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城：到中国出管理思想的时候了

 

 

到中国出管理思想的时候了

李凯城

一、几代中国管理学者的共同心愿 

习近平同志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要“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努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不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认真领会、贯彻，对学科性质介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管理学发展，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我为主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几代中国管理学者的共同心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袁宝华等老前辈在论述中国管理学发展道路时就明确提出，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30多年过去了，中国管理学在博采众长方面成效显著，国外管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西方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几乎第一时间就被介绍给国人。可这个“我”是指谁？在“以我为主”、构建中国管理思想体系方面，又做得怎样呢？

应该说，中国的企业家们交出了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以海尔、华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企业，在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管理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提出新的管理主张，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取得了显著业绩，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企业家开始登上哈佛等世界一流商学院的讲堂。

相比之下，管理学者的表现则逊色不少。虽然管理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但高校课堂上讲的基本上是西方理论；各种管理学研究成果推出了不少，可独创性的东西并不多。情况如总书记所说，“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位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理论研究缺乏原创倒也罢了。严重的是，连中国管理学该不该创新、要不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似乎也成为问题。有学者断言：“有中国管理学吗？绝对没有！”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部分学者从来不提中国管理学，而只认可、只研究所谓的“管理学在中国”。

部分中国管理学者的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自然逃不过国外同行的眼睛。专门研究当代管理思想的美国学者伍尔德里奇1996年出版的《企业巫医》，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著名管理学家及学派。从美国的德鲁克、彼得斯说起，讲到欧洲的汉迪，讲到日本的大前研一，一直讲到韩国的金，却只字未提中国学者。2013年作者新著《管理大师》，更突出介绍了近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一批新秀，指出“印度人的名字正在迅速占领世界最知名大师的名单”，提及孟加拉的尤努斯、黎巴嫩的塔勒布、希腊的马尔凯德斯，仍没中国学者什么事。难道中国管理学研究如此不堪？非要等到越南、缅甸一类国家都出了大师后，才能轮到中国学者？

有学者大声疾呼，“中国的管理学家该登场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经济腾飞，以丰田、松下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企业异军突起，业绩显著，成为全球管理学者关注的对象。遗憾的是，日本管理学界作为不多，以致连《日本的管理艺术》、《丰田模式——精益制造的14项管理原则》等书，也出自美国学者笔下。今天，中国经济及企业发展的情况很像当年的日本。如果有一天，国外学者推出《中国的管理思想》并引起轰动，中国管理学界情何以堪！

二、构建管理思想体系的内在要求

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谈何容易。近年来，不断有管理学者提出一些新构想、新思路，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可大都未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理论本身不够成熟，未能满足构建新体系的内在要求，恐怕是主要原因。

新构建的管理思想体系至少应当满足四个条件：

（一）能够弥补原有体系的重大缺陷。之所以提出构建中国管理学体系，主要是因为，形成于百多年前的西方管理学自身存在不足，其体系已无法容纳日渐增多的研究成果，其思想已不能有效指导新的管理实践。原体系最大的弱点在于，理论研究及其成果主要围绕如何做事而展开，作为管理主体及主要客体的人，被视为组织机体中完成某一职能的部件，未得到足够重视。在企业中，人更被简化为手段工具。管事与管人相分离，管理学偏重研究如何做事，而组织行为学注重对人的研究。

（二）能够适应未来管理的发展需要。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极大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进而改变社会生活，也从根本上改变着管理实践。信息时代对管理的根本性要求是什么？就是如何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难想象再如过去那样，靠少数精英高瞻远瞩绘制一张蓝图，然后层层分解为各种KPI，再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管理办法，诱使或逼迫所有人执行，就能使组织获得生存和发展。经营管理模式必须重新设计。新的管理机制应当为了人、依靠人，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三）必须以实际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基础。管理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管理学领域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并不难，但要想构成理论体系却非易事。构建新的管理思想体系固然离不开大胆探索、合理想象，但探索、想象需以成功的管理实践为基础，而不能只是在编造名词、概念上下功夫。以往一些管理学者的理论创新之所以不成功，以至成为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持。

（四）能够被一般化（generalization），即可概括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在总结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将一个个看似个别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进行高度概括，加以“基因减除”或修正，从而找出规律，使经验性的总结上升为可指导行动的理论。这个找出规律并加以推广的过程，就是学术上讲的一般化过程。

