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的几个相关问题

 

 

【摘要】文化的生成发展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长期过程，具有自身的历史承续性。人们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与变动性决定了文化的流变性，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文化超前或滞后于所伴生的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时，通常会发生文化危机。当文化危机发生时，在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和人们的文化心理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新的文化重建提供一些思想资源和经验镜鉴。经由文化间的互动、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激荡和思想激越，为当下全球文化重建提供了有利时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也为新的全球文化重建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社会转型；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重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历史长河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p663-664]同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文化“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2][p460]而作为构成一个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亦有其发生、发展、繁荣、危机、衰退、消亡的过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风险社会的多维时空架构中，文化愈益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共识的纽带，是标识不同个体的社会心理基因和展示不同个体身份基质的社会遗传密码。一定时期的文化，在其生成过程中，是与构成该文化成长的社会建制、经济环境、文明传承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文化成长过程中，文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高峰，也有低谷，其间也伴随着文化自身的危机。当文化处于危机时，我们应理性分析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廓清文化危机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危害；并有效整饬危机中的有益因子，合理、审慎地应对文化危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为新一轮的文化重建寻求出路，使文化薪火相传，血脉赓续，泽被久远。

 

一、文化危机及其成因分析

 

后工业社会的悄然来临，使“危机”成为一个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又难以割舍的语汇；名目各异的“危机”似乎与风险重生的后现代社会有着不解之缘。而文化危机便是诸多“危机”中的一种。在正确厘定“文化危机”的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的本质做一详细澄清。文化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本文中，笔者仅在狭义上谈及文化——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的整个过程。在廓清文化危机之基本含义时，我们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生产的宏阔视域下予以考量。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危机是社会危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方面，文化危机的根源在深层次上同样来源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反映与表现。”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实践中，具而言之，“文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原有的文化系统与文化价值观念不适应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生活变化的要求，人们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实践的变化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从而使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精神上陷入困惑与迷茫，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与丧失信心，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受到威胁与挑战的一种表现。”[3][P14]欲透视文化危机的本质，就应跳出就文化言说文化的藩篱，从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建制、生态发展等社会有机体的大视野下，来审度文化危机的相关问题。

单纯论及“危机”，指“危险的根由；严重困难的关头。”[4][p1412]就文化危机而言，即指文化在发展中其自身所处的一种主体价值弱化、濒临消解边缘、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和经受不可逆转境地之状态。综览人类煌煌文化史，任何一种文化的嬗变、跃迁、颓败、衰亡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有着很深的缠结。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5][p335]据此，在厘清文化危机原因时，我们必须把视野嵌入文化所生长的社会大背景下。一般而言，任何危机的产生，都蕴含着一定的矛盾，都是矛盾在产生和解决中熵的释放表征——危机根源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有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也有来自于事物外部的矛盾，但主要是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即使受到事物外部相关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但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因素而起作用。危机来源于事物自身各相关因素间的冲突与对立，“从可能性上看，一切事物与现象中都存在着产生危机的风险。然而，也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矛盾与冲突都会导致危机，一般来说，只有当事物与现象中存在的各种内、外部矛盾与冲突达到极其严重，陷入难于缓解，无法妥协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危机。”[3][P14]回望中国文化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危机，皆发端于当时的社会危机——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发生了裂变。如春秋末期，在奴隶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诸侯力量增强，周王室式微，倚靠周天子权威建立的井田制也颓然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末期，诸侯不朝且云合雾集，竞相争霸，以致“礼崩乐坏”，使“制礼作乐”①和“尊礼文化”②的周朝宗法文化危机重重，几近走到历史的尽头。在世界文化史上，与古希腊文化比肩的罗马文化，在尚未步入文明之境的日耳曼蛮族的铁蹄蹂躏下，随着公元前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罗马文化遭受了致命的重击，陷入深重危机中，“蛮族人的到来意味着古典文明的破坏和践踏，他们看重的是土地和人口，罗马帝国的那一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对他们没有多少价值……一切有形的罗马帝国文化产品都遭到蔑视和践踏。”[6][p48]且罗马“文明中的城市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准都下降到了一个极其低下的水平，文明出现了倒退。”[7][p108]

