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抓住5个要害，中国外交被动变主动

 

 

　　4月20日至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今年的首次出访，为“一带一路”建设开局，为中巴关系加码，为周边外交树样板，成果丰硕，是中国外交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执政两年多来，中国外交呈现主动姿态，改变了一度面临的被动局面。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底就任时，中国外交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习近平主政后，采取了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重道义，讲原则，谋共赢。

 

　　一方面积极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重视全球布局，在三个大的战略方向上积极进取：其一，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其二，力推“一带一路”的发展与建设，稳定周边关系；其三，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促进在合作发展基础上的安全合作。

 

其结果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外交由被动变主动，从根本上扭转了一度面临的困难局面。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大创新。习式外交，已然成形。

 

要害1：中美关系

 

　　习式外交的确立，基于对世界局势发展的两个根本判断：其一，世界战略格局正在由单极向多极／多元发展。其二，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两个基本发展方向，才能抓住战略机遇、持续发展。

 

　　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左右世界两个基本发展趋势的关键。习式外交紧紧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寻求扭转局面的突破口。作为新兴大国，中国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并不挑战由发达国家建立并领导的现行世界体系，而是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积极姿态融入这个体系。

 

　　其结果是，随着中国实力迅速壮大，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局面，中美关系也因此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影响力；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都难以得到管控和解决。避免零和游戏已经成为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共识。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并大力推进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战略。其目的就是要在不损害各自核心利益、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在将两国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磋商来协调管控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在对等基础上共同商讨全球重大关切议题，找出最终解决的途经和方法。

 

　　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采取了包括非传统外交——与奥巴马先后在加州庄园和中南海进行了长达20小时的非正式会谈——在内的种种方式，阐明了中国愿意并且能够在世界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愿，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在2014年APEC会议后，中美两国在环保、能源以及军事互信等重大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极大地改善了双边关系。

 

　　“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稳定和发展了中美关系，为中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打开了最关键的突破口。

 

要害2：全球布局

 

　　习近平就任时，中国面临的外交困难局面，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习式外交顺应了世界向多极／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敏锐地走出亚太，拓展“外线”外交，面向全球布局。仅2014年间，习近平就造访了18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高频度的外交出访节奏，史无前例。

 

　　首先，习式外交把握住了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目标。习近平在就任两年内，旋风般地访问了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等主要新兴大国，在重大战略议题上与各国达成共识，夯实了金砖五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促使金砖国家会议成为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新兴国家俱乐部。

 

　　特别是创立了落户上海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这不仅标志着金砖五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而且对打破发达国家垄断、促进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实质性改革、改变目前世界金融体系的权责利分配严重不合理状态、在重新分配世界经济权重的基础上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等，都具有长远的重大意义。

 

　　同时，习式外交积极出击欧洲和拉美，拓展“外线”外交。习近平就任以来，高度重视中欧关系。在政治上，始终赞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在经济上，支持欧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安全上，积极保持同欧洲在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

 

　　2014年3月下旬，习近平借参加海牙核安全峰会之机，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国进行了旋风般的访问，不但针对欧洲最关注的核安全提出了以“理性、协调、并进”为主轴的核安全观，而且倡议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的中国和欧洲，要全面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等四个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了中欧交往的质量与内容。
　　接着，习近平于2014年7月再次访问了“美国后院”——拉美，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纵横联合，宣布与包括拉美全部33个国家的拉美共同体（美国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创建了中拉论坛，为提升中拉关系搭起了新的体制性平台。中国同拉美国家的整体合作机制呼之欲出。

 

　　迄今为止，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所指出的一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已经成型。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同盟”有本质的区别。成立于冷战期间的“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对抗。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在本质上是封闭的、排他的，盟友关系是不平等的——美国绝对主导，其使命是针对“第三方”的。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合作与发展，绝非对抗。因此，伙伴关系在本质上是开放包容的，不论国家大小贫富，都应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也绝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世界向多极／多元格局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性延伸和制度性保障，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全球性支撑。

 

要害3：“一带一路”

 

　　中国的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缺乏控制周边局势的能力，对周边局势的发展只能采取被动的应对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对周边地区有了日益增强的管控和主导能力。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南海、东海的领土和领海进行实实在在的开发与经营。这在客观上使得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南海有主权诉求的国家产生焦虑与不安。

 

　　而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在2011年以南海为抓手，用当时国务卿希拉里倡导的“巧实力”，高调重返亚太，推出“再平衡”战略。这使得周边一些国家产生幻想，妄图借此挑战中国，以求一逞。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周边环境的剧变及其带来的挑战都是难以回避的。

 

