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座谈会上，某大学教授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该教授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伤痕文学”并列起来，认为卢新华发表的小说《伤痕》，如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开启了控诉“文革”烙在人们肉体上、心灵上以及精神上的种种“伤痕”的文学思潮，再次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教授发言结束以后，有人当面提出质疑：
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看，所谓“伤痕文学”的概念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按照美国人提出来的标准，研究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这合适吗？
《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见“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播发报道，首次用了“伤痕文学”的概念。
边芹在获知这一历史真相时，颇有感慨：
“我看了这段专访，为无意中撞到这一证实，给拼了许久的图找到缺失的一角而欲喜还忧。‘伤痕文学’这一至今影响中国文坛的概念——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文艺时代，果然是有来头的，而谁都以为这是个自生概念。每个时代的思潮都是在各种概念的推助和引导下展开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起着划定线路、锁定方向的作用，就像发面的引子，看起来似有可无的一小撮粉末，却是整大团面膨胀的基础。”实际上，看到边芹这篇文章，我也感到震惊，感到不可思议，但细思之下，又感到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就象现在的网络世界，美国要想对中国做出一些“小动作”，不仅轻而易举，而且不易觉察，几乎就在不知不觉之间，使对方进入自己设计好的道路和方向，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伤痕》是一篇什么小说呢？据小说作者自己介绍，《伤痕》取材于“文革”运动，以主人公王晓华与母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写出了她们所遭受的苦难。作品在最后，借王晓华之口说：
“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1978年8月11日，小说在《文汇报》发表，随即引起轰动，不仅被各地报刊转载，而且引起广泛反响，甚至“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者卢新华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他创作这篇小说的构思来源于许寿裳评论鲁迅《祝福》的一段话：
“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于是形成了《伤痕》的思想主题，即主人公王晓华代表受到文革毒害摧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形象，王晓华妈妈是被文革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形象。作品就是以家庭悲剧深刻地揭露文革留给中国人民在肉体、精神、心灵上的“最深的伤痕”，力图表现的不止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小说的发表，正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期，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小说主人公王晓华的“知识青年”身份，自然就连带着涉及到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臧否。就当时形势而言，小说的社会应激作用显露得十分突出，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对群众思想和社会情绪的刺激与左右也表现的十分充分。譬如发生在云南的农场知青要求“返城”的事件中，就存在这样一种情绪的宣泄，不但使人们理解和同情农场知青的过激发难，而且对逼迫中央放弃刚刚在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制定的有关“统筹兼顾，逐步解决”的政策，以“大溃败”的方式终结上山下乡运动，也采取了退让和默认的罕见态度。 一篇“应运而生”的短篇小说，居然会发生如此巨大的社会能量，确实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当然，在人们的眼里，所谓“伤痕文学”仅仅是局限在文学艺术界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思潮表现。“伤痕文学”并不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文学思潮，而是负面的、控诉社会阴暗面、情调悲戚的文学创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揭社会主义“伤痕”、控诉社会主义“人道灾难”的文学思潮。
请看1986年出版的国家级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的两段对“伤痕文学”的评语：
这些作品不独再现许多悲剧性的历史画面，而且燃烧着对邪恶势力的痛恨和对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念，这正是“伤痕文学”所以可贵的价值所在。从上述的两段评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伤痕文学”面对的所谓“邪恶势力”、“非人境遇”究竟暗喻着什么，或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伤痕文学”才终于撕下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假面，暴露出“必将战胜黑暗”、“批判现实残存的封建余毒”的狰狞面貌，他把矛头对准了谁？这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毫无疑问，“伤痕文学”是以“群众运动”作为批判对象产生的，所以它毫不留情地指斥“群众运动”就是“邪恶势力”，就是“悲剧年代”。 一直以来，对“文革”的批判及评价，从来就没有人谈及“文革”运动其实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社会变革都是群众运动的结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实现社会变革的努力都将是无法想象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中说的：
……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伤痕文学”，被作为揭露悲剧性年代的非人境遇和批判现实残存的封建余毒的思想武器。
“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恩格斯也说：“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从来就是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他说：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在晚年谈及为什么发动“文革”运动时说：
“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立场问题，更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在马克思看来，群众运动是最基本的革命形式，他在《共产党宣言》写道：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个概念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它首先指向的是“劳动阶级”。马克思说：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因为只有劳动阶级才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才是维持社会生活稳定发展的主体，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然而，也应该看到，“群众”不是纯粹的，它所包容的群体成分不仅复杂多样，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诉求，甚至可能出现与运动目的相背离的干扰状况。因此，对于任何群众运动，我们都应该看到它的本质与主流，而决不能将非本质、非主流的现象扩展夸大，以至歪曲和丑化群众运动，从而改变革命的性质，将革命引入错误的方向。
从小说《伤痕》的构思，创作及发表，再经过美国媒体的一番策划，别出心裁地冠名“伤痕文学”，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代名词，并由此发端，“伤痕文学”也成为此后中国文坛的主流。“伤痕文学”是以上山下乡作为题材背景的，而“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问题，遭人病诟，甚至毛泽东也说“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话，就已经知道人们对上山下乡怨言颇多。而这种情况，也成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成为蓄意攻击和彻底否定上山下乡的“锐利武器”。仅在知青界，以“伤痕文学”为起始，又派生出诸如“蹉跎文学”、“悲剧文学”、“亡灵文学”、“苦情文学”、“孽债文学”等等，这些文学创作完全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背离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表现出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完全不相融合的负面影响。
原来，“伤痕文学”就是假“否定文革”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之实，是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遥相呼应的包藏祸心的文学思潮。
通过该教授的演讲，让我们看到在文学理论界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流毒不仅顽固存在，至今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在各种场合中反复宣讲，误导听众，贻害青年。
首先，该教授混淆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性质区别，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混为一谈，甚至把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与“伤痕文学”的所谓“救救孩子”等量齐观，无非就是从所谓的“人权道义”角度提升控诉文革“残暴”的力度，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目的。
其次，“伤痕文学”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不是站在工人、农民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上，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向未来，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是大揭所谓的“伤痕”，渲染社会阴暗面，与境外反华势力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从这一点上说，“伤痕文学”就是“全盘西化”打开“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第一个“魔鬼”，至今仍有很多人抱持着所谓“伤痕”观念不放，这与“伤痕文学”的流毒危害有很大关系。
再次，党中央一再强调，“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七十年看作一个整体，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而小说《伤痕》恰恰就是“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文学作品，从它的出笼就违背了党中央这一基本精神，成为“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先声。
最后，“伤痕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实践，我们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研究分析这一文学思潮的作用及价值，既不能盲目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会随着历史的进程暴露出它的原本性质，并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批判。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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