正如一个复杂事物自身蕴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一定时空场域中人们的实践方式经由历史的沉淀形成一些较为固定的惯习和行为模式，当这些惯习或行为模式一度升格为一定历史时空中的行为范导时，映现在文化层面，就促成了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形成。在主导性文化模式形成之初，该文化模式一度在社会生产层面和社会建制及社会风尚的引领上都会彰显其正向价值。但随着时间推移，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一步步的保守、凝固、超稳定、疲软和乏力中失去自身的优势，并成为文化本身“自净”和发展的桎梏——往往成为新的文化危机之始因。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发展历程即为明证——文艺复兴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在高扬理性主义的巨麾下，人的主体创造性得以近乎完美的彰显，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社会人们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充分昭示了文化发展和繁盛对当时欧洲社会乃至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后续发展中，技术理性主义开始膨胀、肆虐，在单向度的技术霸权宰制下，异化使人的主体性价值渐趋弱化和消解，“现代技术就不再是某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现成的和中性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一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自律地和失控地运转的独立的力量，并且还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失控发展。”［8］[p99]如此一来，“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开始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超人的力量，并导致了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转变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纵为宗旨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工业’。”［8］[p87]在物欲的扩张下，价值的失落、对自然资源的大肆劫掠和日常事务中人际关系渐趋物化、商品化，显现出人性的冷漠，“人们对支配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内在的灵性也越少。”[9][p7]理性主义文化原有的崇尚人文、浓聚温情、彰显人性的文化禀赋随着“理性的失落”慢慢消失殆尽。在中国，至战国以来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0][p89]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尤其是晚清以来），这种文化模式蕴含着深深的危机：文化自身的除旧能力弱化和布新功能锐减，已与当时的以新科技革命为经济基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世界大势渐行渐远，在统治者继续闭关锁国和“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伴随着近代以来以民族危机为主导的社会危机，民族文化也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不能有效的自觉。

当然，在厘清文化危机的诸多原因时，我们要分清哪些因素是引发文化危机的外部因素、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防止将某些因素无限放大乃至扩大化的倾向。如其他论者所言，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还有：文化自身反文化因素的嚣张①、以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为主的生活方式的危机②、文化自身的衰败③等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都是在多维支持系统的“合力”下得以进行的，文化亦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不同历史时期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并应有针对性地找出危机带来的危害和发掘其应对之策。

 

二、文化危机的危害与影响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震动、混乱乃至颠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皆概莫能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之大成的文化，属于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生活以及由大众认知、社会习俗及道德风尚所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一种撕割、断裂、注销感；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基座，进一步放大文化危机的社会扩张效应，致使社会信仰坍塌、规则失序、公众焦虑重重、恐惧感倍增。

在文化危机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它使人们精神迷失与心灵遭受重创——直接威胁到传统文化的存续抑或废止，最明显的表征是原有传统文化的血脉萎缩，以至“礼崩乐坏”。当文化危机来临时，处于原来文化系统里的文化精英们（即原有传统文化守护者），其所经受的创伤与打击通常是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因为既有文化系统的崩溃，无异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文化脐带断裂、精神家园丧失。作为文化精英中的人们，当其精神与灵魂无处可依，做孤魂野鬼式的无根飘荡时，迷茫、无助、彷徨乃至绝望之情会抓挠着他们的心绪，且一旦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丧失信心时，原有文化的守护者极易为既有文化体系的湮灭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清末明初，某些或美曰为有气节，或贬曰为冥顽的士大夫，甚至像王国维那样的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便是旧文化的守护与守望者受到重创的典型表现。”[3][P15-16]文化危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冲撞、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尤为如此！文化危机期，由于人们原有的文化观念“分崩离析”且与新的社会实践发生严重冲突，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主体的新的文化观念仍未产生，或即使产生但尚未被人们所广泛认同与接受——在新旧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胶着、接榫、耦合、交替时，社会民众往往处于文化观上的“断奶期”和价值观上的“失恋期”，产生无所适从、无家可归之感。人们踯躅独行于价值观失序和文化观颓败的心灵沙漠上而难以自拔，社会民众在苦苦追索中，跋涉于重建属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漫漫征途！