　　面对这一险峻局面，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理念，要求周边外交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道义。在坚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抓住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做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布局，积极谋求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谋求稳定。根据这一战略布局，中国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发展基金，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构建以合作发展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

 

习式外交的这些政策和举措不仅有效地化解了2011年以来周边地区紧张局势，而且使中国周边外交化被动为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

 

要害4：亚洲安全观

 

以经济发展推动亚太安全合作，是习式外交的一大创新。在2014年5月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亚太的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习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不仅一改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从不挑头的固有形象，而且提出了与西方国际社会长期秉持的“以实力平衡求安全”完全不同的新理念：以合作发展、互利多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通过合作求得整个区域的共同安全。习式外交的亚洲安全观，获得亚洲各国的正面响应，其相关内容载入《上海宣言》。

 

　　为此，中国以2014年主办APEC会议为契机，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大力推动包括APEC区域内所有国家的亚太自贸区进程，启动了超越并整合亚太包括美国主导的TPP在内的各类双边、多边自贸协议，并促使大会批准了相关路线图，这是APEC会议最具深远意义的重大成就。以老大自居的美国对此路线图竟不持异议。北京APEC会议后，中国趁热打铁，先后与韩国、澳大利亚两个亚太经济强国签署了自贸协议。相比之下，TPP由于参与国之间的纷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拖累，裹足不前；中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进程已经先声夺人，前景光明。

 

　　“一带一路”以及亚太自贸区的实质性进展，凸显出中国已经担负起与美国共同主导亚太事务的新角色。这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步前行，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要害5：秉持公道

 

　　习近平主政两年多以来，国际事务恰逢多事之秋。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各国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这使得悬而未决的伊核危机、朝核危机、伊斯兰极端势力等重大和平隐患趋于恶化；另一方面，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推动日本“正常化国家”进程，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恢复其心目中的“强大日本”。一旦得逞，必将强烈冲击基于战后秩序的亚太和平。

 

　　中俄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上也有结构性互补。习近平就任以来，紧紧抓住了两国谋求发展、希望在向多极世界的发展中保持战略均衡的共同战略目标，将中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并同普京总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局面，中国一方面始终如一地反对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秉持公道，明确反对并表示决不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当俄罗斯因油价暴跌、西方经济制裁而面临困境时，中国不趁人之危，而是积极表示愿意同俄罗斯加强合作，共渡难关。同时，中国政府理性把握原则立场，强调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三不原则”，确保中俄友好是促进发展、增进合作、保卫和平的正能量。

 

　　由于以安倍为首的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中日关系降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必须看到，安倍对中国的挑战有着深层的结构因素。随着世界由美国一极独霸向多极化发展，日本朝野越来越认识到，在多极世界中，日本与美国战略利益趋同性的基础将更加薄弱。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不可能也不会再对日本进行全面的庇护。这就是日本越来越强烈的“国家正常化”冲动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背景下，安倍政府试图借美国“战略再平衡”之机，通过挑战中国实现其“一石三鸟”的谋略。

 

　　显然，习近平没有对安倍抱有任何幻想，对其挑衅战略予以针锋相对、颇有分寸地回击：

 

　　首先，对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华罪行、更改二战定论等倒行逆施，中国立场坚定，寸步不让。并通过宣布“防空识别区”、将穿越“第一岛链”的演习常态化等行动，展示中国维护战后秩序、捍卫和平的能力与决心。

 

　　其次，中国将钓鱼岛水域的执法巡航常态化，但始终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钓鱼岛争端，保持中日关系大门的敞开，强调中日关系应该是和平的，中日之间应该有光明的未来。

 

　　随着习式外交的成功，安倍政府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与中国就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之争达成四点共识，以此换取APEC会议上同习近平的短暂“会见”。尽管如此，安倍并没有放弃其右翼立场。在最近的大选获胜后，依然声称要推动国家正常化，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此，习近平在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姑息否定历史罪责的倒行逆施，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但同时强调，不忘历史的目的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强大，改弦易辙将是安倍的唯一出路。

 

回顾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外交政策，其主导思想清晰可见：

 

　　 第一，在坚决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确立和平与发展为中国外交的主轴。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是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

 

　　第二，以发展中美关系为习式外交的基准点，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保持向多极世界转变过程中所必需的战略均衡。

 

　　第三，积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同步。

 

　　第四，紧紧抓住经济一体化大潮中共同发展、谋求进步这一世界主旋律，提出一系列以促进共同发展为主基调的外交政策，以发展求安全，以发展保稳定，以发展促和平。

 

　　第五，重道义、讲原则、求公平、谋共赢。牢牢把握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但也绝不为一己之私伤害他人。

 

　　第六，强调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同时，积极发展国家各方面的实力，为维护中国自身利益提供切实保障，增强捍卫和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