以上述四条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最符合条件者，当属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其理论与实践紧紧围绕人而展开，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的管理。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一直在发展，其着眼于充分调动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特点，完全符合信息时代对管理的基本要求。九十多年治党、治军、治国理政的巨大成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人类管理史上的奇迹，而且还在继续创造着奇迹。虽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但仍不失为苦难辉煌。

由此联想到对中国管理学发展要“以我为主”的理解。以我为主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如果不是以我为主，怎能称之为中国管理学。问题是，这个“我”指称什么？

有人将“我”理解为传统文化，希望从古代圣哲的嘉言懿行中提炼出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涌现出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形成了丰富的管理思想。但客观分析，想以其中任何一个学派为基础，构建面向21世纪的管理思想体系，都有相当难度。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全面继承了传统文化精华，并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在治党、治军、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管理思想中包含着历代先贤的智慧，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想为主，就是以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主。

有人认定“我”为著名企业家的思想，希望从他们的管理实践中提炼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架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顺应潮流，把握机遇，大胆创新，自强不息，开创出一番事业。他们的成功得到认可，其经验被广为宣传。但是，再成功的企业家不过是成功创办或领导了一个企业，其业绩根本无法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相比。并且，仔细研究中国优秀企业家管理思想的渊源，不难发现许多人身上都有毛泽东时代的印迹。他们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强调以我为主，自然不能排除近些年来国内管理学界的努力。应该说许多学者的探索都是有益的，确实提出不少重要观点。但从总体上看，这类成果均属花果枝叶，尚不能构成中国管理学的根本。并且相当多的管理研究处于理性思辨阶段，既没能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鲜有人实际学习和应用，更谈不上发展为学科、学派了。可以预期，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学者即便更加努力，其管理思想离形成真正的学科体系，仍难免有差距。而如果找不到体系构建的突破口，恐怕相当长时间里，便只能在新体系应具备哪些要素、符合哪些要求等表层问题上做文章了。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想为主，博采众长，吸取各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三、构建管理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一个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管理学体系，必须在核心辞语的基础上，具备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系统完整、兼容开放等条件。首先是要选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分析。

管理实践涉及人、事、物。做好管理工作，需要分别研究人理、事理、物理。物理研究属自然科学，对人的研究主要靠社会科学。研究人如何做事，既与物理有关，也会因人理而不同。对物理的研究不分中外，因而管理学有部分内容对各个国家都适用。但对人理的认识和把握，却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构建中国的管理学体系，显然应该在对人的管理方面多做文章。要想管好人，首先得正确分析人，对人性提出合理假设。

西方管理学高度重视人性分析，强调应以人性自私假设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受上个世纪初学科构建时科学技术发展整体水平的影响，早期西方管理学者大都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认识所有事物都强调先分解，再组合。涉及到对人的管理也不例外，主张通过科学研究，将人的本质属性抽象出来，作为构建管理学原理的根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抽象的人只能持个人主义价值观，即理性的经济人。

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西方管理学从泰勒开始，就比较偏好大棒加胡萝卜式的管人办法。而要想用好这套方法，又必须明确分工、量化标准、严格考核、严明奖惩。这四条要领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可谓科学管理理论大厦的四根支柱。围绕这些支柱，管理者研发出大量方法和工具，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模式。在很长一个阶段，这套体系思想和管理模式被认为是逻辑自洽、实用有效的，受到各级各类管理者的推崇和偏爱。

然而，大棒加胡萝卜式的管理在实践中也遇到挑战。梅奥等学者发现，人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动物，还有许多社会性需求。这一研究动摇了原有的人性假设，引发新的理论思考。管理学者陆续提出社会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并据此修改、调整管理思路。不过，提出复杂人假设后，管理学家的探索之路似乎走不下去了：人的需求是复杂的、多变的、因人而异的，那让实践中的管理者如何来满足呢？

面对管理实践的挑战，有学者提出文化人假设。什么叫文化人？实际上就是强调人的本性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受所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影响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改变了组织及文化，就可以改变其成员。这是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一次质变。即不再一味地探寻人的抽象本质，通过满足人来激励人、控制人，而开始考虑如何教育人、影响人，通过改变人来达到管理目的。企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一条与科学管理并行的、新的发展脉络——人本管理。但是，如何培育企业文化，怎样才能变交换型领导为变革型领导，西方学者始终未能给出完整答案。