当文化危机到来时，因原有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裂变、弱化、消遁中而新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发轫、磨合、孕育中，这时，整个社会因缺少主体文化精神的认同、协调、凝聚的聚合力和加固力而映射在社会层面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失序：规则践踏、道德失范、信仰沦丧。这充分显示了文化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的功能。当然，因为文化危机而引发社会整体失序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而且是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形态变更有内在的某种契合度。在春秋末期，周礼文化之要旨的“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①的礼制文化的危机，在周天子权威失坠的同时，诸侯蜂起，中原逐鹿。据《史记》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在新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尚未形成之际，文化的聚拢力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大环境无序，征战频仍。在战国250余年间，有记载的大小战争220多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篓上》）进一步确证了文化危机中社会价值观失序状态下，文化聚合力对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在古罗马帝国后期，罗马文化所内蕴的: 质朴务实、融会变通、统一综合②的创造性特征逐渐被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③观念所裹挟，“伟大属于罗马”的厚重辉煌的罗马文化面临着危机。当然，这里的罗马文化危机也是与帝国后期积重难返的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结，但罗马后期的昔日希腊、罗马“较为理性化的思想则受到否定”[11][p294]可以看作是罗马文化危机的重要症候，在蛮族铁骑的入侵下，昔日盛极一时的罗马文化连同帝国的灭亡，已成明日黄花湮灭在人类历史的尘埃中。

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后现代的当下，文化危机之影响面已超越国界，文化危机易产生“蝴蝶效应”。在现代性大幕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使人们在追逐日益丰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声色各异的消费动机使人们满足于角力日常生活的感受体验与感官期待，并使“这种期待已经转化为普遍的‘应享意识’,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不断高涨的应享革命。”[12][p69]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我们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13][p58]同时，因由“人的无限的强烈的愿望在人的有限的可能性面前成为泡影。”[14][p427]在欲望膨胀、异化凸显的境遇下，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的挤压中，我们却被重重的焦虑所裹挟、簇拥——日常生活之丰富的多维向度却被日益窄化的算计思维和效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淹没、切割、宰制——文化自身内蕴的真、善、美的价值旨归则渐趋弱化，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实践者的主体认知感和主体意识却处于缺场的境地——人们的躯体游移于日益丰腴的物质文明的大道上，而灵魂却踽踽独行在精神文化的荒漠中寻找心灵的栖居、皈依之所！在全球化场景中，文化“软实力”往往在以经济和军事为主的“硬实力”的掣肘下成为西方某些大国推行其意识形态和输出其主流价值观的便道。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普世（适）价值”的争论，就是西方大国将区域性的一己文化模式和价值规范扩展为在世界上通行和遵从的思想文化圭臬，成为新的极权主义的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施行者与推动者。这与摒弃同质化、秉承文化多元、相互鉴借、互相尊重、深入对话，以促进人类文化根基共同繁盛的大势相悖谬！

当然，用辩证的眼光看，在任何危机的意蕴中，“既蕴含着危的意蕴，也包容着机的希望，危与机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没有危，也就没有机，危应该说是机的基础与前提。对于文化危机来说，它虽然给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造成了威胁，但通常会给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契机。”[3][P16]回望人类历史，文化转型往往与文化新生和文化重建交织在一起，而文化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新的文化形态诞生的“助产士”，成为文化创生与文化重建的不竭动力。

 

三、文化重建的必要性          

    

文化是流动的，维系着人类文明的血脉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前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化的生成、存续和化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实现的，而人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的实践方式的变革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不断地拓展与延伸。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嬗变和与该物质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动时，文化也会或慢或快地随之发生变化。在长的历史时段内，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变革中，某一文化发生危机后，原有处于主流“脉系”的文化的影响会慢慢的下潜或暂时性消退，在新的主流文化没有正式确立之前，文化的发展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处于“缓慢”加速度的量变中，当该历史时期的文化量变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质变随之发生——新的主流文化正式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从文化危机出现到新的主流文化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嵌且具有内在统一性，就是文化的重建过程。笔者认为，文化重建是在文化出现危机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基于社会变革对于原有文化自身的重组、超越和凝铸而形成新的、并对现有的社会发展起到思想引领、价值范导、规则建构的文化生成过程。

