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程恩富教授的中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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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程恩富教授的中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
2021-04-29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席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摘 要】程恩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和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不仅创立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贡献颇丰，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程恩富教授有关世界经济和中外经济关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美元霸权、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新帝国主义论、新开放策论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人民币区域化以及对外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要受到国际经济体系结构性因素的严重制约，其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要建立在对这种国际经济体系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需首先对程恩富教授有关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研究进行述评，然后再讨论他的新开放策论等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思想，最后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以求教于程恩富教授和国内经济学界。
程恩富教授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理论，这在其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美元霸权和“新帝国主义论”的主题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三个主题的研究论文分别最早发表于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其思路不仅一以贯之，而且不断深化，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我们研究战后特别是目前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提供了深邃的分析框架，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和政策改革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新视野。首先，在程恩富教授看来，当代国际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中心－外围的结构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发达与欠发达的理论仍是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锐利武器，因此，程恩富教授与其合作者概括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并研究了国际分工出现的新特点。在他们看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在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是西方单线论的体现”“全球化制度充满了不平等，其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贫富差距加速拉大，形成了世界新的‘中心－外围’格局”“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经济（国家经济）更加凸显”①。在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深刻剖析后，他们观察到国际分工出现的一些新特点，这包括“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内部阶层又重新分化，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拉大”“经济全球化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知识资源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日趋加强，教育成为各国较量的重点”②，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旧式国际分工不同，“知识产权优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③，对世界各国来说，“知识产权优势是维护持久、高端竞争优势的必要性条件”，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手段④。程恩富教授等人有关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论述是在20年前做出的，在那时，绝大多数人看不清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新自由主义有关经济全球化 “双赢”的观点在我国甚嚣尘上，至今仍有很大市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程恩富教授在2000年观察到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内部阶层又重新分化，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拉大”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在保护自己市场的同时控制别国市场的战略最重要的推动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兴起，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例如，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美国优先论”的行为更加证明了程恩富教授等人的论断：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经济（国家经济）更加凸显①。特别值得称赞的是，程恩富教授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产权优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行新国际分工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最重要手段。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最重要的基石：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在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改革之后，美国发起了一场持续的运动，将其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全球化，并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积极追求这一目标，正是知识产权的法律结构使美国得以构建和控制全球商品链⑤。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1995年1月1日被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取代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极力主张下，世界贸易组织在该年年初就急不可待地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该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共同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基石，体现了世界贸易组织剥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权并支配其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例如，该协定致力于剥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权并以支配其经济的目的在美国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美方以降低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货币和外汇等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改变”⑥，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名列首位，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战略目的呢？程恩富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再对此进行讨论。其次，美元霸权。在战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至今的全球化之中，美元霸权成为不同于第一次全球化（19世纪70年代至191４年）的突出特征。程恩富教授与其合作者对美元霸权的起源、美元霸权对他国财富掠夺的方式以及我国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看来，美元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由于自然垄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则因路径依赖及其相对强势而得以延续。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和优势，通过各种途径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其掠夺方式包括：发行纸币等低成本的美元资产换取他国的商品、劳务和实物资源，获取直接或间接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通过美元贬值，攫取国际通货膨胀税的收益，同时规避汇率风险，获得风险规避的成本节约。我国在加入 ＷＴＯ之后，深受美元霸权的侵害，因此，程恩富教授与其合作者建议，在新一轮的美元贬值期和通货膨胀输出期，我国为减少外汇储备的损失，应该减持美元资产的比例，建立由黄金、石油和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资源组合的“次级金本位”的外汇储备支付体系⑦。程恩富教授等对美元霸权的研究在国内是领先的，在他们的论文发表后的次年，国外相关研究才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⑧。最后，新帝国主义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美国发生“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主张美国应担负超强使命、建立单极世界、先发制人、向外输出“民主”、鼓吹主权有限和实施双重标准等，不打自招地宣称美国是新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天真地相信世界进入了和平时代。