西方管理学遇到的上述难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早有研究、有结论。马克思向来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附着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质疑单纯依赖文化教育或环境塑造来改变人的观点，提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强调人性可塑，且能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估计所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反对，但难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讨论此类问题，仅靠例证无法令人信服。因为现实生活非常复杂，既存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现象，也不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事例。所以，需要进一步分析：人性具体指称什么，这种东西能不能改变，又是如何改变的。

要讲清人性问题，必须从人的精神结构说起。笔者认为，人的精神结构大致包含三种成分，即需要系统、认知系统和行为操作系统。需要系统相当于人体的发动机，人的一切行为均源自内在需求的驱动。认知系统相当于人体的操控装置，通过对内部外部各种信息的加工处理，找到能够满足需求的行动方案。而行为操作系统接收来自认知系统的指令，最终完成满足需求的活动。三个系统紧密配合，共同决定着人的所有行为。

人们常说的人性，显然不是指人的认知系统，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认知总是不断变化的，无法想象哪一种想法与生俱来、一成不变。当然，更不可能指人的行为操作系统，事实明摆着，人的任何能力和习惯都是后天培养的。所以，探讨人性问题，主要是分析人的需要系统，研究人的需求如何形成、是否可变。

生命是具有适应能力的自我平衡系统。生命体保持和恢复平衡的内在要求就是人的需求。维持生命需要多方面的平衡，故人的需求多种多样，共同构成了需要系统。对人的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分类，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直接需求与间接需求、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绝对需求与相对需求，等等。每个人的需要系统可视为多种需求的独特组合。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需要系统都是独特的。但西方学者基于还原论思维，总想从中抽象出共同的、不变的成分，以此作为构建管理理论的基点。为此，学者们提出各种需求动机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该理论的贡献在于，打通了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关联，将人的所有行为都归因于需求驱动。但马斯洛关于人类需求分为五类、呈阶梯状的假设，不仅从未得到科学试验的证实，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选择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各种复杂的精神现象。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人的各种需求都是在先天类本能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哪一种需求满足得越多，其在需求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越大。如果管理者将员工视为理性的经济人，老用“大棒加胡萝卜”来刺激、来激励，员工们的物质需求只能越来越强烈，对物质回报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以致深陷物欲之中而无法自拔。这也就是默顿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相反，管理者如果换一种思路，不是强调个人眼前需求的暂时满足，而是教育人们认识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并且组织起来为之奋斗；不是采用利益交换的激励方法，而是教育员工认识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不断地为之奉献牺牲。久而久之，多数人的需要结构会发生变化。他们会更加热爱集体，更加看重事业，而不再过分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去做金钱的奴隶。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人的行为由需求驱动，这本是生理、心理现象，可有学者据此引出“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性”等结论，进而推出一系列政治主张。这种推理不合逻辑，也站不住脚。自私不是一个生理学或心理学概念，而是对社会上某些人只求个人欲望满足，不顾社会、集体和他人言行的概括。如果将任何满足个人需求的行为都视为自私，而不去考察这些行为导致的社会后果，势必得出慈善救人与谋财害命同属自私、难分高下的荒诞结论。

人的所有行为都源于自身需求，可称之为自利。自利不等于自私。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存在为满足一己之需，而不顾他人、集体乃至社会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根本原因还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财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生活必需。长期生活于“让给他人就意味着自己失去”的环境中，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会优先考虑个人及其亲友的利益。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想创造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世界，绝不能单纯地靠教育、靠慈善，最根本的还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使每个人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得到基本满足后，其他需求如交往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特别是创造性劳动的需求和超越需求，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直至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若加上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便有可能实现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理想——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

改造客观世界、追求共同理想的伟大实践不可能仅靠少数精英，必须有一批最先认识真理且愿意为之奉献牺牲的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去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并把他们也组织起来，一起为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奋斗。在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伴随着奋斗者的奉献与牺牲，他们的精神世界逐渐变化，对劳动、创造、奉献的需求会成为主要需求。这也就是革命导师所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的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

总之，承认人的现实需求和利益，教育人们认识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并且组织起来为之奋斗，在奋斗过程中加以正确引导，最终实现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同时得到改造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管理思路。

四、关于中国管理学学术体系的构想

中国共产党人将上述思路付诸实践，形成了全新的管理思想体系。其框架结构如下图。

 

