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永 王玉山：共和国是红色的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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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永 王玉山：共和国是红色的
2019-10-02
1462公里，京沪两地的空间距离。从上海诞生到北京执政，一条领航中国的曲折之路，一条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整整28年。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一）嘉兴南湖，一艘小船悄然起航——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正是毛泽东当时的年纪。
7月的上海，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路灯下，匆匆闪进法租界一座石库门建筑的身影；更不会想到，发生在这个夏夜这座小楼里的故事，会彻底改变中国。
小楼的地址为：望志路106号，如今的兴业路76号。那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时间拨向1920年4月，几个俄国人悄然来到北京，然后直奔上海——此行的目的，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晤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和他的同伴。
这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也是在这个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两个月后，取名“共产党小组”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成立。
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一南一北，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也就是党史上常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年，陈独秀41岁，李大钊31岁。
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照进黑暗的中国，最早觉醒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唤醒沉睡中的中华大地的历史使命。
就在那段时间，湖南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远赴京沪，与李大钊、陈独秀接触联系——两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给了27岁的毛泽东极大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到了1920年，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在上海，在北京，在长沙，在武汉，在广州，在济南，从1920年盛夏到1921年早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1921年6月中旬，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要求各地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外，还有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此时还在广州的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全部代表几经周折抵达上海，已是当月下旬，原定于7月1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了23日晚上。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方考证，确认了一大召开的日期，但对于党的纪念日，仍然沿用了战争年代中央确定的“七一”的提法。
远东第一大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会议开到30日晚，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为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转移。
鉴于会场已经暴露，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下，会议转移到了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
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党纲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大会结束的时候，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呼喊：共产党万岁！
也许是一种巧合，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正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更为巧合的是，28年之后，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正是共产党人建党之初便胸怀的远大理想。
（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血的代价换来鲜血写成的真理：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1927年春天，中国革命最为黑暗的日子。就在国共两党发动的北伐一路凯歌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共产党人被昨天的盟友残酷地推进了血泊之中——从上海到武汉，从城市到乡村，惨遭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超过30万。
鲜血，让年轻的共产党猛然醒悟：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民军队，才能守护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
1927年8月1日凌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新型人民军队宣告诞生。这也是成立6年零一个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战至拂晓，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
起义部队来自共产党所掌握的北伐军，29岁的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让官兵在脖子上系上红色布带，以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红色，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底色。这一天，也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是为“八七”会议。“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
南昌起义主力撤出南昌城后几经苦战，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留在梅州三河坝阻击敌人的队伍也损兵过半。几乎在同一时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长沙时受挫。紧接着，广州起义又遭失败。
国情不同注定道路不同。毛泽东最先意识到，以俄为师，显然不是复制“十月革命”那样的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模式。1927年9月，毛泽东毅然率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于危难之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翌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全国工农武装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朱毛”红军由此诞生。
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还在为俄国的经验不能完全被移植到中国革命之中而遗憾，他甚至担心，“中国的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令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无法想象的是，尽管红军正在遭受重重“会剿”“围剿”，深深植根于农村和农民中间的“朱毛”红军却在莽莽山林中风生水起。
罗霄山脉，红旗漫卷。五百里井冈，成了养育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人民，成了红色队伍的再生父母。党的绝对领导，成了人民军队不变的军魂。
星星燎原。从井冈山出发，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不仅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最终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之路。
（三）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让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的初心带到了马背上。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红色区域，它有一个受当时的苏联影响的名字——苏区。而这其中，以毛泽东、朱德开辟的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为最大。它与另外两个人口超过百万的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遥相呼应，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腹地形成燎原之势，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第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便是从那时起被尊称为“毛主席”的。
在由63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一同当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的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元帅。
