈得直摇头。 

　　……

 

　　想想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谆谆教导，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杨贵怎么也想不通。

 

　　毛泽东为大家解开“紧箍咒”，林县人回到水利工地

 

　　1958年11月1日，杨贵在新乡地委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附近的新华浴池去泡澡。他刚一跳下洗澡池，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就到澡堂来找他。浴室里雾气腾腾的，看不清人，高雷扯着嗓门朝里喊：“杨贵同志在里面吗?”

 

　　“在里面!”杨贵大声答应着。

 

　　“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不等擦干身上的水珠儿，迅速穿好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向新乡火车站方向驶去。高雷处长兴奋地告诉杨贵：“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开到新乡火车站了。主席要找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听说要见毛泽东，杨贵心中一阵激动。见到毛泽东，向他老人家汇报什么呢?杨贵认真地思考着……吉普车很快驶进了新乡车站。

 

　　新乡火车站是京广线上的大站。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一个僻静的站台旁。杨贵随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其他几位县委书记登上专列，走进一间大会客室一样的车厢。车厢的一头是一张长会议桌，另一头是用沙发围成的小会客厅。省委书记史向生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握住杨贵的手说：“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示意大家在沙发上就座后，座谈会就开始了。座谈中，毛泽东面带微笑，不断提问，谈话亲切而风趣。在省、地委的领导同志汇报过情况后，杨贵也谈了由他任总指挥的“林南清”联合钢铁指挥部的情况。

 

　　毛泽东问杨贵：“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见杨贵实话实说，在座的省、地委领导都捏着一把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说话也不把着点“门儿”。

 

　　这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向大家提问：“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书记见毛泽东发问，只好实话实说：“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问杨贵：“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答：“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的心情很沉重，他还有更焦急的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林县经过兴修水利，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毛泽东追问道。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大家：“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其实，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在为大炼钢铁的事情犯愁，多数人不敢讲真话，怕被扣上“反对大办钢铁”的帽子。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座谈会之后，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到1959年底，林县已建成中小型渠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近20倍，干旱缺水的状况很大程度地得到缓解。

 

　　“引漳入林”，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那天在专列上，毛主席把这句话重复讲了好几遍。杨贵和林县人好比吃了“定心丸”，心里亮堂堂的。

 

　　1959年，正当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夏收作物喜获丰收时，林县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流经林县境内的淇、淅、露、洹四条河流都干涸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很多村庄的群众只好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整个林县仿佛又回到滴水贵如油的从前。林县的群众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修水库，依然蓄不住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呀!”

 

　　身为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更是心急如焚。5年来，领导林县人民兴修水利的实践告诉他，单靠在林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组织3个调查组，兵分3路，到山西境内去考察水源。

 

　　当杨贵一行步行到山西平顺县石城镇附近时，只听峡谷中回响着巨大的水流声，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竟是翻滚着波涛的浊漳河!据当地干部和水利人员介绍，浊漳河流经此地时，常年有25立方米/秒的流量，一到汛期流量在1000立方米/秒以上。

 

　　真是不虚此行!掌握了浊漳河的第一手资料，杨贵兴奋得夜不能寐。他打开地图，用红铅笔在几个设想的引水地点上重重地画了记号。一个前无古人的“引漳入林”的伟大构想在杨贵心中生成了。

 

　　不久，林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引漳入林”工程。在河南省委、省人委，新乡地委和行署的大力支持下，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决策诞生了——林县人要到山西境内去劈山导河，把浊漳河拦腰斩断，逼水上山，把水引到林县的分水岭，再由分水岭修建3条干渠，连通南谷洞、弓上、要街3个水库，将3个水库变为“引漳入林”的调蓄水库，彻底解决林县水源不足的问题!

 

　　然而，“引漳入林”工程还未开始，风凉话就在林县和地委机关散布开了。

 

　　“上了太行山，望见运粮河(运河)，远水解不了近渴。”

 

　　“漳河水要是能流到林县，那是公鸡下蛋!”

 

　　“背着干粮送远屎，屙了屎还肥不了林县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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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压力、困难、风险，无时不在。由于没有上级的专项拔款，林县要实施这一工程，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究竟林县财政实力的“荷叶”，能不能包住“引漳入林”这个“大粽子”?杨贵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引漳入林’工程很大，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国家也不投资，如果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方面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会，林县人民可能将永远受缺水之苦。现在修建，困难太多了，最基本的办法是自力更生。”

 

　　1960年1月28日，庚子年春节这天，林县县委一班人是在期盼和兴奋中度过的。大年初一，全体县委领导和一些机关干部不约而同地来到杨贵家拜年。大家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引漳入林”工程。2月10日晚，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引漳入林”动员令》通过有线广播迅速传遍林县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奔走相告，整个林县沸腾了!

 

　　2月11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吃过扁食(饺子)的林县民工便浩浩荡荡地从全县15个公社同时出发了。他们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推车，赶着马车，向着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浊漳河汇集。尽管早春的豫北大地寒风凛冽，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开创幸福的喜悦。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

 

　　工程开工不久，杨贵便提出建议：把“引漳入林”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叫做“红旗渠”工程。他号召全县人民，排除万难，高举红旗前进!

 

　　1965年4月5日，总干渠胜利通水。

 

　　1966年4月，3条干渠同时竣工。

 

　　1969年7月，干、支、斗渠配套建设完工。

 

　　10载寒暑，10年苦战，在这条总长1525.6公里的红旗渠上，英雄的林县人民兴建了48座水库、364座塘堰;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凿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1座;在每条支渠上还建起了数量不等的小水电站和提水站，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在林县全县基本形成。林县人从此告别了缺水的日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54万亩。

 

　　从此，红旗渠以其独有的慷慨的赠予和奔腾的激情，在林县挥洒出一片灿烂的天地。尽管天上还是骄阳似火，地上却是一派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色;昔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林荫公路;那从群峰之间穿山越涧而来的滔滔渠水，转瞬间化成了巨大的电能，又穿山破雾，奔向太行山深处;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如今红旗渠宛如一座绵延起伏的“水长城”，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中外游客。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