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买的中国历史绘本，随手一翻，翻到了庚子国难这一章，我突然意识到，从1900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20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对像我一样的很多人来，一切好像还在昨天：我们像引用新媒体的警句一样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三句名言来表达观点，我们像讨论贸易战的前景一样讨论甲午战争的成败，好像如此漫长的岁月从未流逝过一样。这种现实与历史交织的厚重感，带给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契机—尝试的勾勒一副简笔画，来描述一下这六代人，如何跌跌撞撞地从100多年前的泥泞里走到今天。
第一笔，留给一个死于1900年的普通旗人。彼时，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清廷最后一点体面和威严，已经在黄海随着北洋舰队沉入了海底。华北山东被“拳乱”席卷，东南的士绅老爷们为了自己的瓶瓶罐罐公然互保，而屁民们挣扎在混乱无序的死亡线上，被四骑士的利刃像割韭菜一样的砍倒又迅速的生长起来，只剩下死中求活的本能。
北京城还没有那么糟糕，这里毕竟是帝国的中心，基本的秩序还存在着，四九城的人们也习惯了租界和洋人们的飞扬跋扈，旗人恩海就是这普通人里的一员。恩海不像普通旗人那样是提笼架鸟的爱好者，他是善扑营出身，爱学武爱练武，有一身好武艺，使得一手好快枪，靠着这手本事，进了神机营当了队长，管辖租界周边地面。其人结交广泛，为人颇有古风。
当年五月二十四，德国公使克林德驱马轿路过被拦，不但不停，反而从马轿里向外射击，旗兵们四散之时，恩海果断反击，抬手两枪就击毙了克林德。之后，因不愿周边居民被洋人祸害，恩海主动自首，被总理衙门交给八国联军，又交给德国使馆。德国使馆拷打了他两个多月，就指着他咬出一个两个大人物，但恩海至死都没有出卖任何人。
作者是这么写自己的心境的：“我的心，好比被塞进花椒水里，全麻了。已没了什么害怕和胆怯，眼睁睁地看着恩海的脑袋掉在地上，脖腔血蹿溅起老高。”
◆恩海
第二笔，留给一位51年出生的学者。51年是个百废待兴的起点，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出生在这一年，在这里我要谈的跟他的学术无关，而是他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温教授算起来比我父亲大七八岁，有着这一代人典型的生活经历，少年时成长在北京，青年时到山西插队，整整生活了11年，之后以工人身份回到北京，从事社会研究。
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个文盲率超过80%，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基础建设的社会，刚刚解决了安全问题。对那一段历史，我也有过形象地比喻：“如果把新中国当成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无疑是这样的：一个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光棍组成的创业型企业，要投资没投资，要技术没技术，还偏偏给自己的定位是全行业第一。这种企业要发展，要扩大再生产，最缺的就是钱，也就是资本，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搜集资本。这种情况下，能依靠也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疯狂加班，多干少拿，严格管理。”
这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是繁重辛苦的，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是父辈们农村生活的共同记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更像是时代变化的注脚，苏联的工业化援助撤资了，怎么办？走出去吗？没有那个能力，去抱别人大腿？那我们独立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自己勒紧裤子加油干，别无他法。在人口报复性增长但生产力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社会的内卷化相比几十年前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从牙齿缝里抠出来工业化的本钱，实在是一项悲壮而又伟大的事业。
温教授是这么说的：“好悬我们有一代中国人，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半代人，无偿奉献，那是个英雄时代！我们得到什么了？插队的时候两毛钱一个工日，我就该得两毛钱吗？当兵一个月6块，就该得6块吗？当工人一个月27块，就该得27块吗？难道我的劳动剩余价值不都贡献给这个国家了吗？贡献给国家工业化了吗？当然是。”骄傲中又有些无奈，但打动我的恰恰是这种无奈，让那个我们未曾经历的时代变得有血有肉。
如果有选择，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宝贵的青春消磨在田间地头的繁重劳动中，但责任在那里，只有义无反顾，而依靠着这种义无反顾，中国实现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纯粹依靠自身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进程。
第三笔的主角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在2020年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有很多人很多事可说，但在我的感受中唯有半导体产业能表达这第三笔要表达的内涵。
从懂王挑起贸易战至今，美国在多个领域发起的挑战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反倒进一步拉大了逆差，但唯独中国半导体——移动通信产业的打击烈度越来越大，先是制裁中兴，之后对华为的绞索也越勒越紧。从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开始，随着华为的应对，各种更严苛的手段接踵而来，技术出口规则的技术含量指标从25%一降再降。而非经济的打击也从没消停，孟晚舟女士被拘禁在加拿大已经有一年半多的时间。而华为则几乎是在所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对最坏的情况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但出乎很多准备看笑话甚至落井下石的人所料，中国的半导体-移动通信产业并未束手就擒，也没有悲观气馁，而是坚定不移地进行全产业链自主升级。
意志薄弱的战士和卑躬屈膝的地精们还没有开打就已经成为恶龙的帮凶，而一路打着怪兽捡着装备过来的冒险者则没有停止思考如何战胜对手，这种困境中的稳健，是整个产业集群勇气的体现，是工业化中国无所畏惧的意志的体现。在这个新冠横行灾害肆虐的当口，没有什么，比无畏的英雄主义更能显示自己的决心和对敌人的蔑视。
这120年，是中国人从乞活走向活得更好的过程，在我们经历了无知的愤怒和无奈的艰辛之后，我们面对的是如何铸就无畏勇气的问题。
如果不是贸易战的刺激，中国人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如此切肤之痛的认识。但这并不是新的历史，追求独立与自由，永远是这个世界最有吸引力的道路，但又是最难走的荆棘之路。虽然很多人都说，“脱钩”不应该是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但针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攻击和压制，以及这几天休斯敦领事馆被迫关闭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世界顶端越来越疯狂的金融帝国，只有时刻拥有独立自主的觉悟，才不会被这些纸老虎压倒。
当然，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提醒我们，如果仅仅是把眼光放在如何打倒旧的恶龙，那么必然会被新的恶龙所奴役。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名言，其实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这充满天才的闪光和运气的领域，更像是对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自我实现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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