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在北京举行，基辛格、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朱光耀、韩俊、刘世锦、易纲、斯蒂芬-罗奇、宁高宁……当这些政商学界最顶尖的人物凑在一起，会讨论什么？
最全论坛精彩观点汇总：
基辛格博士：中国的成就超越人类极限
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当时世界状况和条件下产生的，当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见时，中美还没有实际问题要解决，所以谈谈长期计划和理念是比较可行的，但是现在两国相互交融程度很高，面临更多短期问题。
其实过去1800多年中国都并不是崛起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可能也是最有组织的国家。所以当人们说中国是崛起力量时，其实非常不寻常。我一向都非常高兴回到中国，现在中国发生的巨变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胜利。1971年看到北京的样子，可能完全想不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巨变。这的确是超越人类极限的梦想。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中国离新常态还差十年
中国刚刚开始向新常态的过渡，如果把今天的经济称为新常态可能有一点过于乐观了，甚至有一点点自满，而事实上这种经济的转型在未来的10年中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实现。中国最终会进入新常态，但现在就庆祝中国进入新常态可能为时过早。美国终会意识到，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还是主动参与亚投行这样多国共同努力的事情，而非孤立在外。美国在欧盟的盟友表现出了参与的意愿，这会给华盛顿传递明确信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官员不作为是更严重的腐败
中国的整体官僚体制不作为，大家都在说说乱作为比不作为要好。我当时就强调，乱作为是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甚至是更严重的腐败，省委书记、省长都是稀缺资源，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到各个地方去看，对官员来说新常态是什么？他们现在不接电话、不接文件、好好学习、看书，这样不会犯错误，这就是常态。这种常态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非常不好，习近平、李克强一直在说行政审批权下放，也已经下放了几百项，但是我觉得这些下放权利的含金量不高，很多权利地方还不敢要、不想要。
现在大部分含金量高的权利还是掌握在官僚机构和政府手里面，政府官僚体制已经不作为了，就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权利闲置着，权利既没有跑到企业，也没有跑到地方政府，也没有跑到社会这是非常不利的状态。因为日本、东亚四小龙政府是非常作为的政府。我觉得经济发展不能靠民粹主义，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1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有达到8%的潜力
今年刚刚召开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的目标是7%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而且很可能达到了目标会在7%以上。并且我认为不仅2015年是在7%或者高，很可能在2016年-2020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中国政府所定的目标也可能是在7%左右，而实际达到的也可能会超过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今明两年中国经济进入触底期
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中央决定对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应该说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
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走向成熟必须要过的一关
未来中国实现创新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是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第二是中国对严重过剩产业的洗牌，第三是绿色发展也将成为创新型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战场。中国是三个条件的组合，大大地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吴敬琏：将稳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取向，我有所怀疑
我们需要非常冷静的对目前状况做出判断，要努力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因为这个经济增长方式从所谓粗放型的转向集约型的，今年是第二十年，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增长的质量，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成效。以至于造成了现在的困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我对于将稳增长作为主要政策取向这一做法有所怀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政府做规划时，领导过于任性
我们的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领导过于任性。这个领导上台搞一套规划，新的领导上台又搞另一套规划。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各个地方的规划必须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地方的法律，要坚持几十年不变。
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局长叶燕斐：电力价格还可以涨一点
考虑到我们国家有68%的能源是来自于煤炭，如果我们把电力价格降下来，可能会鼓励更多的化石能源的消费，而国家电网更不愿意去收购可再生的能源，比如太阳能或者风电。所以现在需要改的，不是把电力价格降下来，而是应该把我们的碳税和碳消耗的成本，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污染排放的成本加到我们现在能源消耗的价格当中去，同时终端的电力价格可能不降，甚至还可以涨一点，这样有助于大家更好的、更经济的使用能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周其仁：企业跑外国去投资值得警醒
中国土地贵，税也不便宜。一线城市土地成本占比超70%，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土地成本才13%。很多中国公司跑纽约去投资觉得挺开心，因为土地成本没那么高，税也比我们便宜。这是个别现象，但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海关总署发报告说中国成本优势丢得很快劳动力太贵。劳动力成本有一块是社保，占工资总额40%，不能根据经济形势好坏变动。发达国家没这么高。中国怎么形成了这个较高的强制性社保税？劳动者未来需要时能否确实返还？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一不缺动力，二不缺机会，关键之一是系统降低中国的制度成本。这个东西没办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把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下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活力就会损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一国儿童福利人员不如纽约多
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一定要适应新的需要，儿童福利的管理现在我们几乎是空白，比一比国外，不用说别的，纽约一个市就有1万多个公务员在管理儿童，全中国包括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不过就是1万多人，不会高于一个纽约市。说老实话，像这样一种管理空档我们无论如何改革，中国也提升不了，这个挑战需要我们的智慧，需要我们的共识！
礼来制药董事长李励达：中国的监管制度应跟全球监管框架对接
中国的监管制度应跟全球的监管框架对接，在时间安排上应跟全球同步。中国在监管方面与国外区别太大，在国外通过审批的药物在中国再审批，还要走六年的流程，而且还不一定能够上医保报销的名单。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研究院主席鲁里埃尔-鲁比尼：中国增长率可能更接近于6.2%
中国的增长率会下降，而且可能会更接近于6.2%左右，在未来的10年当中可能会达到5.4%或者是更低。
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威尔：中国6%增量相当于日本12%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6%所带来的经济活动也是相当的庞大的，如果我们说日本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12%的话，中国哪怕是6%的增速所创造的增量就相当于日本12%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制度环境下黑天鹅不大可能发生
长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热钱流入。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稳定确实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但是，热钱流入在中国这种体制环境下，它的消极作用是可以控制的。最大的危险还是资本的外逃，这是黑天鹅现象。在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大可能的。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这个问题应该高度关注。
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肥胖和超重是一个经济问题
据计算中国已有26%-40%的人，要么超重，要么肥胖。据测算，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在2005年时是GDP的4%，到2025年时会升到9%。超重和肥胖不仅是营养问题，发展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中国农药使用量比世界平均高得多
环境污染这么恶劣，粮食安全还保得住么。中国粮食生产面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已经接近极限，资源环境亮起红灯。中国化肥的使用量非常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化学农药、农膜的使用增长得非常惊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中国提出的亚投行非常重要
中国提出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非常重要的，是完全合适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宏观经济推动因素，对于整个区域也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有类似的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机制，而且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非常好的成本优势，我们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需要有几百亿的投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世界经济不令人乐观
世界经济的现实并不令人乐观，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他们在经济增长、在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表现出现明显分化，从下一步的走势来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已经采取的措施能否收到成效，还取决于他们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应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
2015年财政金融改革一定要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2015年要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并坚持结构性减税、系统性清理收费，并力争盘活财政存量。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中国将成为最大消费市场
今后10年中国的增速可能会放缓，但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真的很慢，中国这样大型的经济体这样的增速是难能可贵的，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者的群体，中国很快也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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