在这方面，任仲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宣称：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⑨。笔者对该文曾评论说，任仲平的这种观点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没有消亡，帝国主义怎会消失？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新发展--金融帝国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肆虐，特别是美国金融帝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财富掠夺是史无前例的。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成为历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谓全球化的新时代，只不过是美国通过军事强权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权为新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已，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殖民主义。笔者还通过对任仲平所谓“全球化新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的分析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新发展⑩。程恩富教授等对帝国主义的新发展进行了更系统的分析，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集中表现在：第一，生产与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公司帝国”已经掌控了全球经济的大动脉，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第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最显著特征。跨国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经济命脉，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进行掠夺式积累，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经济金融化畸形发展。第三，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与财富分配。新国际分工仍然在延续着不均衡、不平等的结构体系，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导致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持续扩大，跨国公司和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得到强化。第四，“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内外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三大支柱”组成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以北约为主体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以普世价值形式出现的文化霸权以及“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都大大地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霸主的地位。第五，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的间歇性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新帝国主义是产业高度空心化的资本主义、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资本主义、是债务驱动的资本主义并且是过渡和垂危的新型资本主义⑪。
程恩富教授及其合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新帝国主义”诸多新特征和新特点以及美元霸权在其中突出作用的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有关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构成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言献策的基础。针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支配、美元霸权和“新帝国主义”隐蔽的战略目的，程恩富教授等人通过对中国实际的深入研究，为中国对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战略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方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要让经济发展的收益惠及全体人民，要以自主科技创新增强产业在全球的中高端竞争力，要坚持和加强国家对基础性、支柱性和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只有明确以上基本目标，才能明确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最低限度规模，才能根据实际的发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边界，而不受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破坏⑫。在这种总体性战略规划的指导下，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这包括 “新开放策论”、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人民币区域化等。首先，“新开放策论”。程恩富教授的“新开放策论”是通过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困境的长期观察于2011年提出的，但在此之前，他在这方面已有不少相关论述，因此，笔者在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程恩富教授提出“新开放策论”的背景和过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的困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大量被消耗，产能大量过剩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陷入了生产增加但出口收入下降的“贫困性增长陷阱”，我国因此陷入了“美元陷阱”之中，连年的贸易顺差导致国民财富严重流失。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开动印钞机低价购买我国出口产品，而我国由此形成的美元贸易顺差作为美国政府财政开支赤字的结果，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财政资源和实际资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急剧下降，但上述状况并没有改观，而当时我国采取的许多应对外需下降的政策仍是恢复并提高出口退税等旧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思考如何改变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不合理的现状。程恩富教授因为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已有长期研究，所以，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时机到来了，因此，在2008年他就撰写了《“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⑬。2010年2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提出“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我们可以将《“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文看作是其先声。实际上，在经济学界，率先提出并讨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正是程恩富教授⑭。随后，程恩富教授与其合作者对“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了更系统和更全面的研究，将“五个提升”的思路扩展为“六个适当控制和六个积极提升”的“新开放策论”，以上、下篇的形式在2011年发表了长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需要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的长远发展，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积极调整开放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避免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输送地、发达国家的廉价打工仔、西方投机资本的跑马场、跨国公司的专利提款机和世界的污染避难所，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从根本上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据此，程恩富教授等提出了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的“新开放策论”，这包括：第一，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第二，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第三，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第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第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第六，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⑮。其次，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我们知道，与传统国际分工的产业间分工不同，新国际分工是建立在价值链分工基础之上的，正如Lin-da Weiss等指出的，知识产权的法律结构使美国得以构建和控制全球价值链分工⑤，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在1994年利用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了确保其知识产权优势并支配他国经济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针对美国的这种战略，程恩富教授等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构建中国的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在他们看来，知识产权优势在新国际分工时代对国家竞争力具有支配性的影响，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已降为从属地位。在早期的论文中，他们指出：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就必须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 “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并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⑯。