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宇球：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运用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战士凯旋而归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剧，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上演了一幕幕高超的谋略活剧，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用众——上下同欲、谋力于民、谋民于战

　　战争是谋略、政治、国力、军力和民力的总体较量。

　　面对贪婪、凶恶、疯狂、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如何战胜之？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同欲，义战必胜。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作为上个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核心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计前嫌、二次携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率领中国人民上下同心、戮力御敌，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决战。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并成为这条战线的最先发起者、有力组织者和可靠领导者。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战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适时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谋略，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和鼓励，对其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加以斗争和孤立，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每一具体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后发制人，斗则必胜，适可而止，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路线，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还是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蒋介石只将政府和军队作为抗日的依靠力量，并将希望寄托于通过拼命抵抗争取英美等国出面干预，争取早期停战。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虽然在“唤起民众”这个原则上有一些进步，但并没有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作战地域日益扩大，参战部队日益增多，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发动起来。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力量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谋略思考。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发动民众实行人民战争。他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在抗战中，共产党通过团结国民党实力派和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壮大抗日力量。驻防西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西北军、老牌军阀阎锡山等被有效地团结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同时，共产党通过在敌后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群众抗战到底的热情。

 

　　运筹——审时度势、谋势造势、巧于乘势

　　在抗日战争的历程中，合理地分析敌我双方优劣，预测战争进程，描绘战争发展的基本轮廓，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是自觉地把握战争全局的重要前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攻占了平津地区，并分别向华北、上海大举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就范，实现其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但发动战争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攻城略地的强度和战争发动者国力的消耗是成正比的。日军为求速胜，每战必出重兵，每夺一地必用重力，每占一城必重杀戮，这样就必然加倍消耗其军力国力，必定加速其失败的进程。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经过研究和讨论，会议认为抗战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各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可能性以及我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清晰而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致进程和轮廓，极大地增强了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引导抗击日寇起着重要作用。

　　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谋势重于谋子，谋势为上，谋子为下。造势谋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劣势装备的弱小的我军，能占据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能使自己的力量增殖，能在战略防御的不利态势中创造有利的态势，并最终在战略上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彻底歼灭敌人。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战役态势，以“持久作战”的总方针对抗日寇“速决战”，造“先为不可胜之势”；运用优胜劣败规律，造战役战斗我强敌弱之势；着眼整体效益，造全局协调之势。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上，成功地谋划了陷敌于中国民众的“民势”，陷敌于全局被动的“位势”，占据战场有利地形的“地势”等。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占领地区的统治，大力扫荡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部队，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针对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图谋，中国军队以“面势”制约敌之“点线势”，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如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

　　同时，中国军队以我之“联网势”破坏敌之“联网势”。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军事会议，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正面战场先后发起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南宁会战、中条山会战等战役。敌后战场以华北、华中为一体主战场，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为两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特别是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开展了105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击破日军“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巧于“乘势”，积极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老照片）

 

 

善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巧妙配合

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确定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在长期的抗战进程中，中国军队逐渐实行了正面战场的内线持久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外线速决进攻作战，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据日方资料，日军在1938年10月之前和1944年4月之后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因此，两个战场巧妙配合，同时牵制了大量敌军兵力。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较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22次会战，“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线从华北、华东一直移至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分散了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决战”企图。同时，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使其迂回敌后，灵活出击，力求使战场态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完成在敌后战场的战略展开。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在敌人的深远后方，紧紧依靠民众，注重扬长避短，以长击短，对日军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你打你的正规战，我打我的游击战；你打你的步步为营，我打我的诱敌深入；你打你的分进合击，我打我的各个击破；你打你的扫荡战、围剿战，我打我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始终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25165次，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70年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安倍政权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案，架空了和平宪法，打通了海外参战道路，意味着日本放弃了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给未来日本走向、亚洲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带来巨大的冲击，值得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度警惕。我们应做到安不忘战、先戒为宝、止戈为武，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