（一）宗旨愿景。这是共产党管理的核心。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组织讲管理，首先强调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绝非偶然。宗旨看上去像口号，实际上是人本管理的核心。如能为广大组织成员真正认同，会成为决策指挥的最终依据、奋斗牺牲的力量源泉、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对外宣传的最大亮点。相比之下，西方管理学只是在讲战略决策、企业文化、员工激励等内容时，有时提及组织的使命愿景。离开了宗旨，管理理论便缺了“魂”，像是一些方法、工具的堆积。

（二）发展道路。宗旨愿景确立后，需要寻找正确的实现途径，即发展道路和模式。包括制定宏观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为此，共产党的管理强调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强调决策指挥意味着博弈，尤其需要掌握“战争指导规律”；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应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强调与时俱进，随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部署及政策策略，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管理学涉猎不多的。

（三）思想管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为广大组织成员真正认同并努力践行，才能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宣传思想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被行家里手称之为“软实力”。共产党的思想管理与西方的行为科学、企业文化有明显不同，突出了人的思想及思想管理；确立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基本思路；形成了包括科学原理、方法工具及作用机制在内的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

（四）组织建设。靠思想管理提高组织成员积极性后，还必须将其很好地组织起来，以形成合力。中国共产党一向以组织见长，毛泽东被誉为“将砂子扭成钢筋的人”。这主要得益于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例如，视组织为生命体，强调组织建设，包括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建设、机关建设、队伍建设等；将信仰组织附着于行政组织之上，形成“复式结构”；实行民主集中制，解决分权与集权的矛盾；将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相结合，使人人在组织中，充分发挥组织的管理作用，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管理学鲜有论及的。

（五）干部队伍。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与大棒加胡萝卜式的管理不同，共产党的管理对领导者自身素质提出很高要求。既要聪明能干、积极有为，又要忠诚可靠、为人师表。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例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任人为贤，搞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强调培养与使用并重；注重在实际斗争中考验和选拔干部；提倡关心爱护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不“一棍子打死”，等等。中共历史上人才辈出、事业发展，是其干部管理思路的有力证明。

（六）作风纪律。思想教育重要，但不是万能的。组织的战斗力必须靠铁的纪律来保证。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将组织的要求转化为每位成员的行为习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作风。纪律作风建设是共产党管理的主要优长，形成了一整套成功的做法与经验。例如，从思想教育入手，强调自觉；注重平时培养，抓好点滴养成；加强检查监督，严格奖惩兑现；领导模范带头，处处以身作则，等等。相比之下，西方管理的相应部分远没有如此清晰、明确。

（七）民主管理。民主管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新。实行民主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智慧，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密切上下级关系，实现对各级领导的有效监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曾经是民主管理的先驱和典范。但民主管理也是一把“双刃剑”，某些环节处理不好，有可能带来副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也不乏教训可言，至今仍在探索中。

（八）内部关系。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既是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又是人本管理追求的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组织内部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进行了大量成功的探索与总结。如强调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提出官兵平等、相互尊重，倡导把组织办成大熔炉、大学校、大家庭，开展各种形式的“尊干爱兵”活动，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主张不过分拉大组织内部的待遇差别，等等。这些管理举措不仅确有成效，且得到国外学者高度评价。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强调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

（九）统一战线。组织要想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此，中国共产党视统一战线为重要法宝，提出了一系列管理主张。例如，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刻关注人心向背；通过群团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挥外围组织的助手作用；尽可能地团结中间势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将敌对阵营中可以暂时拉过来的部分都拉过来，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主要敌人；在所有合作过程中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等等。

（十）世界观、方法论。靠宗旨愿景来感召人，势必对管理者本人的思想素质提出很高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管理是一种“基于信仰的管理”。为此，需要管理者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相应的群众观点与实践观点。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必须时时处处把握好“度”，这又需要学好、用好辩证法。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用于管理实践，形成具体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一大特色。

以上十条，基本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不妨以此为框架，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学术体系。理由如下：

首先，这些管理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分析为基石，完全符合理论体系构建的学术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系统完整。其中，所有的概念都是实际使用的，不需要人为编造；各部分内容环环相扣，缺少任何一条都难圆其说；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军、治国理政的巨大成功，足以证明这套管理理论的体系完整。

其次，这些管理思想有足够的经验支撑。每一部分都可以深化、细化，扩展成专门的知识系统。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堪称“富矿”，从中可以挖掘丰富的管理经验，概括出规律、定理；也不难找到生动案例，以证明这些管理规律、定理的正确有效。