程恩富教授等将知识产权优势定义为培育和发挥以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为主要内容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将其看作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并论述了知识产权优势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提倡知识产权优势并不是单纯否定比较优势，而是更加注重经济的高效益发展。一方面，为了获得持续的知识产权优势，各个企业会普遍注重“干中学”，发展实用技术或高新技术，注重品牌和名牌的塑造，力求使企业成为能够实现持续创新的组织；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优势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推动，政府通过组织重大科技攻关等活动，促使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继而通过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实现产业创新，提高市场占有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自主核心技术在国际竞争和掌握国家命运中的关键作用，这为推行程恩富教授的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⑰。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并培养一大批能够把党和国家科技政策贯彻落实好的组织型人才，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形成推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和攻坚体制，努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实现从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向基于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优势的转型⑱。最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理论。程恩富教授认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中，金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要迈进世界经济的“中心”就需要建立区域性的货币体系，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脱虚向实”，以保障金融和国计民生的安全。程恩富教授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理论的提出最早见诸于他们在本世纪初撰写的论文，在当时，国内外出现了一种通过发行“亚元”建立东亚货币集团的思潮。例如，2001年11月在文莱举办的亚太经济论坛首脑会议上，日本和韩国等国有关人士就“东亚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2001年初在日本神户召开的亚洲25国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和法国联合发出倡议，呼吁亚洲国家采纳一种不受美元支配的货币体系以避免金融危机。2001年10月，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来到中国，也把关于“亚洲单一货币”的憧憬带给在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的首脑们。针对当时的这种思潮，程恩富教授等指出：暂不排斥本国货币存在的前提下规划发行“亚元”，对中国都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还是要积极推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⑲。程恩富教授将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视作逐步摆脱美国金融霸权的控制，努力改变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⑲，还将这种战略提高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高度：人民币逐步区域化和国际化就是日渐掌握一种区域性和世界性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这对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均至关重要⑳。据此，程恩富教授等对如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首先，我国应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适应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的能力，因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也是我国实现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切实做好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前提是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能够适应新的国际化金融环境。其次，我国要加强和完善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用制度，在国外推行人民币兑换业务，主动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率市场化机制。最后，要高度重视和改进开放进程中的金融监管问题。我国既要全面深化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提升本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要循序渐进地扩大金融领域的双向对等开放并加强对国际游资的防范与管理㉑。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程恩富教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国际经济和中国现实相结合，不仅对经济全球化、美元霸权和 “新帝国主义论”等许多世界经济的重大主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提出了新理论，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也提出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是不多见的，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有自己一套自成体系的改革开放战略和方略，只不过在新自由主义过于强大的影响之下，没有成为中国经济思潮和政策制定的主流而已。此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美元霸权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帝国主义本质看不清，一味强调不加区别的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程恩富教授的研究为这些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于如何把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典范，但是，随着中美经济战等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程恩富教授有关中外经济关系的思想仍有探讨的余地，笔者下面就简要地谈四点看法。首先，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我国应该实施“外围包围中心”和“不对称全球化战略”。笔者于2009年提出并在2010年论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并非不重视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因此，笔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战略思想作为该战略的构成要素：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㉒，这是笔者有关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最早表述。所谓“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是指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这是世界经济史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后发经济大国崛起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所谓“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思想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立足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在经贸关系上通过“双领先战略”和价值链高端战略引领“一带一路”，并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谓“双领先战略” 就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和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领先供应商战略”；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构建由我国企业控制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倡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其成功的基础在于以人民币结算、贷款和投资，为此，我国需要在国内尽早完全实行主权信贷，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次，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更应该走向自给自足，与美国经济脱钩。在中美经济战中，美国经济战略家威胁要对中国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笔者揭露了其真实意图：美国企图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等“脱钩”措施，达到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实际上，中国更需要与美国经济“脱钩”，正如迪特·森哈斯指出的，欧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㉓。实际上，“中美经济脱钩”一词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㉔。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特别是核心技术上更应该走向自给自足，这是来自于历史的教训。