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2日，来自京沪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汇聚北京，参加“百年变局——70年共和国道路与世界格局重构”第三届思想者论坛。据报道，这次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文化纵横》杂志承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发表了主题演讲：《经济学家谈到中国成功，很少有人提到中共的作用》。
他在演讲中说道：
【“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
“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谓的回归中国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人文特征就是务实主义。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是一个典型的务实主义，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确是这样的，他直接用直觉理论，由此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姚院长围绕“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对这四十年的影响作用的阐述的确很给力，值得点赞。但遗憾的是，他把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的人搞错了。
只要读过《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的人，都知道邓小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但只要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就知道这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不然就会被开除“ 球籍”。毛泽东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这位院长怎么会把这个核心问题搞错呢？
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其中在1989年，他就一连四次提到了“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姚洋是1964年出生的，在他们接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时候。政治思想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这一代人阅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和邓小平的著作的人很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认识往往难以达到客观、科学和全面的视野。因此，尽管出席这个论坛的是来自京沪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但据目前公开的报道资料，尚未发现有人对姚洋说的这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提出过质疑。
当然，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非常著名的球籍论”，但作为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和其他成员一起努力，为消除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之《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因此，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的讲话中强调：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姚洋的这个演讲也告诉了我们，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什么人，在谈到今天的中国成功时候，都无法绕开新中国前三十年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因此，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的讲话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当然，姚洋那一代学人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政治学习方面下了功夫的人。他们往往不会把前三十年所谓的“饿肚子”天天挂在嘴巴上念，而是深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例如金灿荣，他在2017年6月发表的《两种战略思维须学会相互包容》的文章中说：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主要是解决国家生存问题，因为当时西方孤立中国，国内仍有颠覆势力作祟。试想，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还有台湾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刺杀周恩来总理，可见当时形势的恶劣。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对姚洋这个演讲，评论区最热门的评论是这么一句：
【“不否定中共作用岂能证明这些砖家的市场经济万能论？”】
当然，无论姚洋是否信奉“市场经济万能论”论，他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但是他能够把这四十年的发展追根溯源到“非常著名的球籍论”，说明他至少承认“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对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力。
如果姚洋院长能在发表这个演讲前仔细核对一下历史资料，最好是看看《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提议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把讲稿的内容改为“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非常著名的球籍论’，把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可以说就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了。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指出：
【“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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