再次，这些管理思想容易为国人理解。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阐述，许多道理反复讲了几十年。各级党政机关一再强调，各行各业的管理者耳熟能详。企业包括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学、照着做，并不感到陌生。所以，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管理学体系，估计不会有特别的障碍。

最后，这些管理思想紧紧围绕如何管人而展开，与西方管理学既有明显区别，又可充分互补。如果说西方管理突出体现了科学管理的特点，共产党的管理则尽显人本管理的优长。对管理者来说，这两套本领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确实缺一不可。

当然，一些深谙西方管理学的学者可能提出质疑，觉得共产党这一套东西不像是管理学，担心外国同行听不大懂。应该承认，有一定道理。可如果完全使用西方管理学的概念，那还谈什么创新学术体系。国外学者一时感到生疏不要紧，可以进行范式转换。即用西方管理学的经典术语，阐释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体系及其创新。

对这套体系最大的诟病，可能来自有理工科背景的管理学者。他们会问：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如火如荼，给管理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在笔者构建的管理学体系中，怎么一点反映都没有？这个问题提到点子上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如何认识和应对，已成为摆在各行各业、各级各类管理者面前的严峻考验。应对得好，所在组织必有大的发展；而应对不力，则可能陷入灭顶之灾。生死关头，不少管理者产生焦虑，完全可以理解。但越是到“万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作为领导者越需保持清醒头脑。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发展方向和策略，而不能一味地跟风，乱了自家阵脚。

笔者认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管理变革，关键在人。管理变革应当为了人，变革过程必须依靠人。只有抓住了对人的因素的再认识、再调整，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管理变革的大方向和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体系，完全符合时代潮流，值得所有管理者高度重视。至于各种新技术带来的实际问题，则需要专门研究、逐一分析，找出具体解决办法，形成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总之，在大发展、大变革时代，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根本，保持定力，以一变（改变对人的认识和管理）来应对万变。

五、中国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及课程体系

要形成学科体系，首先必须构建核心学科，其重要标志是写出比较权威的教科书。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概论》，至少应包括如下章节：

第一章概述，参考其他学科《概论》编写方法，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内涵外延、思想来源、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系结构、发展历史、应用前景，以及与西方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比较等。

其他各章，可分别介绍共产党管理各部分主要内容。其中发展道路部分，估计内容比较多，不妨将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分两章写。

最后一章尾声，可考虑专门分析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在构建起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拓展领域、深化研究，进而形成新的学科群——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管理学学科体系。具体说，应从四个方面努力：

（一）一般来说，学科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实践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学术体系构成理论知识的总体框架，引导人们沿正确方向不断探索。随着对该领域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来越透彻，相关的知识经验会逐渐积累。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便会从核心学科的“母体”中剥落，成为母学科的一个分支——有专门研究领域的新学科。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也不例外。除管理思想概论外，可形成的专门知识体系有：

1. 战略管理。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不仅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而且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统战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不菲业绩。完全可以从管理学角度加以研究，概括出决策特别是战略决策的一般原理，形成独特的战略管理理论。相信伟大战略家的战略管理，会比一般战略学家的研究更深刻、更实用。

2.思想管理。思想管理是共产党的一大法宝，明显不同于西方管理的企业文化、行为科学。可以考虑从管人主要是管思想立论，深入分析什么是思想、思想是怎样形成，结合当代心理学、教育学研究最新成果，重新诠释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详细介绍思想教育、谈心沟通、舆论控制、心理辅导、作风养成、典型宣传、骨干培养等方法工具，形成完备、实用的知识体系。

3.组织管理。作为思想管理的姐妹篇，主要介绍共产党的另一法宝——组织管理理论及其方法工具。包括组织原则、党委建设、机关建设、基层建设、创先争优、廉政建设、制度建设等。通过系统化的知识，帮助各级各类管理者理解共产党的组织力为什么强，更加重视组织建设，切实掌握组织管理的基本要领。

4.干部管理。西方管理设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已形成以“3P理论”为核心的完备知识体系。但很少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将领导者的管理单独抽出来研究。共产党认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因而对干部管理必须特别关注。经长期摸索总结，形成了包括选拔、任用、考核、监管、培养、关爱、保护在内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方法制度。其深刻的原理、丰富的案例，足以形成有价值的专业课程。