瑞金城外，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祠堂装下了红色政权的首脑机关。毛泽东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按照规定，毛泽东这一级的领导人办公可点三根灯芯，但每当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毛泽东总要灭掉两根。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年轻的人民政权以她的亲民爱民和清正廉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当时23万人的兴国，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红色政权诞生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毛泽东把苏区作为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试验田，在深入调查和实际工作中写下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4篇。
毛泽东的理论和成功实践，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之为另类。
也是在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出版了一本叫做《两条战线》的小册子，作者就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王明。
连红军的模样都没有见过的王明，用他在苏联课堂上学来的一套驾驭党和红军。他号召“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苏区派出代表团，排挤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了对他亲手创建的红色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指责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山沟沟里的赣南根据地。
接着到来的还有一个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尽管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既不精于军事更不懂中国实际，接替王明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却把这位洋顾问奉若神明，将指挥大权拱手相让。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出动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当时，对阵双方的阵营里，分别由两个德国人指挥。一个为李德，另一个是蒋介石请来的军事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
国民党根据赛克特的建议，在根据地周围建起了由3000多个碉堡组成的封锁线，像蛛网一样围困红军。对此，蒋介石有一个比方，苏区是池塘，红军是池塘里的鱼，堡垒封锁线好比一张网，要围住池塘的边，抽干池塘的水，捉尽池塘里的鱼。
赣南闽西层峦叠嶂，地图上显示只有几十里的路程，实际上却远远不止。李德看着地图调遣部队，结果，当红军急行军赶往作战地区，遭遇的却常常是以逸待劳的敌人。更为严重的是，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李德全盘照搬苏联战术，命令仅有土枪土炮的红军与国民党精锐打硬碰硬的阵地战、碉堡战，这自然正中蒋介石下怀。
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被攻占；一周之后，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历时18天的广昌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最惨痛的一战。彭德怀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大骂李德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
此时的蒋介石对于消灭红军似乎成竹在胸。他离开江西，开始北方之行，视察西北和华北10个省份。当时的报纸称蒋介石的这次行程为“万里长征”。
到1934年10月，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等三四个县。
秋风瑟瑟，雁阵惊寒。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接着从于都架桥，渡河踏上长征之路。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去固定的版图——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的初心，带到了马背上。
（四）黔北小城。成立14年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选择了革命的领路人，一次向死而生的艰难跋涉最终实现惊天逆转。
一支队伍，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湘江战役，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时遇到了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也夺去了红军一次次稍纵即逝的战机。
苦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粮少医……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万∶3万。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黔北遵义，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失去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后，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决策层。那一刻，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了中国革命的领路人，从此将党和红军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邓小平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核心，在真枪真刀中形成，在千锤百炼中诞生。越是生死关头，一支队伍的核心越重要。当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最为狭窄的航道，毛泽东走上船头、力挽狂澜，在千里赤水河两岸上演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篇章。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等到蒋介石如梦方醒惊呼“毛泽东回来了”，红军已经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毛泽东回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来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回来了。朱德总司令用这样一首诗形容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变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巍巍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腊子口天险……处处是险境，步步生死关，靠着坚强的领导，凭着坚定的信念，长征大军硬是完成了一次向死而生的惊天逆转。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从此奠基西北，党和红军挺进到了抗击外来入侵的最前线。
（五）中华民族取得百年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胜利，一个最重要的动因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发现了一本书——《论持久战》，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让香川孝志震惊的是，还在侵华日军兵锋正盛的时候，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
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由侵略者变成了反战者。
事实上，全面侵华之初，骄横的日军并未将共产党的武装视为对手——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队伍不足4万，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然而，他们忽视了这是一支走过千山万水、历经九死而重生的队伍，忽视了这是一群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的年轻人。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血战平型关，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首次遭到破灭。
23天后，八路军120师设伏雁门关，日军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本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与雁门关下升腾的浓烟一起随风消散。
又过一天，八路军129师再传捷报：星夜袭击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
“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在江南，10000多名走出深山野林的游击战士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初战卫岗，便在日军眼皮底下打了一个漂亮仗。
共产党人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把一个醒来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共产党人的身先士卒，将千百万庄稼汉锤炼成了一支无所不在的抗日大军；共产党人所开辟的敌后战场，成了埋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遥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巍巍宝塔山，成了光明与希望的象征；黄土高原、延安两岸，像一方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盛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烘托出鲜明的大会主题。