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身吐故纳新、薪火相传、血脉相续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有时是在文化系统内自然发生的，属于文化自觉的范畴；有时是与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变革绾和在一起的，但后者往往居多。被雅斯贝尔斯所称道的人类“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繁荣，就是西周末年的周礼文化危机后，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文化传播规模日盛、学术环境宽松活泼、私家学者集团兴起后达到诸子蜂起，学派林立，才形成蔚为奇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文化第一次大繁荣的壮阔景观。由于文化交流上的频仍，在春秋战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原有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各族逐渐“实现华夏化”[15][p67]，使华夏民族最终形成，并为秦汉时期强大的一统帝国和文化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属于文化重建的经典范例。回望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亡，欧洲进入中世纪漫漫的千年征途。在基督教教会统治的淫威下，使得自希腊罗马以来形成的理性思想遭到极大的扼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宗教思想所笼罩，宗教所具有的阴暗面和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使得社会进步缓慢。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的确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倒退’。”[7][p108]尽管中世纪钳制理性，压抑人性，社会环境阴霾重重，但浸润中世纪千年的西方传统文化血脉仍弦歌不绝，“匍匐”前行。并使蛮族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城市文明，从部落散居迈入近代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被今人所熟知的“西方文明”就是在中世纪千年的栉风沐雨和踯躅蹒跚中显现雏形并最终形成的。同时，“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孕育已靠近一道关键性的门槛；越出这道门槛，这种孕育就不再是一些旧的结构所能包容的……即将在产生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巨大的文化大变动中显示自己的威力。”[14][p249]于是，在文化自身渐进性发展过程中，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鹄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的迷障，开始了新的文化重建之路，在接续古典时期人文精神的同时，高扬了人文主义，确证了个人主义在当时欧洲社会和思想中的地位，同时使世俗主义深入人心，“人类成就的新典范接踵而至。人类意识和文化的发展如此令人叹为观止，自西方文明诞生之初的古希腊奇迹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实际上西方人重新获得了生命。”[14][p253]当然，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发展无疑是与当时欧洲生产方式的变革及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不难看出，文化危机之后的文化重建不仅是文化自身历时性的沉淀、自省、自觉、纯化、跃迁的历史过程，而且亦是与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发展在共时性上有着藕断丝连的依附、择拣、吸纳、融合、升华的历史进程。

 

四、文化重建的路径

 

如上所言，立足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境遇，任何文化的重建过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其过程却可表征出多维文化重建中的一些程式化的路径和规则化的场景。我们认为，文化重建的过程既是对原有文化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的甄别、择拣、融会的更替过程；也是发现他者，学习他者，对外来文化的萃取、借鉴、吸收的过程；更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达致文化自身化约贯通、推陈出新、实现质变的过程。在文化重建中，这些过程并非线性的、单一的，有时是立体的、交叉的，共同推进文化整体的层级跃升。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个过程。而文化的承续和发展更是如此。在文化危机发生后，新的文化体系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既有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文化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意义上的连续性重建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5][p355]关涉到具体的文化重建上，它的前提“是文化反思，如果没有反思，那是很容易导致文化自恋和自大。”[16][p94]当然，这种反思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文化实践主体对原有文化系统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仔细体悟基础上对该文化传统的甄别、筛选中进行的。同时，对原有文化自身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而绝不单纯为了否定，更主要的是在批判性反思基点上对原有文化系统自身精华的吸收、融汇和改造。诚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在对古希腊罗马既有的人文主义传统的重新捡拾和对古典文化的再度审视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欧洲生产关系的变革及社会发展的实际，“努力使古典艺术得到‘再生’……更多的是为了汲取灵感，‘古为今用’，是借用古希腊罗马时代‘现成’的、闪耀着人性气息的理性思想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抱负，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束缚。”[7][p145-146]在文艺复兴中倡导的世俗主义，是在对中世纪盛行的禁欲主义的抨击和批判中得以确立并广播开来的。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亦大都与中世纪的建筑、雕塑和绘画有诸多关联，并在吸收原有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辉煌。与此相似的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一样也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寻到进行变革的灵感和思想……宗教改革的领袖是从基督教之母——犹太教和原始基督教的早期思想中找到进行改革所需要的武器的。”[7][p180]反而观之，文化重建中对原有处于危机中的文化的批判不是全面否定，克服原有文化中的危机因素而不是完全抛弃、隔断危机中的文化的“血脉”。在文化重建中，不能对陷入危机中的既有文化传统一棍子打死、完全否定，尽管该文化重建可能负载着各种不能割舍的政治、社会目的。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知识精英们高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倡导“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唤醒了近代中国人的爱国意识，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决绝勇气，重创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促使近代中国人去忘我地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养分，“五四运动因此成为中国文化迈向现代化征程的真正开端。”[17][p91]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立足于文化弦歌不辍和文明传承的视角，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过激，范围过广。没有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并继承它，这种激进地反传统思想给后来造成了不良影响。”[18][p88]不难看出，文化重建中对既有文化传统的完全隔绝、全盘否定的做法应加以摒弃，不值得提倡。

