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发表前后:王明不屑白崇禧拍案赞赏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论持久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余音尚未平息，日军发动旨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国难当头，在我党的斡旋、倡导以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然而，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立刻成为军事上“防御外侮”的战役防线。在抗战进行到10个月时，1938年5月，不仅东三省难以收复，甚至从山海关到杭州湾，北部、东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沦入敌囊，19日，徐州会战结束，陈兵黄河东岸的日军正待发起新一轮攻势……日军的猖狂推进，动摇了一些人当初“抗战到底”的信心，一时间，“日本不可战胜，抵抗必亡”的亡国论调甚嚣尘上。

汪精卫的公开投敌又成为加在“亡国论”上的重量级砝码。当然，“亡国论”既不会、也不能一统天下。“速胜论”是表面急切、而实际缺少佐证、缺乏力量抗衡的另一种声音。战与不可战、亡与不会亡之间，也有人提出“持久战”。然而，“持久”到何年何月，延宕到哪天哪时？当时的抗战形势充满了未知的迷雾，面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天下熙熙，谁能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身居延安的毛泽东没有因为延安地处中国一隅而将时局“横看成岭侧成峰”。徐州会战结束之际，毛泽东开始撰写酝酿已久、建立在科学判断和分析之上的时政论文——《论持久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日本必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但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需要建立在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基础之上，这还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延安城内凤凰山麓那孔明朗而温度适宜的窑洞里，毛泽东几乎笔不停歇、夜以继日地写作着腹稿已成的文章，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当这部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初稿写成后，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演讲中，毛泽东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

这篇文章和这次演讲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对人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轰动。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建议下，《论持久战》被油印成册，在党内传阅，在传播到各个根据地后，成为我党我军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纲领。

初次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书名，扉页印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然而，囿于延安当时物资匮乏、技术有限，油印的手册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也非常少，在延安以及各根据地干部群众争相传阅中大有一册难求、洛阳纸贵的味道。于是，陈云又建议将这篇文章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印刷、发表，同时也可以扩大影响。

《论持久战》的书稿送到了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当时，除了要求印刷成册外，还要求《新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新华日报》是我党于1938年1月在国统区武汉创刊，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可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不准予刊登。从土地革命时期起，王明就自诩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瞧不上眼。在负责长江局的工作后，他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已露端倪。此外，他还不经过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一些言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动机日渐明显。此时此刻，对于摆在案头、毛泽东撰写的这篇《论持久战》他十分不屑。他觉得持久战的理论消极，认为“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没有根据。满肚子“洋墨水”的他还作了一首诗嘲讽：“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最后在中央一再致电的情况下，他只同意印刷成册。而印成之后，他却暗中送了几本到苏联，期待着莫斯科“正视”《论持久战》存在的原则性错误……可是理论见地的高低、以及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不是某个个人就能阻挡或左右的。《论持久战》不但在墙内开花，而且墙外花香浓郁。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白崇禧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素有“小诸葛”之誉。其时，国民党内也一直存在着“持久战”的论调，只不过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究，更没有人系统而深入地进行阐发。加之，正面战场的失利，大面积国土的沦陷，此时论“持久战”就像托词借口一样，不免被人侧目。据白崇禧当时的秘书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听完周恩来的介绍，有着十分的兴趣，他让周恩来一定送给他一本。在得到这册《论持久战》后，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白崇禧拍案赞赏，对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他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想立刻推荐给蒋介石，但转念想了一下，暂且按下不表。与毛泽东相反，蒋介石很少有长篇宏著，他的文章基本都是由人代劳，记日记也是三言两语。一次，一篇冗长而务虚的报告递给蒋，他看了几页，批了一句“我非纸篓”。基于对蒋的这些了解，白崇禧决定先营造个舆论以“先声夺人”。

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有军事权威之称的白崇禧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理论和观点所折服，甚至还将毛泽东叹为军事天才，这些都逐渐传到了蒋介石耳中，并引起他的注意。白崇禧趁此向蒋介石转述了《论持久战》的主要精神，并让程思远送了一册过去。不出所料，蒋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于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成为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共识之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香港的宋庆龄。读完文章后，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雄辩地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侵略者，100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历史见证了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预测，更历史地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列入了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