也就在那个春天，距延安千里之外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人们争相传阅《淮海报》刊载的一篇文章：《1945年的延安》。这篇出自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之手的文章，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敌后抗战，砥柱中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收复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华南19个省市的抗日根据地……
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选择了共产党，跟定了共产党——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取得百年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胜利，一个最重要的动因就是，代表着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六）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当年8月，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延安，巡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后不过两年，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他的南京“总统府”。
抗战结束，举国思定，蒋介石却逆人民意愿发动内战。就在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的第二天，重新印发蒋介石“剿匪手本”的密令已经下发国民党各战区。和平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共产党六个解放区同时发起进攻。国民党叫嚣：消灭共军短则三个月，长则五个月！
当时的国民党，拥有430万军队，数量之多为世界之最，陆海空俱全。52国捐赠中国的食品物资中的98%，也被美国截留下来送给了国民党。只有130万武装力量的共产党，不得不靠小米加步枪，与拥有美式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逐鹿天下。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由此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战争头8个月，蒋介石以损兵71万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50多座城市。
全面进攻最终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又对山东和陕北发动所谓“重点进攻”——结果，迎接他的又是一个紧接一个的失败。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兵锋直指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孟良崮之战，74师成了最先被歼灭的国民党“王牌”，全套美式装备全部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在陕北，毛泽东以延安一座空城，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一个半月之内，解放军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打了三次歼灭战，号称“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损兵1.4万。
更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1947年6月30日深夜，12万中原野战军突破黄河防线，直插国民党心腹之地——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解放军歼敌百万——胜利的天平，悄然间向着共产党一方倾斜。也就是这年年底，共产党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在风雨飘摇中就任“行宪”后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然而，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没有在战场上尝过“赢”的滋味。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154万精锐尽失，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歼灭。
22年间，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逆转。四面楚歌，蒋介石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后，黯然引退。
1949年4月23日，一面鲜艳的红色战旗，取代了南京城头的青天白日旗——昔日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办公桌上的日历，再也没有翻过这一天。
1961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一年前刚刚被特赦的杜聿明作陪。
蒙哥马利问这位淮海战役时的徐州“剿总”副司令：你的百万大军哪里去了？杜聿明笑着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说，拥有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蒙哥马利也许不曾想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解放区支前民工与解放军参战兵力之比达到了9∶1。543万支前大军用88万辆小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9．69亿斤粮食。
人民群众，就是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才会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宜将剩勇追穷寇。带着亿万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人民解放军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为即将到来的人民共和国奠基。
（七）赶考，永无止境。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是不可战胜的。
1949年3月23日，春分过后第二天，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离开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毛泽东大手一挥：进京赶考去！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从告别北平到重返北平，当年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即将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
奔驰在刚刚泛青的原野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思所想的就是，如何让一个古老的国度早日焕发青春，如何让一个多难的民族早日走向复兴，如何让共产党人在新的考验和新的考题面前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此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打破一个旧世界不易，建设一个新世界同样艰难。赶考之路，既要自律，更要自强。
上海解放前夕，277．4万两黄金、1520万元银元和1537万元美钞被蒋介石运走。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180两。上海的资本家甚至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
然而，仅仅几个月，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画上了句号。
恢复生产，改善民生，追歼残敌，消灭匪患……共产党人不仅要为恶性的通货膨胀画上句号，而且要为旧中国的一切画上句号。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正式下发全军。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文章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半个月后，这份创刊于河北平山的报纸，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党中央的机关报以“人民”二字命名，它所表达的就是：新生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月25日，在就国旗、国徽等问题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上，毛泽东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成为国歌。当年，这首诞生于炮火中的歌曲，激励中华民族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今，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唱着它，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天安门广场，30万人沸腾了；大江南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28响礼炮，奏出震彻云霄的巨响。从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执掌全国政权，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整整奋战了28年又三个月——嘉兴南湖升起的那一缕曙光，终于在28年后这个明媚秋日，托起了中国从此不落的太阳。
此时此刻，当年的13位一大代表中，仅仅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56岁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63岁的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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