文化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系统，具有流动性。文化的这种流动导源于不同体系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某一文化系统处于危机时，其所表征的是该文化系统中的主流文化价值被弱化、消解、边缘的境况，但该文化的主脉还是在艰难的维持并力图与社会实践的发展保持一致而取得重生——由文化危机走向文化重建。在文化重建中，当新的文化体系在吸收原有文化体系“母体”中遗传质素的同时，也在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体系进行文化间的交流、互通、借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重建的过程“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的综合变迁过程。”[17][p91]而文艺复兴运动的成功进行，既是当时欧洲社会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亦是当时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交流和彼此互通的有力明证。罗素有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希腊，文艺复兴式的欧洲又模仿拜占庭帝国。”[19][p163]同时，“在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的基础创造了条件。”[20][p26]不可否认，印刷术的推广和随之而来的书籍的普及在推进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的传播和蓬勃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汉学家瓦尔特•亨利•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21][p101-107]不难看出，他所说的“对欧洲文明的发展”着重意指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想传播所提供的物质上的助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要精神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华帝国衰落，旧中国面临诸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结构性嬗变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借鉴和吸收后的一种文化自觉，在近世的华夏大地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后，当时已经觉醒的思想文化精英，将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思潮大量引介到中国，一时形成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的文化景观。并与中国现世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变革进行争鸣、调适、角逐、会通的同时爆发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上的“主义之争”。“其中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论战。”[17][p89]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文化观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所掌握，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高歌前行，并最终生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完成了近代以来最气势恢宏的文化重建。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文化重建中，当原有文化体系和共时段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对比、交流、借鉴、吸收时，要秉持借鉴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本民族文化的宗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体系的思想和价值时，必须要使这些思想和价值符合自己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并与原有的文化生态紧密结合。防止在引进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优势文化乘机入侵，使民族文化断裂而出现文化生态失衡的现象。

在全球化境遇下，信息传输的快捷、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频仍、国际间人员往来互动的频繁，为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居于全球性的文化场域，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价值扬弃了自身僵硬、封闭与保守的状态，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促成了一切“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共时存在的文化多元化进路和价值多样化事实。纵观当下全球文化发展态势，以资本主义为话语的文化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在愈益增多的人工文化景观中，“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22][p5]以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介质的传媒系统加剧了景观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放大叠加效应。在以强大的经济、发达的军事、高效的社会治理等为支撑的硬实力的依托下，资本主义扩张型的文化仍在全球大行其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与信息’合成一种符码系统，这种符码系统是一个无意义的浮动的网络，它操纵和制约着大众的思想行为，并形成文化霸权，而这一切都在‘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大趋势’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23][p43]诚如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事实上，当下，放眼寰宇，在技术理性的宰制下，物质欲望追逐的最大化，使个人主义更加甚嚣尘上，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日渐缺失。我们不得不直面正视的是，在全球形成以美国和欧洲为主的文化中心，而亚、非、拉美等则在全球化中渐渐成为文化的边陲——可见，在全球化的际遇中，全球文化需要新的重建！立足于人类文明的福祉，我们应从以下维度对当前全球文化之重建予以考量。（一）立足多元，打破同质化。在现代社会里，文化激荡、思想激越，多介质的传播路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极易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融入世界的。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同时，现代性本身就蕴含着追求异质性，解蔽同质化的思想构境。我们知道，“全球化并不就是文化的同质化。”[24][p11]至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球文化多元化的事实，在文化重建中力应破除某一个或某几个西方大国以输出意识形态的方式而确立自己文化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所遵守的金科玉律的错误惯习，力求多元化的文化重建。（二）加强对话，增强认同感。在全球文化重建中，在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应秉持各民族文化平等的原则，旗帜鲜明的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所推行的文化歧视做法。毕竟，就某一具体文化形态而言，其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相对性的，“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25][p26]同时，积极鼓励其他国家在防止别国强势文化入侵的同时，以开放、平和的心态，走出文化隔离主义的藩篱，摒除文化上的保守思想，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同。须知，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风险。”[26][p106]就全球文化重建而言，“认同构造正是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的动力部分。”[27][p150]（三）襄助和谐，保护生态。在全球文化重建中，我们应着力形成不同文化体系相互交流、互通、引鉴、学习的良性样态，使人类文化整体和谐共进，襄助提高。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提升价值理性在文化重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彰显文化之“化人”、“育人”功能，在文化主体享受文化繁荣给人类带来信仰归位、价值坚守、规则尊崇的同时，引导世人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处理好人类实践和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构建全球生态文化。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8][前言2][p195][p456]的理念导引下，笔者认为，全球文化重建的理路是：建构各民族深度认同、多元并存、文化平等、和谐包容、保护生态、和睦襄助的新型生态文化。不可回避的是，能否形成真正的全球生态文化的建构，必然端赖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在现代工业文明扩展中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综合变迁过程中对自身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转变的切实行动。