5.统一战线。任何组织要想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正确识别敌我友，整合各种资源，借助外脑外力，形成竞争优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有必要从管理学角度加以总结，从中概括出带普适性的理论、方法和工具，以便于各级各类领导者领悟，将这一法宝成功运用于各条战线的竞争。

6.思想方法论。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哲学。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哲学与管理的关系，分析共产党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中国古代管理有何不同，又要具体介绍毛泽东等党的领袖，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领导工作的具体实践，进而创造出一系列好学管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无论高层、中层、基层干部，思想方法论都应该是培训主课。

7.党性修养论。与西方精英文化偏重领导能力比，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内圣外王之道，形成了丰富的人格修养理论。运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对领导者的思想品德提出很高要求，故需研习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理论。有必要研发一门学科知识，专门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修身理论，结合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成长经历，系统介绍价值观管理思路及方法，最终形成“共产党人的心学”。

（二）学科体系形成的另一渠道是基本理论成果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管理学知识是从各种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反映了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但各个领域的管理亦有特殊要求，需分专题深入研究。反映特殊规律的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也会形成专门的知识体系。从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的应用看，即可拓展出以下学科：

1.党的管理。共产党是一个政治信仰组织。对自身的管理既不能模仿企业，也不宜照搬西方议会党团。必须从政治信仰组织对管理的特殊要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发展组织、实现宗旨的具体办法。以往人们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称为党建理论。党的建设实际上就是党组织如何管理。从管理学角度切入，有可能给学理不足的党建研究找到突破口，推进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2.军队管理。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特殊性质和任务势必对管理提出特殊要求。古往今来，无数军事家就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进行了大量探索，形成各种军事管理理论。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管理思想就是在人民军队管理实践中成形的，而且应用得最为成功。将这方面的原理总结出来，完全可以形成与众不同的军队管理学。

3.政府管理。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就开始着手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夺取全国政权后，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如何管理国家、促进发展、保持和谐、造福百姓方面，又进行了70年的艰辛探索。可以考虑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与西方行政管理学相媲美。

4.企业管理。西方管理学主要研究企业，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共产党对企业管理的研究略显薄弱。虽然也创造出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等一批典型，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却未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需要组织力量进行专题研究，以共产党的管理思想为主体，以企业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为素材，构建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管理理论。

5.社会组织管理。按照德鲁克的说法，未来社会中各种非盈利组织会加速发展，逐渐成为与企业、政府机构并列的三大组织形态之一。但对非盈利组织如何管理，学术界却鲜有研究，属于现代管理学研究的薄弱点。在非盈利组织的管理方面，共产党管理思想的应用及研究都明显不足，急需加强力量，早日填补空白。

（三）现代科学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各门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从中衍生出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管理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由此决定了与管理相关的新兴学科比较多。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也可以形成多个研究方向。例如：与心理学嫁接，研究心理学在管理中的应用；与社会学嫁接，研究社会学在管理中的应用；与教育学嫁接，研究教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与传播学嫁接，研究传播学在管理中的应用，等等。

（四）作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有一些基础性学科知识是不可缺失的。与中国共产党管理相关的、需要发展的基础性知识系统有：

1.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建国前为始创阶段，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开始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管理思路，运用于和平时期的各行各业，有成绩、有进步，亦有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大胆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提出许多新的管理主张；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综合“两个三十年”的探索，又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将共产党管理推向新阶段。

2.管理思想比较研究。选取适当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管理与西方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对比，在比较中揭示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独特优势，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这套管理体系的精髓。

以上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管理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的选题进入学者视野，进而形成更为宽广的知识谱系。

中国管理学学科体系一经形成，或将改变目前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进而可以考虑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国管理学专业。其课程设置如下：

（一）必修类课程

1.核心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原理及《资本论》精读；毛泽东思想概论及原著精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专业基础课。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概论；西方管理学；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3.专业课。战略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干部管理；统一战线理论；思想方法论；党性修养论。

