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也谈批判《日瓦戈医生》的教训

“批判者就是人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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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的英文出版方美国哈珀·柯林斯集团，恰恰也是62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英文版的出版方。

考虑到《日瓦戈医生》曾经被西方用来作为与苏联冷战的重要武器，这一事实本来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与警惕才对，孰料有人竟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读。 

 

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国内对《日瓦戈医生》的批判，反而“让自己在盟友和世界上可能同情苏联的国家和人士中声名狼藉”，苏联“多年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也“付诸东流”。

 

他们这种虚伪论调所传递的暗示是很清楚的，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主流精英挂在口边的论调，他们已经不敢公然反对互联网上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如火如荼的批判（“批判”这个词长期以来被妖魔化了，所以我一直回避使用，今天在“辩证性思辨”的意义上重新启用），只能假装惋惜地说，你们批方方的《武汉日记》，就像当年苏联批《日瓦戈医生》一样，外国人会骂娘，所以对中国更不好。

 

这种论调无疑是在“忽悠”，但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值得略加辨析。

 

02

首先，把外国人叫好还是骂娘，作为评判一件事情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映，是彻底丧失了自信心的结果。

许多人都听过父子骑驴的故事。

 

从前，有对父子赶着一头驴进城去。途中有人笑他们说：“真笨，为什么有驴不骑呢？”于是父亲让儿子骑上了驴。走了不长时间，又有人说：“不孝的儿子，居然让父亲走路，自己骑驴。”父亲赶紧让儿子下来，自己骑着驴。又走一会儿，有人说：“这个父亲真狠心，居然让孩子走路，自己骑驴。”父亲连忙让儿子也骑上驴，心想这回没问题了。但又有人说：“两人都骑驴，还不把驴压死啊？”

 

父子相对无语，满脸懵懂，因为他们只剩下一种选择了——抬着驴走。

父子俩之所以陷入这种窘境，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何使用这头驴子，反而盲目顺从路人所导致的。

 

对方方《武汉日记》的批判，牵涉到很多重大问题。包括要不要尊重最基本的事实？要不要肯定中国的抗疫成就？要不要反对特权与腐败？要不要反驳“病毒源于中国”的谬论？要不要反击对海外华人的歧视与迫害？等等。

 

对这件事的意义，外国人不理解，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如果解释以后他们还不相信，那就只好随他们去了。

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该做的事情，外国人要谩骂，那是他们的自由，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外国人谩骂吗？ 

 

03

其次，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批判，与当年苏联国内对《日瓦戈医生》的批判，只有表面的相似性，本质却完全不同。

简言之，苏联当年对《日瓦戈医生》的批判，主要是由官方自上而下组织进行的，今天中国互联网上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批判，却完全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的。

 

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批判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人，既非“极左”亦非“高官”，主要是民间朴素的爱国者、对事实真相有洁癖者、憎恶特权者，其中绝大部分不是职业写作者，而是各自有其他谋生的正当职业，他们都是普通人，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进步给了他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他们并不是在为人民代言，他们也不是人民代表，他们就是人民本身！

这种批判，本质上属于社会公众对精英——即指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并掌握更多资源的人——与“精英联盟”的监督与制衡，这次批判方方日记的过程中被网友揭露出来的精英联手廉价占有国有土地，转手获得巨额财富的事实，证明这种监督是绝对必要的。

 

对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外国观察者来说，中国人民在批判方方《武汉日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真理的热爱、对原则的坚持以及对高尚道德的追求，正是中国的光荣。反之，如果任由方方“日记”这种充斥着道听途说与谣言的东西四处泛滥而没有人站出来批判，那才是中国的耻辱。

 

04

最后，顺便说一下《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

其实，聪明的网友从这部小说正式出版的第二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可以对这部小说做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了。

 

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是，类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这样的小说，永远不可能在西方获任何奖。

 

《日瓦戈医生》描述医生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自传体裁的作品，时间线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再到国内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位受过旧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人道主义情怀，但始终无法融入革命的时代大潮，他一直试图逃避，一生颠沛流离，受尽挫折。

简言之，这是一部苏联版的“伤痕文学”——用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际遇遮蔽历史本质，在小说中，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看不到了，读者看到只是破坏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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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对《日瓦戈医生》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自己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本人甚至都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自然也就谈不上能够对批判进行高屋建瓴、直指要害的指导，整个批判组织得相当混乱，没有达到教育人民、教育作者的目的，埋下了日后翻案的祸根。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日后笔者再对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及苏联对《日瓦戈医生》对批判做详细的讨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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