当然，日渐强大的中国和悠远浩博的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重建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新兴的中国……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29](P5)基于改革开放的宏阔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语境，在参与全球文化的重建中，我们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为全球文化之重建做出应有的贡献：（一）凸显责任担当意识，提升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新的时代高度、高瞻远瞩地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阶段性、文化构成多样性、文化建设长期性的认识。科学合理地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更高层面的文化自觉中切实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担当——“应该是一种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担当，是一种永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担当，是一种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责任担当，是一种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条件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担当。”[30][p5]在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中，加快形成自身文化优势，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文化自信。文化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我们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以其卓尔不群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砥砺前行并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素有的文化自信气度。我们也要看到，在对待本土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不时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对文化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31][p4]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资讯的便捷，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交融、交锋史无前例。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应以更加审慎、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甄别、展望，理性看待本土文化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以坚定的文化信念和执著的文化追求，兼收并蓄，承继传统；海纳百川，吸收外来；放眼未来，赓续辉煌，全方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三）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自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发展之魂，是实现文化繁荣必须遵循之“纲”。在国际形势风云际会的今天，要汇聚亿万中华儿女的才智和凝聚其思想共识，就必须铸就能够有效发挥统摄、引领和整合功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总结、萃取、提炼华夏儿女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优秀精神内核并使之面向世界、关注人类文明进步趋向、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体现时代感、凸显大众化、富有独创性且在表述形式上要尽可能的凝练、简洁、鲜明，让广大民众易懂、易记、入脑、入心、进身。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渗透、融会、嵌入在文化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有理由相信，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指引下，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在新时期的文化创新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世界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将以新的文化自强之风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不可否认，占世界人口总数19%①的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绝不仅仅是为中国人寻找到一条文化重建的坦途，它同时也必然是为人类社会迈向新的文化重建和文明时代提供重大借鉴和启示，具有世界意义。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建设文化强国的实现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契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全面跃升，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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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②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①李丽：《解析文化危机》，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4页。

③邢瑞娟、张文生：《浅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危机》，载《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年第4期，第66-68页。

③彭富春：《文化危机与文化本性》，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10期，第17-18页。

①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4页。

②罗先奎：《浅析罗马文化的特征》，载《巢湖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68页。

③参见，陈刚：《西方精神史》（上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页。“如果没有罗马人的巨额消费，很难想象行省城市的经济会有如此的繁荣，而罗马的钱基本上都是抢来的”；“罗马有句谚语：‘金钱没有臭味’，那是指韦伯芗统治时期连上厕所都要征税。”；“一旦财源枯竭，抢来的钱用光了……帝国的庞大根基也就动摇了。”

①
国人口占世界比重下降至19%--计生委[EB/OL]: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HINA-4585020110711，2012-8-28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