4.人文学科课。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共党史与国际共运史；逻辑学。

5.自然科学课。数学、物理学。

（二）选修类课程

1.人文学科类。世界通史、外国哲学史；中国断代史、专门史；科学哲学。

2.社会学科类。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统计学等。

3.自然科学类。生物学、当代新兴科技导论等。

为配合专业学习，丰富教学内容，还可考虑组织力量编写如下书籍：《中国共产党管理经典著作导读》、《开国领袖的领导艺术》、《从党史军史学管理——红色管理经典案例剖析》、《著名企业家的红色情结》、《创业之初——井冈山斗争的管理启示》、《走向成功——从管理学角度解读延安精神》、《胜利之后——由西柏坡开始的管理长征》、《再创辉煌——改革开放的管理学意蕴》，等等。

六、中国管理学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通常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决定。按照常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形成后，自然会形成相应的话语体系。可为什么总书记特别强调话语体系建设？

笔者认为，这与前些年一味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重视理论创新，失去文化自信，以致一定程度上失去话语权有直接关系。管理学领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怎样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话语体系？重新夺回失去的话语权？除了搞好学科、学术体系建设，实现理论范式转换，开设相关专业、形成课程体系，传播扩大影响等基础性工作外，有必要选取共产党管理体系中若干核心观点和基本概念，集中力量做好诠释、宣传工作，使其真正为学术界及广大管理者了解、理解、认同并实际使用。不仅各级党政机关坚持用，而且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也要用；不仅年纪大的同志习惯用，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喜欢用；不仅中国学者常挂在嘴边，而且国外同行也开始跟着说、照着做。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起码有以下22个话语有必要突出强调： 

1.人的因素第一。这是共产党管理体系的逻辑起点。与西方物本管理形成鲜明对比。也符合管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2.以人为本。突出管理为了人，管理依靠人。人是管理的目的，而非赚钱机器加消费动物。

3.为人民服务。宗旨是共产党管理思想的核心。所有的管理主张均由此生发，为之服务。

4.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是共产党管理的根本思路。可实现既出业绩、又育人才的双重效果。

5.路线决定一切。突出强调宏观决策的重要性。引导管理者识大势、顾大局、把方向，既抬头看路，又埋头拉车。

6.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经营管理是一种搏弈，需要研究、把握游戏规律，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斗智斗勇的规律。

7.思想领先。人的行为主要受思想支配，管人一定要管思想。一事当前，思想领先。思想通了，一通百通。

8.组织建设。组织是生命体、有机体。不是事先设计好就能始终如一、正常运转的，必须不间断地维护与保养。

9.民主集中制。既讲民主，又讲集中，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度集中。这是最先进的组织原则。

10.支部建在连上。将信仰组织建立在行政组织之上，形成复式结构，确保组织的政治方向和核心力量。

11.干部管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抓管理不能平均用力，必须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12.自觉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铁的纪律只能建立在每个组织成员自觉遵守的基础上。

13.作风培养。作风是共产党独创的管理概念。作风就是战斗力、生产力。作风培养实质上就是将好的行为养成习惯。

14.民主管理。既然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就需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5.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人有获得他人关爱和社会认可的需求。实现“两个一致”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16.统一战线。将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对力量搞得少少的。借势借力，实现共赢。

17.大熔炉、大学校、大家庭。按此目标努力，使组织成为精神家园，产生超强的凝聚力、战斗力。

18.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桥”和“船”。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

19.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寻找客观规律，切实按规律办事，以确保行动成功。

20.群众路线。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1.思想斗争。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矛盾。与其回避，不如积极面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22.党性修养。领导者能否成功、能否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获得人生成功，关键在精神境界。而境界提升要靠自觉修养。

对上述核心观点和基本概念应怎样诠释、宣传？以“大熔炉、大学校、大家庭”为例。这是共产党人对理想组织形态的一种通俗表述。很长一段时间，领袖们是这样倡导的，下面也确实照着做。为什么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时代的组织氛围那么怀念，与当年这些观念深入人心、颇见成效直接相关。可不知从何时起，“大熔炉、大学校、大家庭”的话语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其实，学习型组织只是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书中顺带提出的概念，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反倒使作者一举成名。特别是在中国，学习型组织甚至被写入党代会报告，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实际上，彼得·圣吉讲的主要是思维方式的改进，而“大熔炉”强调给人精神信仰。彼得·圣吉的著作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三十年代“大学校”就开始出现在中共领袖讲话中。彼得·圣吉只是描述了未来组织的理想状态，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早已付诸实践，实实在在地建成了“大熔炉、大学校、大家庭”。笔者认为，理直气壮地将这些道理讲出来、讲透彻，相信多数人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作者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中心红色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纵横红色管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