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最后失败，以至于现在人们很少再提起，那么，这个运动为什么失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区域集团自给自足不够，以至于形成了对美国的依赖，有的区域集团或国家依赖美国的粮食、有的依赖美国的军火、有的则依赖美国的核心技术，而各个区域集团在政治上的联合是极其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力量比较全面和自给自足能力强的美国就对各个区域集团各个击破，瓦解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这个历史经验说明，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力量比较全面和自给自足能力强大的大国发挥领导作用，这个大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同盟者和合作者只能作为统一战线发挥作用，而不能指望他们能够给予决定性的支持，因此，正如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说明的，作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坚强堡垒，这个大国的根据地建设就极其重要，自给自足是一个基本条件，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具备这种条件。再次，针对美元霸权，我国应该采取金融保护主义以及贸易平衡并略有逆差的贸易战略。笔者已经指出，程恩富教授等人有关美元霸权的研究是国内先驱性的研究，富有创造性，但由于其是国内最早的研究之一，存在不足也在所难免。例如，他们提出，为了应对美元，我国应该建立由黄金、石油、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资源组合的“次级金本位”外汇储备支付体系。笔者认为，建立一定程度的黄金、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储备是有必要的，但由此而构建“次级金本位”的外汇储备支付体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不兑现纸币的时代，积累美元等外汇储备固然是绝对的损失，但建立由黄金、石油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资源组合的“次级金本位”的外汇储备支付体系的思路仍是建立在赚取贸易顺差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类型实际上是将国内实际资源输送到外国，不利于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调动国外实际资源为我所用。因此，为了应对美元霸权，笔者曾提出“金融保护主义”的政策建议。金融保护主义是应对货币战争的根本性措施，为了避免美元霸权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掠夺，我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格审查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严厉打击热钱活动，为主权信贷的实施创造条件。在内需主导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的情况下，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㉕。在对外贸易上，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和略有逆差的贸易平衡战略，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年一直在建议：停止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财政部赤字开支并通过国债发行回笼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这不仅可以为中国人民银行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而且也为外国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提供了投资途径。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地实现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以智能工业化和绿色技术革命为核心，实现基础广泛的价值链升级和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迎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㉖。最后，人民币区域化或货币区问题。程恩富教授关于人民币区域化的提法，笔者是非常赞同的，笔者曾经提出建立人民币货币区的问题，这两种提法在本质上是一样，其实质都是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而非金融途径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程恩富教授还指出，从世界金融发展历史来看，利率市场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完全自由的利率市场化，它以发达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另一种是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模式，它是以比较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适度干预为前提，据此，程恩富教授建议中国应该根据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模式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利率市场化机制㉗。从历史经验来看，主权货币国家的基本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完全决定的，利率的市场化程度非常有限，完全自由的利率市场化是丧失货币主权或主权货币严重受损的结果，因此，程恩富教授的建议对中国是有益的，这与新自由主义者提倡有害于中国经济的利率市场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必须坚决抛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的幻想。欧元就是前车之鉴，欧元危机彻底地否定了罗伯特·蒙代尔建立 “亚洲单一货币”的幻想。“一个国家、一种货币” 是现代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国家法定货币制度下，国家财政问题的本质在于能否垄断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欧盟各国来说，欧元实质上是外国货币，欧盟各国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扩大政府开支只能增加税收或借债，存在着债务违约和国家破产的制度性根源，而欧盟中央银行发行的只是交换媒介，没有财政功能。要解决欧元内在的危机，欧元区就必须统一各国的财政，变成一个国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和各自利益的不同诉求使其不可能实现财政统一。如果欧元区不能统一其财政并成为一个国家，间歇性的动乱将不可避免，直到欧元最后消失。所谓国家，就是在一个区域提供公共福利的制度，在国家法定货币的时代，作为货币发行垄断权的国家财政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缺乏这种能力就无法为所有国民提供公共福利㉘。因此，抛弃货币联盟的幻想，通过建立人民币货币区实现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实际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研究。①参见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兼论“三控型民族经济”与对半式双赢》（载《财经研究》，2000年第10期）。③参见程恩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优势--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载《文汇报》，2005年6月12日）。④参见程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下）》（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⑤参见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 Powerpara-dox:how the extension of US in frastructural power abroad diminish esstate capacity athome(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8,25（6）:779－810）。⑥参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https:// www.yidianzixun.com/article/ 0O5msJqy）。⑦参见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⑧参见廖子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⑨参见任仲平：《让和平永驻人间--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28日，第1版）。⑩参见贾根良：《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贾根良教授访谈录》（载《管理学刊》，2015年第2期）。⑪参见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⑫参见程恩富、陈泳：《对2014年新自由主义几个流行观点的批驳》（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30期）。⑬参见程恩富：《“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载《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1期）。⑭参见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⑯参见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⑰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⑱参见程恩富、翟婵：《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综合竞争力》（载《光明日报》，2019年2月14日，第6版）。参见程恩富、周肇光：《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可能性探析》（载《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⑳参见程恩富、汪洪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若干策略》（载《国际金融报》，2006年7月6日，第6版）。㉒参见贾根良：《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大战略》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1/08/244246.html㉓参见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页）。㉔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㉕参见贾根良：《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12期）。㉖参见贾根良：《长期经济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长期前景与我国的重大抉择》（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1/08/244246.html）。㉘参见贾根良：《基于现代货币理论对欧美中的三个预言》（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9/07/405168.html）。
【作者简介】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经青年智库”-“马列书坊”，原刊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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